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不懂经 ,作者:不懂经也叔的Rust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1970年代德黑兰的老照片。迷你裙,比基尼,公园里穿喇叭裤接吻的情侣,看起来像巴黎。而1979年革命之后,德黑兰变成了另一个世纪。
美国著名作家、《第二座山》的作者大卫·布鲁克斯在《大西洋月刊》最新的封面长文里,用这张照片当引子,点明了很多人隐约感受到的变化:不只是德黑兰,整个世界都在倒着走。
人类文明的历史好像正在集体倒退,反动派正在接管世界。
年轻美国人涌进东正教教堂。社交媒体上最火的女性形象是tradwife——传统妻子,给丈夫和五个孩子烤饼干。美国卫生部长不信疫苗。特朗普"像一个16世纪的欧洲王子",把总统职位变成私人领地。1999年人们觉得未来属于欧盟和WTO,现在回到了19世纪式的大国博弈。连门罗主义都复活了。
布鲁克斯说:
数十亿人看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然后大喊:停下来!
这不是边缘人群的情绪,这是全球性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口号为什么有力?因为它的关键词不是"伟大",是"再次"。它卖的是怀旧。而怀旧这个东西,一旦被政治化,就变成了武器。
而且怀旧是有品种的。
布鲁克斯做了个精妙的分类:你想回到哪个时代,就暴露了你是哪种反动派。MAGA男想回罗马帝国,"那时男人才是男人"。神权主义者想回中世纪,"那时男人是修士"。美国右翼想回1950年代:男人上班女人持家,白人至上,教堂爆满,电视上放《Leave It to Beaver》。左翼呢?也怀旧,只不过怀的是那个年代的工会和制造业,或者更远一点,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所有人都在往回看,区别只是看向哪个方向的过去。
不过,人类文明的倒退从来不是什么罕见的异常。意大利文艺复兴本身就是一次"回到古希腊罗马"的运动。中世纪的中亚曾是全球最先进的地区,然后落后了。明朝中国主动停止了远洋探索。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崇拜,直接催生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激情反扑;19世纪的工业化浪潮,又催生了约翰·拉斯金领导的新哥特式反动——他们歌颂前机器时代的生活。
历史从来不是单行道,进步不是默认设置。人们常说,历史的进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那么,在这个反动的时代,要适应并更好地生存,你也许最好调整下自己的意志。
大事正在发生,但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
尖峰报告:稳定币到底是一场怎样的财富大转移?
一条百年暗流
在这篇文章中,布鲁克斯不只是对现象的罗列,而是做了一次思想考古。他指出,今天全球的反动浪潮不是一群愤怒的人在瞎闹,背后有一条清晰的知识脉络,延续了一百多年。如果你不了解这条脉络,你就看不懂今天正在发生的事。
起点是斯宾格勒。1918年,一战还没打完,这个德国人就出版了《西方的没落》。核心论点简单粗暴:文明是有机体,会生长,会衰老,会死。西方文明他称之为"浮士德式的"——个人主义、扩张性、贪婪、永不满足。但它已经进入晚期。晚期的症状是:帝国主义、物质主义、技术统治、原子化的大众、煽动家上台。他管这叫"凯撒主义"。
城市化和工业增长制造出大量失根的个体,他们容易被煽动家操纵。金融权力集中在非人格化的机构里,削弱了旧精英。大规模官僚体制导致权力集中。危机来临时,人们渴望决断性的权威。
一百年后再看这段描述,你很难说他完全说错了。
第二个人物是法国神秘主义者盖农。杜金——就是给普京提供理论弹药的那个俄罗斯思想家——说过一句话:"盖农之于传统主义,就像马克思之于共产主义。"盖农不搞政治,他搞形而上学。他认为所有宗教都是通往同一个宇宙真理的不同入口,而现代文明把这扇门关上了。我们活在印度教所说的"迦利时代",堕落的末世。
盖农给现代文明的精神死寂起了个名字,叫"量"(quantity)。在他1945年的书《量的统治与时代的征兆》里,他说:在这个"进步的物质化"阶段,只有能被计数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
盖农对现代科学有一个比喻,是整篇文章里我最喜欢的段落:
现代科学家就像一个研究交响乐团运作方式的人,却没有听到音乐的能力,甚至不知道音乐的存在。他能描述的只是弓在弦上的摩擦和空气流过管乐器的过程。他的理论把他正在观察的东西搞得一团糟,让读者陷入一个平淡、没有灵魂的零散事实的领域。
注意,他不是说科学错了。他说科学是聋的。它能测量一切,但听不见任何东西。
盖农晚年皈依了苏菲派伊斯兰,移居开罗,娶了一位埃及女人,1951年在那里去世。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传统主义者的行动宣言:离开现代西方,回到他认为更接近精神真理的地方。
第三个人物是意大利人埃沃拉。他把盖农的玄学变成了政治纲领:反平等,反自由,反民主,支持君主制和种族等级制。1934年他出版了《反叛现代世界》。墨索里尼是他粉丝,但埃沃拉嫌法西斯主义还不够反动——"接受了太多现代世界的东西"。他要的是一个"主人种族"领导的"来自深处的反叛"。因为精神上已经堕落的人无法建造高贵的社会,只有那些生命朝向精神卓越的人才能做到。
匈牙利极右政治家沃纳·加博尔在2012年一本名为《右翼青年手册》的文集序言里,称埃沃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今天很多人看欧洲极右政党,看到的是伪装的冲锋队。但那些政党看自己,是在守护灵魂最高层次的精神先锋。
这条线一直延伸到今天。杜金把传统主义嫁接到俄罗斯帝国野心上,为普京的乌克兰战争提供理论支撑。欧尔班公开拥抱"非自由民主"。班农在梵蒂冈会议上引用埃沃拉。万斯进了白宫。
有意思的是,这不只是右翼的事。英国作家金斯诺斯从激进左翼环保主义者变成了东正教传统主义者。他管现代生活叫"机器"(the Machine),是资本主义、技术官僚社会的总和。他写自己走进超市时的感受:
我看到了这种获取食物方式的彻底不自然——在这个巨大的金属盒子里,沿着笔直的、日光灯照亮的塑料货架游荡,而不是从森林地面上采蘑菇。
金斯诺斯还引用了温德尔·贝里的一句话:"世界的下一次大分裂,将发生在那些希望作为生命体活着的人和那些希望作为机器活着的人之间。"
左翼和右翼的传统主义者,在一个点上完全一致:现代性出了大问题。他们只是对"哪里出了问题"和"该怪谁"有不同意见。这种跨越左右的共识,本身就值得认真对待。
诸神的黄昏:爱泼斯坦、西方道德内爆与全球秩序的裂变(深度重磅)
“黑天鹅”之父: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
为长期动荡做准备,我们熟知的世界已经结束了
空虚是真实的:现代人真的有家吗?
布鲁克斯这篇文章最诚实的地方,是他没有站在进步主义的高地上俯视这些人。他说:他们的诊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的。
这需要一点勇气才能说出口。
二战之后,西方文明做了一个集体决定:正是对国家、种族、意识形态的强烈忠诚导致了那场浩劫,所以我们要建设一种"开放"的文化,即道德相对主义,个人选择至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自由派要生活方式的自由,保守派要经济自由,但底层逻辑一样:别管我。
《第一事务》杂志编辑雷诺把这个逻辑总结得很到位:
战后思想家得出了一个根本结论:凡是强烈的东西——强烈的爱和强烈的真理——都通向压迫,而自由和繁荣需要弱的爱和弱的真理来统治。
弱的爱,弱的真理。这六个字耐人寻味。
这种"开放"文化是跨党派的。雷诺观察到,自由派相信生活方式的自由,保守派相信经济自由,但他们都相信个人选择的至高无上。结果是一种奇特的共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没有人有权利告诉别人什么是对的。
结果呢?无限的开放没有通向自由个体的天堂。它通向了社会纽带的松弛,虚无主义的蔓延,用消费填补精神空洞。用雷诺的话说,它导向了"溶解、瓦解和去巩固"。"无法确认我们共同的爱,我们就无法确认公共利益。"
传统主义者还提出了一个让进步主义者不舒服的问题:现代人真的有家吗?
现代性的主旋律是自由:你可以去任何地方上大学,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冲浪。但传统主义者说,这导向了一种漫无目的、转瞬即逝的生活。
文学教授艾伦·诺布尔写道:"现代人同时属于任何地方,又不属于任何地方。"这样的人永远在采样体验,却没有根。
进步派说美国有住房危机。传统主义者反驳:美国真正的危机是家园危机。有房子不等于有家。
布鲁克斯自己也承认:
自由是好的,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自由就毫无意义。我们现代的个人主义文化陷入了一种信念:个人有能力自己发明道德。没有任何历史证据支持这种信念。
然后他问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
一个文明得病到什么程度,才会不把自己的智慧和意义之源传递给下一代?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每天都在目睹。1987年斯坦福大学的进步学生喊"嘿嘿,嗬嗬,西方文化滚蛋吧",他们觉得既然西方文明产生了殖民主义,那整个传统都该扔进垃圾桶。但布鲁克斯认为更大的原因其实更平庸:好几代人决定,最值得学的东西是能帮你赚钱的东西。人文学科就这么萎缩了。
识字率在惊人地下降,思维能力在退化,孤独成了流行病。很多人不理解自己,也不理解彼此。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从另一个角度说了类似的事:现代人不再被外部权威压迫,而是被内化的绩效逻辑自我剥削。抑郁和倦怠不是系统的故障,是系统的产物。传统主义者感受到的那种空虚,不是因为我们太不自由,而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太多没有方向的自由。
自由本身不生产意义。这是现代性最大的bug。传统主义者至少看见了这个bug,哪怕他们给出的补丁是错的。
AI2028-AI2027-AI2026:巨变倒计时与普通人自救指南
AI时代的风险是锁死,2026年打工人更应该马上开始创业
但人们怀旧的黄金时代从未存在过
传统主义者的诊断有道理,但”回到过去”的药方却是毒药。布鲁克斯的批判同样毫不留情。
首先,他们怀念的那个”过去”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1950年代的美国?种族隔离,性别压迫,同性恋被当作精神病。布鲁克斯回顾了过去70年:种族隔离被削减,数十亿女性获得了更平等的机会,殖民主义被否定,全球贫困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少。我们甚至立法保护动物免受虐待。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花了十年时间收集数据,证明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生活变得更和平、更富裕、更舒适、更快乐、更长寿。
传统主义者口中”道德腐烂”的这70年,恰恰是人类关怀圈不断扩大的70年。
怀旧的吊诡之处在于:你怀念的那个时代,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是噩梦。
其次,传统主义者扭曲了历史。
他们讲述的故事是:曾经有一个美好的时代,人们扎根土地,被信仰包裹,然后民主、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这些”非人化的力量”毁掉了一切。但布鲁克斯指出,犹太教和基督教本身就不是与现代性对立的。
恰恰相反,它们提供了启蒙运动后现代性的很多基础规则:所有人在道德上平等;尊重个人良知;历史沿线性方向前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耶稣本人根本不是一个维护现状的人,他是一个把当时社会所有权力结构颠覆了的犹太激进分子。
更根本的问题是:传统主义者在追求一个”一元论的梦想”,一个所有碎片都整齐拼合在一起的社会。但人类珍视的价值从来不会整齐地拼合在一起。安全感与探索欲,归属感与自主性,稳定与创新,这些张力永远存在,永远无法消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宁静的栖息地,以后也不会有。
传统主义一旦进入政治实践,几乎必然走向威权。从埃沃拉的”主人种族”到欧尔班的”非自由民主”,从杜金的欧亚帝国到特朗普的行政扩权,传统主义者声称要恢复精神秩序,实际做的是用政治权力填补精神空洞。但精神复兴不可能通过政治手段实现。你不能用行政命令让人相信上帝。你不能用国家权力强制制造意义。
最根本的问题是:传统主义是一种减法思维。它擅长说”不”——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一切都在变差——但它说不出”要什么”。右翼播客主持人马特·沃尔什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基本上都在变差”。好,然后呢?除了愤怒和怀旧,你还能给出什么?
斯韦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里区分过两种怀旧:一种是”修复性怀旧”,真的想回去,想重建失落的家园,这种怀旧几乎总是通向民族主义和威权;另一种是”反思性怀旧”,承认失落本身,在对过去的沉思中理解当下,但不试图倒转时钟。
传统主义运动的危险,恰恰在于它几乎总是第一种:它不是在反思过去,而是在试图复活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过去。
你用AI追踪了5000个牛人,但你的世界在变窄
稳定工作体面退休的时代,正不可逆转地走向彻底的终结!
我们需要一场新的人文复兴
那出路在哪?
布鲁克斯的回答不算新鲜,但在这个语境下说出来,有一种朴素的力量:我们需要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一场人文主义复兴。
他先承认了传统主义者说对的那部分。人们确实需要根。现代性的自由让人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但这种自由也让人失去了被深深了解、被深深爱着的可能——那种只有在一个地方长期扎根才能获得的东西。
传统主义者说的"社会契约"有它真实的价值:我们不是生在虚空里的,我们生在特定的家庭、特定的社区、特定的信仰传统里。你的生命通过一条巨大的纽带链,连接着你的祖先和你的后代。
人们也确实需要某种超越性。韦伯说的"铁笼"——理性主义和官僚体制构成的祛魅世界——是真实的。当一切都被效率和数据衡量,当行为经济学家用相关系数告诉你怎么经营婚姻,当《米德尔马契》被认为不如一篇管理学论文有用,某种东西确实死掉了。
但布鲁克斯的核心论点是:传统主义者把正确的诊断和错误的药方捆绑在了一起。
他认为,传统不是需要回归的东西,而是每一代人需要带着往前走的遗产。莎士比亚、杰斐逊、林肯都不是虔诚的教徒,但他们都深谙《圣经》。问题不在于传统过时了,而在于我们在追求个人自主的路上,把跟传统的连接线给拔了。
我们科学上和技术上进步了,但忘记了传统主义者理解的一件事:人们从传统内部吸收他们的道德价值观、目的感和生活方式。西方道德传统最重要的文本是《圣经》。第二重要的是我们称之为人文主义的那个传统,来自全球各地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伟大小说、绘画、诗歌、戏剧、历史和哲学论著。
在我们追求自主的冲动中,我们没能把这些道德智慧的源泉从一代传给下一代。个人主义的精神让我们与自己的传统切断了联系:我们太专注于个体自我,以至于无法欣赏那个每个自我都在其中游泳的、延续了数千年的对话。
布鲁克斯呼吁在学校、大学和文化中,重新聚焦那些根本问题:我的目的是什么?下一代应该如何生活?美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怎么建立真正的友谊?我对配偶、社区、国家负有什么责任?
这些问题听起来老派。但恰恰是现代人最缺乏回答能力的问题。
文章最后引用了历史学家拉什的一句话。拉什自认为是左翼,但因为他对社区、扎根感和传统家庭的珍视,常被传统主义者引用。他写道:
民粹主义传统并不能为现代世界的所有弊病提供万灵药。它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
传统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答案不在身后。
为什么聪明人正在纷纷逃离社交媒体?
你已经不再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存在了
布鲁克斯这篇文章让我想到一个更大的悖论:传统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其实共享着同一种焦虑,即对意义丧失的恐惧,对共同体瓦解的恐惧,对"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失去答案的恐惧。他们的分歧不在于诊断,而在于方向:一个往后看,一个往前看。
但也许这个"前/后"的框架本身就是个陷阱。
传统主义者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实的,孤独、空虚、意义的丧失。但他们开出的药方,是用国家权力强制恢复一个想象中的黄金时代。这不是治疗,是另一种病。
真正的挑战,也许是这个时代最难的问题:怎么在一个祛魅的世界里重建意义,同时不交出自由?怎么重新接通与传统的联结,同时不把传统变成武器?怎么回答"我们是谁",同时不把这个答案变成排斥"他们"的理由?
没有人有现成的答案。但至少,我们可以从提出正确的问题开始。
而布鲁克斯这篇文章,是一次认真提问的尝试。【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