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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华盛顿国际金融协会的一场对话活动上,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语出惊人。他在与丹麦学者比约恩·隆伯格讨论气候议题时,抛出了一个令全球观察者瞠目的论断:中国的电动汽车,本质上不过是燃煤车。
这句话从一位掌管全球最大经济体财政命脉的官员口中说出,其荒谬程度已经超越了普通的认知偏差,更像是一种精心选择的政治叙事。这不是一句即兴的口误。贝森特说这番话的场合颇值得玩味。
国际金融协会汇聚了全球顶尖的金融机构、央行官员和政策制定者,这里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市场和媒体放大,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影响资本流向和产业预期。贝森特选择在这样的场合、面对这样的听众,将中国电动汽车与煤炭画上等号,显然不是一时兴起的学术探讨,而是一次有针对性的舆论投放。
他的对话伙伴隆伯格本身就是气候怀疑论的代表人物,长期主张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被过度渲染。两人一唱一和,隆伯格负责铺垫全球能源转型的虚假叙事,贝森特则顺势将矛头指向中国新能源产业,试图在国际精英圈层中植入一个简洁而有力的认知框架:中国的绿色产业不过是一场骗局。
然而,这个框架经不起哪怕最基本的事实检验。
贝森特这番话的谬误,可以从电动汽车的能源链条说起。电动汽车的动力来源是电池中储存的电能,而电能的生产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过程。一个国家的电网接入了多少煤电、多少风电、多少光伏、多少水电和核电,决定了每一度电背后的碳排放强度。
将电动汽车简单地等同于某一种发电方式,就好比说一个人喝了自来水管里的水,你就断言他喝的是长江水或者黄河水,完全忽略了水处理厂的存在以及供水系统的复杂性。电力系统是一个混合体,电动汽车消耗的每一度电,都是这个混合体的产物,而非某一种发电方式的专属输出。
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这种谬误就更加站不住脚了。
即便在以煤电为主的电网环境下,电动汽车的碳排放仍然低于燃油车。原因并不复杂:大型燃煤电厂的热效率远高于汽车内燃机。一台现代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的热效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而一台汽油发动机的热效率通常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柴油机略高但也难以超过百分之四十。这意味着同样的热值转化为动力,集中发电再通过电网输送给电动汽车,其能源利用效率仍然优于每辆车各自燃烧化石燃料。
国际能源署、麻省理工学院、彭博新能源财经等多家权威机构的研究反复验证了这一结论。贝森特要么不了解这些基本的能源工程原理,要么了解但选择性忽略,无论哪种情况,作为一国财长,都令人担忧。
那么,一个管理着数万亿美元国债、对全球金融市场举足轻重的财政部长,为什么会说出如此缺乏基本功课的话?
答案或许要从贝森特所处的政治生态中去寻找。特朗普政府回归以来,美国的能源政策叙事发生了急剧的转向。巴黎气候协定再次被搁置,化石能源产业重新成为政策扶持的宠儿,环保法规被大幅削弱。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承认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等于承认美国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贝森特的话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判断,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表态:我们美国押注传统能源是对的,中国的新能源路线是虚假的繁荣。这种表态服务于国内政治需要,为继续补贴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提供了话语掩护,也为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加征关税提供了道德理由。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不过是换了个外壳的煤车,那美国消费者凭什么要买它?美国市场凭什么要对它敞开大门?
这种逻辑的精巧之处在于,它把一个复杂的产业竞争问题简化成了一个直觉性的道德判断。普通美国选民不需要了解电网结构、热效率、碳排放全生命周期评估这些技术细节,他们只需要记住一句话:中国的电动汽车烧的是煤,这就够了。
在政治传播中,简洁的错误永远比复杂的真相更有感染力。贝森特深谙此道。
贝森特说中国电动汽车是燃煤车,不是因为他真的这么认为,而是因为他需要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这么认为。在信息爆炸和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一个朗朗上口的谬论往往比需要十分钟解释的真相传播得更远。
但政治传播的有效性并不等于事实的正确性,更不等于战略的明智。贝森特此番言论的更深层背景,是中美两国在能源赛道上日益明显的分化与竞争。
过去十年间,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和技术突破速度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中国不仅是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更建立了从上游矿产资源到中游电池制造再到下游整车和充电基础设施的完整产业链条。
在光伏领域,中国企业将硅料价格压到了十年前的十分之一,让太阳能发电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成为最便宜的电力来源;在电池领域,宁德时代和比亚迪两家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合计超过百分之五十;在风电领域,中国的海上风电装机速度正在改写行业纪录。渣打银行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供应国,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新能源和智能制造密切相关,相关销售额超过七千亿美元,占出口总额近五分之一。
反观美国,其能源战略的重心仍然牢固地锚定在化石燃料之上。页岩油革命带来的短期繁荣强化了美国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而政治极化则让清洁能源转型成了一个党派议题而非国家战略。共和党执政的州份在拆除风电设施,民主党执政的州份在推动电动汽车补贴,联邦层面的政策则随着每一次总统更替而大幅摇摆。
这种战略上的摇摆不定,使得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始终缺乏长期的确定性,企业难以制定跨越政治周期的产业规划。特斯拉虽然仍是全球电动汽车的标杆品牌,但它更像是一个例外而非美国产业实力的缩影。在特斯拉之外,美国的电动汽车供应链千疮百孔,电池材料依赖进口,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规划目标。
正是在这种产业落差不断拉大的背景下,贝森特的言论才显得如此意味深长。当你在一场竞赛中越跑越远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要么加速追赶,要么宣布对方的赛道是假的。贝森特选择了后者。把中国的电动汽车说成燃煤车,本质上是在告诉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中国的新能源优势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之上。这种叙事策略在短期内可能有效,但从长远来看,它只会加深美国对自身处境的误判。
值得注意的是,贝森特抛出这番言论的时间节点也非常微妙。2026年4月,美国正处于多线施压的高峰期。在中东,对伊战事进入深水区,华盛顿的军事和外交资源被大量牵扯。在贸易领域,中美之间的关税博弈仍在持续,稀土管制和半导体限制让供应链紧张加剧。贝森特本人在此前不久还威胁要对与伊朗有资金往来的中国银行实施二级制裁,试图在能源和金融领域同时对中国施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贬低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价值,既是贸易战的舆论弹药,也是对中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上升地位的一种心理否认。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美国的政策精英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无法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某些关键的未来产业赛道上,中国已经不是追赶者,而是领跑者。承认这个事实,意味着要承认美国在过去二十年的某些战略选择是有问题的;意味着要承认全球化和产业转移带来的后果远比想象中复杂;意味着要承认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产业竞争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选择退缩的一方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贝森特不愿意面对这些,或者说,即便他私下面对了,也不愿意在公开场合承认。于是,一句看似荒唐的论断就成了最便捷的出口:不是我们落后了,是他们的领先是假的。
国际舆论对贝森特这番话的反应也颇能说明问题。社交媒体上,无论是欧洲的能源分析师、亚洲的产业观察者还是美国本土的技术从业者,批评和嘲讽几乎是一边倒的。有人直接援引数据指出中国可再生能源的装机比例,有人从热力学角度解释了集中发电与分散燃烧的效率差异,还有人尖锐地指出,如果按照贝森特的逻辑,美国的电动汽车同样是天然气车,因为美国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电力来自天然气发电。这条逻辑链条拉下去,全世界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电动汽车了,因为没有任何国家的电网是百分之百清洁能源。贝森特的论述如果成立,那电动汽车这个品类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这显然与全球汽车产业正在发生的变革方向完全背离。
更讽刺的是,贝森特在批评中国电力结构依赖煤炭的同时,对美国自身能源结构中的化石燃料依赖却只字不提。美国的电力来源中,天然气占比超过百分之四十,煤电虽然在下降但仍有百分之十五左右,加上石油发电,化石燃料的整体占比仍然在百分之六十上下。美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中国,风电和光伏的新增装机量仅为中国的几分之一。如果电动汽车的清洁程度取决于电网的清洁程度,那美国的电动汽车同样无法自称完全清洁。但贝森特显然不会这么说,因为他的目标从来不是进行一场诚实的能源讨论,而是在大国竞争的叙事战场上为美国争夺一个有利的位置。
事实上,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崛起对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正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大规模制造和技术迭代,光伏组件和锂电池的价格才降到了今天的水平,使得清洁能源在发展中国家变得可负担。非洲的村庄用上了中国生产的太阳能板,东南亚的城市引进了中国制造的电动公交车,中东地区的屋顶上铺满了中国产的光伏面板。如果贝森特真的关心全球碳排放的问题,他应该欢迎而非抹黑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但当然,碳排放从来不是他真正关心的问题。他关心的是美国的产业利益、选举政治和大国博弈的筹码。
贝森特的言论也暴露出美国在面对中国技术崛起时日益频繁使用的一种修辞策略:通过重新定义标准来否认对手的成就。当中国的5G技术领先时,美国说它有安全风险;当中国的高铁网络覆盖全国时,美国说它不经济;当中国的电动汽车占领全球市场时,美国说它其实不环保。每一次的逻辑都不同,但模式是一样的:自己不能加速,却不断地质疑赛道本身的合法性。这种策略在短期内可以安抚国内的焦虑情绪,但在长期内只会延缓自身的调整和追赶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