保护区之外，一门关于自然的“好生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作者：SSIR中文版

近年来，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biodiversity crisis）已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正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IPBES）所指出的，人类活动已影响地球多达75%的陆地面积，并可能导致多达一百万个物种面临灭绝风险。然而，尽管传统的保护工作多侧重于划定自然保护区——目前这些区域覆盖了约15%的陆地和3%的海洋——但保护行动同样需要关注人与自然系统共存的景观。在这些区域，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及社会变迁紧密交织。

这一点在非洲东部和南部尤为关键。在这里，塞伦盖蒂（Serengeti）、奥卡万戈三角洲（Okavango Delta）和卡拉哈里（Kalahari）等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生态系统，与人口不断增长、社会快速变迁的人类社区密不可分。当地农村生计高度依赖这些森林、渔业资源和草原生态系统，因此，有效且可持续的保护策略不仅要守护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还必须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创造经济发展机遇。

以肯尼亚为例，多达65%的野生动物分布在社区和私有土地上，而非政府设立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内；与此同时，野生动物旅游已成为该地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正如博茨瓦纳（Botswana）前总统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所言：“对于跟大象比邻而居的人们而言，大象应当成为一种福祉，而非负担。”

图表来源：Statista/Niall McCarthy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保护领域中不乏这样的项目：它们曾承诺让保护既能盈利，又能造福当地社区，但最终难以兑现。自20世纪80年代津巴布韦发起“篝火计划”（CAMPFIRE）以来——这一项目率先通过可持续利用和社区主导管理，为野生动物保护建立社区层面的激励机制——该地区持续为全球保护实践提供创新思路。

如今，事实表明这条道路是可行的：“保护型经济”（conservation economy）既能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又能保护并延续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财富。新一代非洲环保领域的创业者——如非洲领导力大学（African Leadership University）创始人、加纳人弗雷德·斯瓦尼克（Fred Swaniker）——正将“保护”重新定位为一个具有增长潜力的产业。正如斯瓦尼克所言：“我们需要挑战这样一种观念，即非洲非凡的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只是不断减少、需要被保护的资源。”他呼吁通过聚焦青年、创业与投资，推动保护事业的转型升级。

在非洲东部和南部（事实上在全球许多地区），创业型保护正在四个关键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创业型保护与可持续管理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在于野生动物、森林和渔业等资源往往由国家所有——无论是出于历史遗留因素还是制度安排——从而限制了当地社区的利用空间。地方产权薄弱或缺失，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和社区对这些资源的投资：当社区缺乏对野生动物和森林的使用、管理或主导权时，就难以形成长期保护的动力，反而更倾向于将土地转作其他用途，例如砍伐森林开垦农田。为社区层面的机构明确赋予自然资源权利，是实现更有效保护的重要基础，也是激发相关投资活力的关键前提。

纳米比亚充分展示了法律与政策调整所蕴含的转型潜力。它也是这类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20世纪90年代，在摆脱南非种族隔离统治、实现独立后不久，纳米比亚新政府推动建立由社区主导的“社区保护地”，并赋予其在野生动物管理与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广泛权利。此举旨在使农村社区重新获得对周边野生动物资源的管理与受益权。自1998年首批社区保护地设立以来，其数量不断增长，覆盖面积已超过1600万公顷，约占纳米比亚国土面积的20%。

这一制度创新推动了黑犀牛、大象和狮子等珍稀物种的恢复，也带动了旅游、狩猎以及本土植物采集等领域在社区保护地内的投资增长。如今，纳米比亚80多个社区保护地每年创造约1000万美元的收入，并为其国民经济累计带来超过6000万美元的净收益。

近年来，赞比亚也采取了类似举措，旨在确立当地社区对其广袤森林和林地的管理权，并通过激励机制促进资源的可持续保护。该国于2015年颁布的《国家森林法》使当地社区能够在其“习惯土地”（译者注：customary lands，指依据传统习俗而非正式法律确立的土地，由当地社区或原住民群体按照长期形成的习惯与社会规范共同管理和使用的土地）上获得森林管理权，并通过木材、蘑菇以及森林碳汇等林产品获取收入。这一法律框架为社会企业——如“生物碳合作伙伴”（BioCarbon Partners，BCP）——投资社区合作项目和森林保护计划奠定了基础。

自2015年以来，“生物碳合作伙伴”已协助当地社区在赞比亚最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卢安瓜河谷（Luangwa Valley）——建立了超过100万公顷的社区管理森林。通过社区执法与保护措施（例如制定禁止砍伐森林的地方性规定，并对非法采伐行为处以罚款）来提升森林管理水平，“生物碳合作伙伴”将该地区打造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信用项目之一。该项目不仅为当地社区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还可每年避免因森林砍伐和退化产生的约29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即使社区能够获得对其野生动物、森林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权利，它们仍需具备相应的能力，才能有效履行管理职责、建立商业伙伴关系，并规划资源的长期管理与开发。这通常意味着要克服数十年来遭受的边缘化，同时培养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的新能力。

例如，坦桑尼亚北部是非洲野生动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长期以来，当地社区既缺乏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相关权利，也缺少保护区管理和旅游开发方面的能力，因此难以从野生动物旅游业中获得应有的收益，而这一产业每年为坦桑尼亚创造逾20亿美元的收入。

如今，一家名为“响蜜䴕”（Honeyguide，响蜜䴕与人类及部分动物的合作行为是自然界中罕见的跨物种互利共生案例）的本土创业型组织正走在前列，致力于提升社区管理社区保护地（在坦桑尼亚称为“野生动物管理区”）的能力。这些区域通常位于国家公园周边。该组织帮助社区招募并培训专业的本地管理人员，建立规范的管理体系，提升社区旅游产品的市场推广能力，并加强旅游投资者与社区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核心目标是将社区保护地发展为具有长期可行性的经营项目，不仅能够覆盖管理成本——例如由社区巡护员承担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还能够为社区利益相关方持续创造增长性的收益。

伦迪伦野生动物管理区（Rendilen Wildlife Management Area）便是这一模式有效运作的典型案例。该区域为栖息在塔兰吉雷国家公园（Tarangire National Park）及其周边的约4,500头大象提供了关键的迁徙通道。“响蜜䴕”协助当地社区聘请并培训专业管理人员和巡护员，提升保护区的管理能力；同时优化旅游产品与市场推广，并通过多种措施减少大象进入周边农田的情况，从而缓解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2016年至2018年间，该地区的野生动物旅游收入增长了43%，超过20万美元。随着社区收入提升以及对保护工作的支持增强，过去三年中该地区未发生因偷猎导致的大象死亡事件。

基于自然的商业（nature-based businesses）通常需要两个关键方携手合作：一方面是与自然资源共生共存、并长期守护这些资源的农村社区；另一方面是能够提供资本、市场准入和运营专长的企业。双方即便存在沟通壁垒——无论是实际语言差异，还是理念认知隔阂——也能通过专业的中介机构牵线搭桥，建立有效合作关系。

以马达加斯加为例，保护型组织“艰巨的承诺”（译者注：Fanamby，马达加斯加语，其往往带有一种积极向上、不畏艰难的色彩）便与当地社区合作，通过旅游业和高附加值农产品等基于自然的商业，帮助社区改善生计。通过成立名为“林中园地”（译者注：Sahanala，象征着生态友好型农业）的社会企业，一家由11,000名马达加斯加农民组成的合作社，如今已成为这个岛国蓬勃发展的香草贸易中的重要参与者，为寻求供应链全程可追溯的国际大型采购商对接销售。将国际采购商与当地农户对接，能显著提高农户收益、改善农业生产方式；若与生态旅游等森林保护带来的其他收入来源相结合，还能减轻森林所受的压力，并提升保护成效。

保护类项目若要扩大影响力，亟需大幅增加投资。但要做到这一点，创投方必须充分认识到：搭建基于“社区-私营部门合作关系”的企业，往往成本高、且耗时费力。建立重视保护成效的合作关系、落实配套监管框架以及有效监测保护成果，这些环节都会增加项目开发成本、延长开发周期。

2016–2019年间，“森林合作伙伴关系”（Partnerships for Forests，致力于推动热带森林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项目，核心是动员私人资本投资于保护森林、赋能社区的可持续商业模式）在其总额约4.5亿美元的投资组合框架下，已在非洲投资并助力近20家基于自然的企业实现规模化发展，该项目的核心目标是撬动私人资本参与。这一模式在全球独树一帜：它专注发掘并推广能够从森林保护中产生稳定收入流的私营部门商业模式，培育具备投资价值的自然友好型企业类型，从而持续吸引私营部门投资。正如“粮食与土地利用联盟”在报告中指出，“森林合作伙伴关系”的实践凸显了三点关键经验：提供耐心且长期的资本；提升投资者对环境保护与基于自然商业的认知；以及将保护成效更有效地纳入企业收益评估体系。

以在埃塞俄比亚搭建野生森林咖啡价值链为例：该项目需帮助采购方充分认知这款咖啡的价值与可追溯性，以争取更高定价；通过森林覆盖保护面积、民生改善水平等硬指标量化价值；同时为各合作方提供过渡性过桥融资（译者注：bridging financing，一种短期融资方式，用于在获得长期资金或下一轮融资前，暂时填补资金缺口，以维持项目或企业的持续运作），用于搭建追溯体系与打造咖啡品牌，最终推动价值链的规模化发展。

为应对地球生态系统所面临的空前压力，全球保护工作亟需融入创业思维，强化跨界协作，并以实现规模化影响力为目标。有效的保护实践，应通过与当地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者与管理者建立伙伴关系，发展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可持续商业模式，为当地居民创造财富。政府、企业以及能够促成多方合作的本土创业组织，在推动这一模式落地过程中均发挥着关键作用。非洲新一代保护创业者的探索，为全球保护行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灵感。

扩大这些实践的规模与影响力，是破解生物多样性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共赢的关键。

注：本文内容源自2019年9月在卢旺达基加利举行的非洲领导力大学“环保事业大会”（African Leadership University’s Business of Conservation Conference）上关于扩大保护商业模式规模的专题研讨会。

弗雷德·尼尔森是“自然资源”（Maliasili，东非斯瓦希里语）的执行理事，该组织与多家先行的自然保护与自然资源组织合作，助力其扩大业务规模、提升社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