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NOWNESS现在 ，作者：猫三只
正在播出的《证言》（The Testements）改编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2019年的小说，却不是新的故事。
有时候，现实事件会让我们对作品的出版时间产生误解。比如《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发表之时，柏林墙还有四年才会倒塌。尽管小说出版之后很快就获得荣誉，也在1990年被拍成过电影，但它真正成为当代畅销书却是在2016年，也就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这导致很多人都有种“这是本新书”的错觉。
第二年，流媒体平台Hulu和米高梅联合推出了小说的电视剧版，当年就拿到了多个艾美奖和金球奖重要奖项，在那之后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口碑，直到去年第六季完结。
2019年，阿特伍德又写出了续作《证言》并获得了自己的第二个布克奖。它在4月8日作为独立的剧集开播，关于两位少女在基列国为培养未来妻子打造的精英学校里摸索前行。当人们还需要目睹“舞台C位变成了宝妈”这样的高校宣传语时，《证言》的时效性毋庸置疑。
证言（2026）
对于《使女的故事》读者或者电视剧版观众来说，这本书的创作背景可能已经是常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阿特伍德本人目睹了当时在罗马尼亚施行的强制生育和反堕胎政策，也了解过六十年代南美内战时期女性遭受过的暴力和性暴力；此外，纳粹德国时期的党卫军和集中营、冷战时期的苏联人和东欧人的生活，乃至更早的美国蓄奴制和南北战争、清教和基要派等等不同时代的保守宗教派别的传统，都成为了小说的一部分灵感或原型。也正因如此，她才会反复强调书中所写的所有细节“都是曾在历史上发生过的”。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2017）
不论是原著小说还是影视改编，《使女》和《证言》因为讲的是一个看起来不太远的未来的故事（出现危机的美国被极端原教旨主义男性神权国家“基列国”所取代，女性不仅被剥夺各种人身权利，还被根据价值和功能分配不同等级和职能），所以大部分时候都被放在反乌托邦科幻这个分类。但阿特伍德自己给出的看法是“悬疑/推理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以及“见证者文学”，因为两部小说都是由女性当事人的自述和记录组成的，起初是女主角一个人，后来变成了更年长和更年轻的一代。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2018）
这种类型界定上的分歧，几乎是所有以将来时讲述悲剧的作品面对的长久迷思：作家和导演在创作之初的本意往往更接近警告世人而不是预测未来，比如阿特伍德本人就说自己写的是“反预言”，即Antiprediction，换言之就是只要可以被描述和讨论，它就不会发生。
与此同时，人类又总是无法或者不愿想象未发生之事。《使女的故事》出版次年，《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就认为这本书“过于直白”、不够深刻，还有人觉得写得太偏执，这些评价很难不让人想起另一部因为特朗普当选而在美国忽然销量激增的小说《这不可能发生》（It Can't Happen Here），内容同样是一位政客在大萧条时期时利用民粹主义和媒体造势最终当选总统并逐步建立独裁政权，但这本书甚至是1935年出版的。可见总的来说，其实一直没有多少人太把这些警告当回事。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2018）
“太过悲观”“不合时宜”，所有在这个领域有点成就的作品早年得到的差评几乎都是如此，又或者是被当成单纯的类型作品，预言性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直到现实很快赶上这些作品里的情节。对已经得到上帝视角的我们来讲，很难不觉得前人的短视匪夷所思：这么明摆着的事都看不到吗？就像未来的人们一定也不能理解，今时今日的我们为何对前路毫无察觉，以至于一再重复同样的错误。
《使女》第一季首播是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后几个月，虚构与现实的互文让剧中使女的标志性造型（象征生育出血的红色罩袍，能遮住头脸的白色波奈特帽子）迅速成为极有辨识度的符号，从那之后的每一年都会出现在许多国家的街头运动中。
2020年10月，华盛顿的抗议者身着使女服反对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就在同一个月，波兰宪法法院颁布了进一步收紧堕胎政策的法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游行示威，使女装扮的抗议民众形象成为社交媒体的词条；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Roe v.Wade）在1973年关于妇女堕胎权合法性的判决（巴雷特也是促成推翻的保守派之一），红色的袍子又一次出现在了最高法院门外。
在这些事件之间，还穿插着MeToo运动和韦恩斯坦受审、爱泼斯坦被捕和案件文件的公开、塔利班在阿富汗的重新掌权、全球范围的疫情与隔离、俄乌战争、特朗普被裁定性侵、以伊冲突……以至于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一种感受：个体的好消息或许依然还有，但是自己所处的那个更广泛的群体的好消息，其实已经很久没发生了。
使女的故事第三季（2019）
作为从文学和影视当中走出来的文化产品，《使女》系列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说在这十年里已经成了当代女权主义的重要传播符号之一。新闻媒体将那些出现在线下的红色罩袍解读成一种成功的meme，《连线》杂志（Wired）和之后的某些流行文化观察，则把它们与电影《V字仇杀队》里的面具形象并举。这些互联网永生的方式，证明了它的生命力。
2019年（第三季上线那年），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Amanda Howell在论文里提出了“Gileadverse”（基列国宇宙）这个概念，她给这个词的定义是“由官方娱乐产品、粉丝创作和行动者们的表演组成的跨媒体故事世界”——这不难理解，我们对这两部小说的认识过程，确实是沿着“文字-影音-行动-讨论”的轨迹循环上升的。数字文化杂志Diggit的解释则要更浅显一些：“宇宙”是一种统称，因为它催生了现实中的抗议行动和组织。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平台上讲述，每个平台都有独特的贡献，最终会共同构成一种完整的体验。
使女的故事第三季（2019）
虽然所谓的跨媒体叙事在我们这里往往仅限于层出不穷的社会新闻，但反过来说，哪怕你并不太关心时事，只关心作品本身，其实一样有话题可以聊：2023年，美国弗吉尼亚州麦迪逊县学区委员会投票决定，在当地高中下架包括《使女》在内的21本书籍，理由是含有性明示内容。阿特伍德知道之后，在《大西洋月刊》写了一篇“Go Ahead and Ban My Book”（尽管禁我的书）来回应，在文中还列出了这个官方理由的种种荒谬和自相矛盾之处；因为在前一年，作家本人就已经参加过企鹅兰登书屋发起的“不可焚烧版《使女的故事》”的活动，共同抗议美国从那两年开始空前严厉的书籍审查和禁令，当时她已经82岁。
使女的故事第四季（2021）
毫无疑问，阿特伍德是赞成文艺创作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性的那一派，所以乐于表态且毫不避讳敏感话题，包括外界对这两本书的解读、自己在女性主义里的倾向，以及对宗教、强权和某些争议人物的看法，而且她经常以写文章来回应。在文字之外，电视剧的选角也有抓马之处：女主角Elisabeth Moss出生于一个科学教（山达基教）家庭，自己也从小就是信徒，虽然事件影响不大，但放在一起看难免幽默。
《使女》系列在这十年里引发过的争议远不止这些。有人批评作者借鉴了有色人种受到迫害和不公的历史，却在书中回避了种族问题；剧版《使女》也多次被质疑为了顺应市场制造了太多主角光环和个人英雄主义情节，背离了原著制造的真实感和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极权压迫。
但某种程度上，这些批评又引发了新的讨论：一些学术研究认为，剧版《使女》对涉及性和暴力的关键场面的处理，呈现了一种类似“女性凝视”（Feminist Gaze）的创新，它成功避开了男性视角的某几个常见问题（比如性化和癖好化），不呈现和停留其他任何多余的东西，“让观众只能看到她所看到的”。或许我们也可以认为，尽管改编之后的电视剧确实给了女主角更多重任，但至少做到了忠实于她的眼睛和她的感受，这种统一至少是值得赞许的。
使女的故事（1990）
回到类型片这个领域，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们还给出了更新奇的角度：剧版《使女》通过把原著的各种隐喻视觉化，制造了一种“优生恐怖”（Eugenic Horror）美学，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们把这部剧理解成广义上的恐怖片，那么女主角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那么刻板印象的“最后的女孩”（Final Girl，恐怖片经典理论之一，指经历追杀之后唯一幸存且战胜凶手的女性角色）。
在过去，这类人物的存在通常意味着恐怖片的底色依然是保守和规训的，因为最后的女孩基本都是那种拒绝烟酒毒品和性行为、道德感强、被迫反击的特色工具人，但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这个符合男性的标准（但有时又能吓到男性）的形象现在也有了新的塑造方式，那就是经历过创伤、（可能）有过性行为、主动反抗的、更复杂的女性，而剧中的女主角刚好符合这些要素——考虑到恐怖片这个类别还会一直存在下去，这当然不能算是坏事，至于原著作者和主创们是否真的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其实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使女的故事第四季（2021）
与虚构的基列国把一切都处理成无事发生不同，我们这个次元的变化确实是过于迅速和动荡了，迅速到大家几乎已经想不起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它是什么样子，也难怪剧集的完结季上线之后，不看好的声音反而比以前多了起来。
但仔细想想也不算奇怪，AI和短视频的强刺激，后真相时代的信息垃圾，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割裂和矛盾加深，这个时代的普通人，想把注意力长久放在任何一个事物上都是困难的，生存环境里需要分心和可以分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如非刻意记住，很难意识到变化是一点点产生的，就像《使女》原著里反复出现的、对曾经“正常”的生活的回忆：“人的适应性真是不可思议，只要有些许补偿，对什么都能习以为常”。尽管在网上传播更广的是剧中的另一句宣言“Don't let the bastards grind you down”（别让那些混蛋整垮你），但当下的我们更想听到哪一句，每个人的答案或许有极大分歧。
证言（2026）
很难想象，一部以政治悬疑和女性视角著称的小说，不仅伴随着作者和读者共同走过四十多年，带来无数有价值的话题和瞬间，还等来了成功的影视版和同样成功的续篇，与此同时，它还在持续收到现实的呼应。
去年阿特伍德在获得英国图书奖旗下“出版自由奖”的致辞里曾经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不记得文字本身曾受到过如此威胁”。一部作品叠加世人的态度，往往会诞生很多新的东西，唤起跨越代际的新的意识，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幸运。但幸运永远都是有时效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总会再有这样的作品，只是人类会不会再重复这样的历史，没有人能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