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食品内参 ，作者：不浪费读者时间的
某省一中部县城的商业主街、居民区与商业区交界处，曾有一家面积达到170平方米的量贩零食门店。90后青年王某在2023年初被企业裁员后，从一线城市回到老家开设，是该县城的第一家量贩零食店。
开业第一个月，王某的门店客单价远超周边的传统便利店和商超，消费者单次消费40-50元人民币成为常态，甚至出现单次消费100-200元人民币的情况。由于客流量大，这家仅需几名员工维持运转的门店，在当地创造了5名理货员的就业岗位，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收回了70多万元的初期投资成本。
然而，这种高增长并未持续。到了2023年底，在这条街方圆2公里的范围内，迅速新增了3家不同品牌的量贩零食店。伴随新店开业而来的是持续的价格折扣与市场份额争夺。2024年春节期间，原本是零食销售的旺季，王某的门店利润却出现明显下滑。最终，在市场极度饱和与利润率被严重压缩的双重压力下，王某于2024年上半年将门店转让。
王某的经历并非个案。在过去3年中，大量量贩零食企业依托资本支持或极低毛利的定价策略，在全国县域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门店扩张。几名员工运营的单间量贩零食门店，凭借其背后超20000家门店的规模采购优势，改变了传统快消品零售的定价体系，导致大量传统批发商与零售家庭（夫妻老婆店）退出市场。
2026年3月底，鸣鸣很忙发布2025年财报，宣告其正式“跑通”了万店财务模型。然而，超过660亿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极度依赖加盟商进货的收入结构，或许都象征着量贩零食赛道的底层逻辑正暴露出的渠道隐患。
建立在压缩供应链利润和转嫁经营风险基础之上的扩张，已经触及了其意料之外的边界。
瓦解与退出
在量贩零食业态进入之前，中国县域市场的快消零售体系主要由本土中小型商超和分布密集的个体便利店构成。这些零售终端的商品定价体系相对稳定，例如，知名品牌的饼干和糕点散称价格通常维持在每斤20至30元人民币的区间。
量贩零食店切入市场的核心策略是建立绝对的价格优势。门店通过直接对接生产厂商，剥离了传统商超系统中的进场费、条码费和陈列费。在终端售价上，量贩零食店的商品平均价格比传统线下超市同类产品低20%至25%。在部分品牌竞争激烈的区域，门店为争夺客流甚至会推出接近5折的极端折扣促销活动。
这种价格差异导致了消费者购买渠道的迅速转移。在县城主商业街上，密集分布着不同招牌的零食量贩店，单店的库存量单位（SKU）通常超过1000个，且以小克重、独立包装为主，允许消费者混搭称重。
面对客流的断崖式下跌，传统本土商超和个体便利店的应对空间极为有限。传统超市试图通过缩减零食陈列面积、增加日用百货和生鲜产品的比重来进行业务调整，但休闲零食作为传统商超的高频引流品类和高毛利品类，其销售额的流失直接导致了商超整体坪效的恶化。
对于抗风险能力更弱的个体经营者而言，其在商品丰富度和采购成本上完全无法与拥有数千个SKU的量贩零食店竞争，大量传统小卖部最终只能选择结业转行或彻底退出市场。
传统的零食供应链包含全国总代理、省级代理、市级代理以及县级分销商等多个层级。每个流通节点都需要留存一定的利润空间，以覆盖仓储、物流、人员及资金周转成本，这些层层叠加的成本最终反映在终端零售价格上。
鸣鸣很忙等量贩零售企业采用“工厂直连门店”的采购模式，直接与全国超过2500家食品生产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商品从工厂出库后，直接进入企业在全国布局的数十个仓配中心，随后配送至终端门店。这种模式实质上是对传统多级经销体系的物理性跨越。
截至2025年底，鸣鸣很忙全国门店总数达到21948家。庞大的门店基数赋予了企业对上游制造工厂极强的议价权。企业通过集中采购和联合工厂开发定制化产品，获取了极低的进货成本。这种采购模式导致，传统县级经销商从上一级代理商处获取的批发进货价格，往往高于量贩零食店面向消费者的终端零售价格。
在这种价格倒挂的常态下，县级经销商不仅丧失了价格竞争力，还面临着下游传统零售客户大量倒闭导致的订单流失。利润空间的消失和库存积压的增加，迫使大批县级批发经销商终止业务。
失衡的B面
2025年，量贩零食行业的双寡头鸣鸣很忙与万辰集团均发布了体量庞大的财务数据。然而，对这些财务报表进行深度数据挖掘，可以发现其高营收背后极低的利润率，以及收入结构的极端单一。
根据鸣鸣很忙2025年度业绩公告，其全年门店商品交易总额（GMV）为935.69亿元人民币，实现营业收入661.7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2%；净利润为23.29亿元人民币，经调整净利润为26.92亿元人民币。
而万辰集团2025年财报则显示，其量贩零食业务营业收入达到508.57亿元人民币，加回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后的净利润为25.33亿元人民币。
表面上看，百亿级别的营业收入和高增长率显示出强劲的商业扩张能力。但深入分析其利润率指标，量贩零食模式的低毛利特征十分明显。2025年，鸣鸣很忙的毛利率为9.8%；万辰集团量贩零食业务的毛利率为12.32%，净利率为4.98%。与传统线下实体超市通常在15%至20%的毛利率相比，量贩零食企业的利润空间极为狭窄。
更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其营业收入的来源结构。
鸣鸣很忙的财务数据显示，在其21948家门店中，自营门店占比仅为0.1%，其余均为加盟店。在公司的整体收入构成中，向加盟商销售商品所产生的批发供货收入占比高达99.2%。万辰集团的情况类似，其量贩零食业务营收中，批发供货收入占比同样超过97%。
不难看出，量贩零食集团的本质是一家面向加盟商的大型批发商。集团层面的营业收入在商品从总仓发往加盟商门店仓库时即已确认，而非在消费者最终购买时确认。这种模式将终端销售的不确定性、库存积压风险、门店租金以及人员运营成本，全部转移给了加盟商。
而集团的业绩增长，直接取决于是否能持续吸引新的加盟商开店，以及加盟商是否能持续进货。
事实上，从开店开始，加盟商就需要承担比较大的资金压力。
比如，开一家标准的量贩零食门店需要的资本支出。以某省县城的一位零食量贩店加盟商李某为例，根据品牌方规定，门店门头宽度需达到12米，面积需达到150平方米，且必须选址在单日人流量大于5万人的核心商圈。在不计算高昂的商铺转让费和长期租金的前提下，仅加盟费、装修成本及首批进货费用，整体前期投资就达到55万至60万元人民币。
其中，首批进货成本会占用大量资金。品牌方通常要求首次进货量达到18万至25万元人民币的规模。门店开业后，品牌方提供的SKU清单高达数千个，但在实际经营中，热销单品往往高度集中（如低价的矿泉水、知名品牌饮料等），大量长尾商品销售缓慢，导致加盟商面临严重的库存积压和资金难盘活的问题。
李某在开店近一年后发现，自己在备货上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多，资金周转率不断下降。
加盟商的“苦”
更严峻的是，加盟商不仅要面对库存和资金压力，还要面对同类的“内卷”、竞争。
随着同一区域内门店数量的增加，单店客流量被严重分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加盟商的毛利率被不断压缩。部分加盟商表示，原本品牌方承诺的一年内回本周期已经无法实现，甚至连维持日常运营成本都变得困难。
门店盈利能力的下降直接反映在闭店率上。
行业数据显示，量贩零食品牌在不同区域市场的关店数量正在上升。当加盟商发现长期无法盈利且资金链承压时，选择提前转让或关闭门店成为必然，这进一步印证了通过不断开店来维持集团营收高增长的模式缺乏长期可持续性。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在于，量贩零食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在极低的产品售价上。为了在剔除物流、仓储和运营成本后仍能保持渠道差价，企业必须不断压低上游生产厂商的供货价格。当采购价格被压缩至生产成本的临界点时，大规模引入白牌商品和代工厂贴牌产品也会成为必然选择。
目前，量贩零食门店在售的数千个SKU中，有相当高比例是由不知名小微食品企业生产的代工产品。小微企业在质量检验标准、生产工艺设备以及品控投入上存在客观限制。在极低的供货价格要求下，供应商为了维持微薄的利润，存在降低原材料标准或简化生产工艺的风险。
这种对成本的极致压缩，最终在终端消费市场引发了食品安全问题。
具体的行政处罚和客诉案例证实了品控体系的漏洞。某市的一名消费者反映，其子女在饮用从某零食量贩店购买的某品牌益生元西梅纤维果饮后，出现严重腹泻症状，被医院诊断为肠炎。在某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的常态化食品抽检中，一家零食量贩店门店销售的开口松子，被检测出过氧化值（以脂肪计）达到1.2克/100克，严重超标，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于零售企业而言，庞大的SKU数量与松散的加盟店管理模式形成了巨大的管理冲突。总部难以对数千种代工商品进行全批次的严格溯源检验，也难以完全约束数万家独立核算的加盟门店在仓储条件和临期食品处理上的规范性。
财务报表上的营收高增长，掩盖不了单店盈利能力下降和加盟商生存空间承压的现实；万店规模的市场占有率，也无法抵消反垄断监管趋严和合规性要求提升带来的经营阻力。量贩零食企业亟须从单纯的网点扩张，转向真实的供应链效率提升与产品研发，建立健康的商业准则与质量防线。
严格意义上，这种对基层零售网络结构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无序扩张，或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