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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与巴基斯坦针对中东局势提出五点倡议，为恢复地区和平提供了建设性参考。中国重视培养地区国家的主人翁意识，避免将地区安全“外包”给外部大国。中国调解外交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与道义层面，而非美国那样主要依靠军事手段。事实证明，军事同盟并不能使地区更安全。五点倡议虽无硬性执行框架，但回归了十年前伊核协议的初心，强调平衡满足各方核心利益诉求。中国的调解实践彰显了大国外交的智慧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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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近日，美国和伊朗代表在巴基斯坦举行谈判，但双方分歧明显，未能达成协议。随着两周的临时停火期限过半，推动各方尽快回到谈判桌前成为国际社会缓解中东局势紧张、避免冲突升级的紧迫任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化解争端，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
3月31日，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战争一个月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到访北京。彼时巴基斯坦刚刚在伊斯兰堡就中东局势同沙特、土耳其和埃及举行了四方外长会谈。中巴发表了关于中东局势的五点倡议，提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尽快开启和谈、确保非军事目标安全、确保航道安全以及确保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地位。
对此，国际分析评价各不相同。积极评价认为，这既体现了中巴之间高度互信，五点倡议则是世界主要大国首次提出最为清晰的结束战争的结构方案。消极评价则认为，五点倡议停留在政治性表态，缺乏执行机制和硬性保障。笔者认为，中巴外长北京会谈和五点倡议，是中国调解外交实践特色日渐形成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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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巴基斯坦成为美伊之间重要调解人，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中东地区调解进程中被边缘化。相反，中国积极支持地区国家培养“地区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意识，有助于中国在多边主义基础上实现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力的新型大国调解外交模式。巴基斯坦地理上与伊朗相邻，同时和沙特签订了安全协议，又和美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作为大中东地区的一员，巴基斯坦对于地区稳定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上述独特的优势也让其在缓局降温和促进和谈上发挥重要作用。
过去几十年，中东地区并不缺乏调解的努力，但外部大国依靠硬实力促成的调解成果难以长久持续，相继失败。这不仅是因为某些外部大国经常偏袒一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本地区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将自身安全“外包”给外部大国，缺乏将自己作为“地区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的主人翁意识。
近年来，中东国家日益意识到这种“外包式”的地区秩序越来越不可持续，阿曼、卡塔尔、阿联酋等海湾国家都积极倡导和推动调解外交。2023年沙特和伊朗在北京达成和解之前，双方已经有了和解的强烈愿望，阿曼和伊拉克等地区国家也已经做出很多的调解努力，并且得到海湾国家的支持。因此，这既是一次中国主导的斡旋实践，也是中国顺势而为与各国协调，双多边多轨道并进的成功调解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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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调解外交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纽带与道义合法性上。为什么巴基斯坦外长选择第一时间到北京进行战略沟通？除了中巴“铁杆”的传统友好关系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任何调解外交都需要世界性大国的支持，而这个世界性大国必须既具有道义合法性，又具有实际影响力。
道义层面，中国在伊朗战事爆发之初就明确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相比之下，欧盟发表声明谴责伊朗13次，但却没有提及美以。
影响力层面，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纽带上。双边角度看，中国是伊朗以及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科威特、伊拉克等几乎所有海湾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沙特是中国在中东的最大贸易伙伴。多边角度看，2024年中国首次同阿拉伯国家集体举行领导人峰会，2025年中国还与东盟、海合会举行了首次三方峰会。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地区一体化和与中国的经贸和物流联系。
与此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军事同盟、军事基地驻军和军售军援网络上。美国在巴林、阿联酋、卡塔尔、沙特、科威特等地都有驻军，然而此次伊朗危机给海湾国家的一个教训正是：军事同盟网络并没有让它们获得真正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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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巴五点倡议诚然没有硬性执行框架，但指明了回归10年前伊朗核问题国际调解外交的根本指导性原则。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10年前的2016年1月，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核协议”）生效，其中规定了相当明确和平衡的具体执行机制。2015年7月，经过艰苦长期的谈判，伊朗与美中俄法英这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德国和欧盟达成了这个协议，并经联合国安理会2331号决议核可，具有国际法效力。伊核协议的核心是伊朗承诺仅和平利用核能的，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为严格的核查机制；相应的，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和欧洲）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2016-2018年，伊朗遵守了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也确认伊朗履约。然而，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协议并且恢复对伊制裁，伊朗也减少了履约。因此，当前解决中东危局和结束伊朗战事的关键，并不是建立什么新的硬性框架，而是回到10年前达成伊核协议的初心。
伊核协议本质上体现了调解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平衡满足冲突各方的核心利益诉求。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之所以能够和伊朗达成这个协议，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核心利益是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而伊朗的核心利益是保持政权稳定。中东地区的调解外交关键在于重新建立共识性的认知基础，即必须聚焦双方的核心利益，而不是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调解外交在实践上已经有很大突破，2023年促成历史性的沙伊关系正常化，2024年成功调解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和解，以及2025年在香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调解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国际调解院。
此次伊朗危机爆发后，国际上对于中国在调解中东困局上发挥作用的期待也很高。此次围绕伊朗战事和中国角色的国际讨论，本质上也体现了对中国积极介入全球热点问题和中国方案的高度期待。
从此次伊朗的案例来看，中国调解外交已经显现出以下三个核心特点：一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共同形成调解外交合力，而不是单方面依靠中国自身力量。二是中国调解的影响力主要依靠经济纽带和道义合法性的共振，而不是军力投射和武力施压。三是中国调解外交的主要方式是改变各方对于战略格局、具体利益和自我作用的认知动态，而不是单纯的力量对比和利益分布。
本文英文版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英文版标题为"Moral legitimacy,practical influence"，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