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杨素秋
最近，“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在小红书走红。
这个词原本指古希腊英雄奥德赛在漫长归途中，找不到目标和方向的漂泊状态。现在，很多年轻人借此描述自己的迷茫：不上岸、不稳定、前路未知，但又不得不继续往前走。
这种状态与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悬浮”有异曲同工之处。在项飚看来，现代社会将个体置于高效率的系统中，个体被不断流动的关系裹挟，却无法建立稳定的连接与意义感，很容易陷入一种持续运转却难以沉思的状态：像蜂鸟一样高速振翅，却始终停在原地。
今天的文章，陕西科技大学的老师杨素秋将重读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分析“悬浮”着的年轻人，该如何慢慢落地。
01.
“附近”与“悬浮”
项飙是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之前他在牛津大学任教，从牛津到马普之后，他带领团队转向一个新的课题，叫“共同的焦虑”（Common Concerns），他们想在田野调查中研究当代人究竟在关心什么、焦虑什么，试图理解人们的迷茫与孤单，并发展出可以帮助大众解决困惑的方法。
2020年，项飙和吴琦的对话录《把自己作为方法》出版。这本书吸粉无数，从此，项飙频繁出现在各种视频和对谈节目中，成为公共话语空间里的风云人物。
这本书很受市场欢迎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年一些高校学者的话语和文章陷入自我指涉，叠床架屋，造成和大众之间的屏障。项飚不说晦涩的词，提出的概念有具体画面又能拓展到不同境遇，还谈的是正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事，大众就感到了吸引力。
《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中的访谈，在北京、牛津、温州三个城市展开。一开始，项飙主要谈自己的成长和求学，然后话题转到年轻人的“丧”，随后，他有一个建议，将个人经验问题化，也就是书名所提示的：把自己作为方法。
在书中，项飚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附近”，另外一个是“悬浮”。
项飙指出，我们的附近在消失。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火车发明以后，马车渐渐成为古董，越来越多人涌向外地，大城市集结了许多陌生人，人们和附近的关系没那么紧密。
在乡土中国，过去有张家村、王家村。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城市化进程加速，但是还有家属院这样的存在。我小时候就有这样的经验，那时候都住平房，父亲上课的时候把我放在家里，门开着。我只有两三岁，如果啼哭，对门或者隔壁的某个老师就会过来照看我。
这种事情在2020年代的城市里已经难以想象了。
大家每天都会接触不同的快递员、外卖员，也可能在门口放个小凳子，做物品的交接，避免见面的寒暄。在地铁里，一天遇见的陌生人比一百年前某个人一生遇见的可能都要多。在工位上，大家戴着耳机敲打键盘，好几个月都可以不和同事说话。回到家，合租的舍友商量水电费，一门之隔也依然使用微信，避免开门交谈。
这就是附近的消失。
伴随着外界的消散，现代人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人选择断亲，拒绝恋爱，害怕进入复杂的、需要包容差异的关系。
这样的生活方式背负着时代的咒语。如果工作仅仅需要对系统负责，并不需要跟同事进行密切合作，那么，疏离的人际关系就变成一个人的舒适区。
项飙认为，这种陌生化是一种结构性的。因为供应链经济依赖的是流动和效率，而不是人和人之间稳定的劳动关系，人和人之间的连接就会越来越稀薄，甚至充满防备。
现代生活的逻辑是，有麻烦就避免，就像网购最受欢迎之处是，不满意就退款。
但是，近距离关系的应对，是否也要采取“有麻烦，就避免”的方式？比如和某些麻烦亲戚全面断绝关系，或者用“不满意就退款”的习惯去审视恋人，如果对方有一点瑕疵，就果断“退货”？
切断，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应对方式，但项飙看来，这不是一种应该鼓励的应对方式，因为人类社会不是靠一次次的切断来进步的。
项飙提出，要积极建设我们的附近，去跟一个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热情的邻居打招呼，在这一刻，个体就闪烁了自己的主体性，而这是重构生活微观世界的前提。
项飚提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是悬浮。
一开始，他是在说自己此前的一种状态，就像蜂鸟不断地迅速地振翅，才能让自己悬浮在空中。那是2014年，项飙出国多年以后，第一次接受国内媒体访谈。当时他在牛津大学执教，要持续发表学术作品，以获得周围人的认可，但他一直没有扎根的感觉。
他说，这个悬浮的概念可以延伸到许多人的生活当中去。比如工厂的流水线，比如一年换5份、10份工作，不断地辞职跳槽……当一个人在悬浮的时候，很难沉思。
回到大工业生产的语境中来理解，人为什么会悬浮。比如你有一个好朋友，她很喜欢泰迪熊玩具。想要给她做一只泰迪熊，首先需要去寻找漂亮的布料。接下来在网上寻找教程，摸索着剪一个纸样，慢慢把泰迪熊的手脚、鼻子、眼睛缝起来。然后再买一些松软的棉花填充进去，最后把它放进盒子里，打一个缎带蝴蝶结，送给好朋友。
这个过程中，你实践了一只泰迪熊的完整生产过程。所以你对泰迪熊赋予的情感很深厚，你的好朋友收到它一定也非常感念。
换一个语境，如果你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同样在制作泰迪熊。你每天的工序只有一个，就是拿一个夹子往空荡荡的泰迪熊肚子里塞棉花，每天的任务是塞满1000只。大工业生产把制造过程切分成很多个环节，个体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需要不断地重复一个动作。那么，一个工人对这只泰迪熊还会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吗？
切分，带来的最大优势就是高效，但却磨损了性情，让大家对于手中的产品比较冷淡。
工人像蜂鸟快速震动翅膀那样，不停地往泰迪熊的肚子里争分夺秒地塞棉花，然而情感却是淡漠的，这就是悬浮。
学生拼命地刷题、刷卷子，然而对于知识本身失去了兴趣，这也是悬浮。
02.
学会叙述、学会间隔、学会认得
针对上述问题，项飙给出不少建议，最重要的几条是学会叙述、学会间隔、学会认得。
项飙曾经在跟陈嘉映的对谈中说：“把自己作为方法，重点不是自己，而是方法。认识世界是需要方法的，如果你只有片段，是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连贯的叙述的。”
大家周围的世界太碎片化，如果能向四周延伸出脉络，把零散的小点连缀起来，吐丝结网，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的位置更稳固了一些。
项飙提倡一种方法，是乡绅式的方法，就是对周遭非常熟悉，有独特的见解，世事练达皆文章的那种乡绅。
这种乡绅式的方法在城市里也适用，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周围的关系为切口。比如说寻找搭子的时候，可以仔细想想，自己跟这些搭子是怎么认识的？现在这种关系可以更近一点，或者更远一点吗？搭子是你内心对于稳定性的强调，还是对于边界感的保护？
或者买菜做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楼下菜店的菜是从哪进的？不同商铺之间有什么样的竞争关系？谁更容易胜出？某一家胜出是因为选品独特，还是因为擅长和顾客交谈？附近有几家快递驿站，它们各自的风格是怎么样的？这十年来，驿站的取货方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跟顾客产生过矛盾吗？
在项飙看来，思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就是在培养叙述的能力。而叙述的能力就是一种凝聚的能力，帮助大家不再迷迷糊糊地在不同任务之间切换，而是建立了一种景深，一种纵深感，把碎片化的现象和横向的、纵向的、空间的、历史的因素连接起来，对事物的了解就会深刻一些。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周围的事都讲不清，那在讲远方的事情的时候，也肯定只能是套话。
普通人如此，许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也是这样，只是活在理论名词里。项飙作为一个学院派的研究者，特别反对那些活在理论名词里的知识分子。他赞赏反映老百姓生活的非虚构写作，直接写普通人的焦虑和矛盾，不是那种精英主义俯瞰，他觉得这非常可贵，比许多高校老师的所谓的论文产出还要重要。
项飚的另一条建议是，学会间隔。间隔是指跳出来，拉远一点看某件事情。
项飙曾经尖锐地说：“如今的教育系统正在批量地生产炮灰。”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家庭不能够制造和学校的间隔。
他认为，现在的很多学生除了睡眠和吃饭时间以外，所有的生活都被成绩至上的观念所覆盖。老师的教诲、父母的念叨、亲友的杂谈，都围绕着成绩。学校的各种横幅标语，考试前举行誓师动员大会、提供水果、糕点等等，是在用隆重的仪式感持续给考试制造神圣性。这些细节联手为学生制造着不进则退的焦虑和恐慌。
事实上，大家缺少一个空间跳出来，去反思这样的教育逻辑是否合理。北大的教育学学者林小英也持有类似观点，她用的词是“脱嵌”，嵌在链条里面太久，要脱出来。
成年人的生活还有可能被消费主义的逻辑影响。比如凭空多出的很多节日，是在用海报和广告宣示，有礼物才是合理的。在这些日子里，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礼物，可能感到失落，却没有跳出来想一想，这些失落从何而来？是外部制造的，还是本来就应该存在？
项飙指出，间隔，是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起源。没有间隔，就很容易被控制，卷到一个系统里面。有了间隔，自己的主体性生发出来，可能会产出一些东西。
最近几年，项飙又给年轻人提了一个建议，学会认得。
认得和认可不一样。认可是有一个确定的外在标准，达到了什么业绩，老板认可，达到了什么成绩，父母、学校认可等等。
身处系统当中，人往往被格式化。很多时候，一个人独特的生命力，他的幻想、趣味、小心思……都没有被鼓励或激赏。人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不配被爱，也不相信自己能够全身心地爱别人。
就像电影《志明与春娇》里，男主角一直想往马桶里放一块干冰，试试看会不会烟雾缭绕，像仙境一样。但是他之前的女朋友都嫌弃这个想法幼稚。后来，春娇觉得这个点子很好玩，帮他实现。两个人在云雾蒸腾的洗手间里开怀大笑。作为恋人，看见对方傻傻的念头，帮对方实现，哪怕这件事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无用，但是它就是很美好。人类需要这种无用但是美好的认得。
在现代社会里，认得比认可稀有。前者是理解，后者是评判。大家先要有意识地认得自己，保留自己旁逸斜出的枝条，再提醒自己去认得别人，去除表面的标签、职位、奖项，去欣赏活生生的对方的样子。我和某个人都不把对方当成工具人，外人不喜欢的地方，我喜欢，这是值得庆祝的认得时刻。
03.
项飙身上的“文学性”
项飙自己也感受过“认可与认得”的摩擦。十多年前，他在牛津做教授，想进行一个关于东北的学术研究，迟迟不能成型。他不确定研究应该按学术产业的标准来，还是回到活泼的乡绅风格。当时，他在周遭没有建立起一个认得的氛围，就想要去追求更远端的学术圈的认可。他在困惑中接受了“正午”的采访，突然收到大量读者的反馈和鼓励。他才发现，原来可以用这样的话语方式去与青年人交流。
项飙愿意暴露他过往的挣扎和纠结，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理论观点形成互文，这是他受欢迎的一大原因。
他二十多岁时在北京做浙江村课题研究，白天和村民们跑来跑去，为看到的新东西兴奋。但是晚上做笔记，却因为找不到理论模型而苦恼。三十岁，他在牛津大学做博士，有一个类似于开题报告的会议，他当时英文不好、理论储备也不够，两个教授为之震怒。过了不久，他去澳洲做关于印度IT从业者的研究，睡在有蟑螂的地板上，刻苦地搜集材料，但依然无法把理论和现实联系起来，痛苦不堪。
无论他怎么纠结，他没有完全向系统妥协，回到过分规矩、四平八稳的路上。他身上始终有乡野气息，不想被精致的理论所束缚，希望有喷薄而出的东西。每一次他能够柳暗花明，都是因为抛弃了学科崇拜，重新让真实的问题去牵着他走。
他在写论文的时候，身上有一种文学的影子，或者说文学的眼光。
在《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生活史》里，项飙原模原样记录了很多口语，比如浙江人与北京人互相看不上、在背后说闲话的有趣时刻。当时，在北京打工的浙江人嫌北京人不灵活，北京人则觉得浙江人土气。项飙作为一个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温州人，恰恰能同时获得两边的信任，两边都跟他吐槽对方，他有机会听到许多不加掩饰的话语，腔调很生动。
他的写法，是一种图景式的，要用细节一点一点堆叠，看到一幅丰富的画作，而不是浓缩成一个结论。他说：我不能够靠推演来生成我的深刻，而必须靠浸透。他在写作上不会故意正襟危坐，他经常提到自己的惊讶、欣喜、不耐烦等等。读他的学术论文，跟随着他的兴奋与惶惑，也就不那么枯燥。
这是项飙身上特别能与读者连接的部分，他没让理论捆扎住，还是非常鲜活的一个人。
从牛津到马普之后，项飙踏上另一条道路。当时他决定换一个科研单位，并不是为了做项目，而是一定要与当代人的感受发生直接连接，去研究共同的焦虑（common concerns）。
他直接指出当今某些学术话语的空洞和漂浮，以及学术界与年轻人缺乏交流的问题。他很明确地讲，到了新媒体时代，再靠过去那样的封闭式的生产文献和理论已经行不通，在21世纪做社会科学应该特别地强调对话。从“关于公众”转向“为公众”“对公众”的研究。
项飙善于和年轻人沟通，他把自己的邮箱公开，经常收到国内年轻人写来的邮件，有的甚至长达几万字，他也乐于回复。
他特别体谅年轻人，有人说年轻人玻璃心，项飙就说，年轻人玻璃心是好事情，钢铁心才不好。有人说，现在年轻人的流行语“感觉尸体暖暖的”。项飙说，这是一个呼吁，一个叫喊，之所以把自己叫做尸体暖暖的，那显然证明他们希望是活着的，要去应对他们的呼吁。
视频里的项飙，脸庞瘦削，眼神专注，他往往穿一件衬衫，衣领打皱，没有熨平。那个打皱的衬衫，让人觉得就该是他的样子，匆忙、勤奋，有正式的外形但又不会笔挺得过分，有专业的学术积淀但又有野生的气息。就是这一点打皱，让他离读者又近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