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编客实验室 ，编辑：王媛媛，作者：编客君
书店人都说“开书店好惨”，可还是一家接一家地开。近日在鼓浪屿的鸟岸书店，一场没有规矩框定的交流中，四位独立书店人聊着看似反叛的话题——“纯书店是死路一条”“书不是第一重要的”“已经没有人读书了”……但是却用独特的经验，把自己的书店经营地有声有色。
在场嘉宾
汤佑之鸟岸书店负责人，信风带计划发起人
吴彬彬芥子书屋创始人，深耕泉州老城区，以人文社科类书籍为特色
张丽珠岛读书店店主，深耕北马华社在地文化
林辰葳书房the reading room负责人
主持
陈韵出版人，「迦梨计划」品牌负责人
01
纯书店是死路一条，书店必须模糊边界
吴彬彬：芥子书屋活下来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初创的时候做公益，公益是很难活的，所以就转商业，开始做一些商业实验，不停地去模糊书店的边界——因为做纯书店根本就是死路一条，不可能的。出版社给我们的书的价格，比电商还便宜，实体书店更贵。大家来实体书店看到这本书不错，转头去网上下单了，还能寄到家包邮。
所以怎么活下来，只能使出浑身解数。刚开始那几年书店真的很难，我一天打三份工，就这样活下来的。非常辛苦，非常累，很崩溃，很想哭。但是想想这样也不对，为什么作为书店没办法活下来，还要靠其他副业来养活它？这不太健康。所以就开始做一些尝试。
我从来都没有定义过芥子是一家什么样的书店——你说它是书店，它有活动；你说它是活动空间，它有卖文创；你说它是文创店，它有做品牌联名……我希望书店是可以开出五花八门的样子，所以我没有把它定义成一家什么样的店。
02
书不是第一重要的
汤佑之：我讲了很多但完全没有讲到书。因为在我的理念里，在鸟岸书店，书不是第一重要的。
我一直在跟出版圈的朋友、跟青年作家讲一件事：我们要先承认一件事情，才能悲观地继续走下去。就是——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要读书了。你要正视这个残酷的现实，然后再想怎么往前走。所以什么书放在我这里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认为福建长期欠缺活跃的文化活动氛围——知识生产力不够，没有足够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来支撑基本的阅读消费，加上出版社的成本考量，不愿意来做。
但是有一件事我是比较自豪的：在我做鸟岸书店之前，出版社基本上不看福建；但是现在，所有出版社都很愿意来福建做活动了。至少这件事情，我可以吹个牛。
03
“当跑腿小弟”，区域联动分摊活动成本
汤佑之：我一直跟一些出版圈的朋友说——其实是我自己太无聊，想把他们骗过来——我说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忽略这个区域市场了。以前出版社为什么不来福建？你手上就那么点营销经费，一本重点书五六千块钱撑到死，上海做个首发，杭州一场，苏州一场，南京一场，找找KOL，没了。你那么几千块钱，肯定优先大城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时我就这样忽悠他们，说现在在这个地方有我这个联络人，可以来给你们张罗，大家考虑一下。然后我就开始跑到福州，找了《家园》杂志的许灵怡——我也不认识，托朋友去找——跟她说我的理念，她也觉得不错，就带我去认识了无用空间的方总。我又跑到漳州晓风书屋，找到老经理陈清秀。
以成都为例，地方够大，人口够多，一个周末可以做三场活动，大家共同分担成本。福建以前，福州和泉州互相不怎么来往，但是高铁时代以后慢慢发生了变化，你可以把一小时高铁交通圈纳入进来，一起分担成本，做一些活动。
有位老书店人跟我说，自己年龄大了，当时已经六十四岁了，没有雄心了，做这些事情还得靠你们年轻人，你可以去当带头大哥。
我觉得想当带头大哥也不必在这个贫穷的行业吧？我就跟他说：带头大哥这个思想如果抛掉，换成"我来给大家当跑腿小弟"，这件事情可能还是可以来试一试。
04
AI时代，书店还不可替代吗
汤佑之：内容向上向下的流动，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而书店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中介——这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AI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把中介消灭掉了。托克维尔在一八三○年代去了美国，回来写《论美国的民主》，他看到了现代世界平均化带来的一种可怕的趋向，他预言说在未来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暴君和奴隶的联盟"，消灭中间的自由主义的中介。
中介非常重要，但你被夹在中间——夹在暴君跟奴隶的中间。我说的没有政治隐喻，因为暴君可以是任何东西：AI是一个暴君，资本也可以是一个暴君，因为资本有集中的倾向；而奴隶，就是我们自己观念上的那种"平等"——那是毫无意义的。
你想要做好中介，你就永远处在两端的夹击之中，这个压力永远都存在，对我来说是一个常态。所以我不是被困在书店这件事里，而是我自觉地选择被困在这种状态之中。
05
不叫书店才是书店
林辰葳：去年到今年，确实突然冒出好多书店，包括我自己在退化村的"书房the exhibition room"，那个商场里现在快要有三家书店了。大家都一边说开书店真的好惨，然后一边还要开——这种野草就是死而复生，死了再生，生了再死，充满韧性。
我之前有想过一个很酷的计划——把厦门变成全国书店最多的城市计划。怎么做？其实很简单。大家只要去申请一张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就可以说自己是书店了——许可证需要注册在一个实体的地点，但其实很多咖啡店、餐厅、各种地方都可以注册，然后只要摆两本书，就能说自己是书店。我觉得这是一种反叛——就像野草一样，你们越说"这也能叫书店，那也能叫书店"，我就越要这么干。
陈韵：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个朋友在国外参展的时候，带了一些韩国的独立出版物，他说这本书在上海有卖，我说哪家书店敢卖？他说在一家韩国的买手店。这家韩国买手店，跟一家韩国独立书店关系很好，这家书店同时也是那些书的出版方，所以他竟然会在上海分店里同时卖韩国的独立出版物。
这就已经绕开了所有管理上的、定义上的、分类上的框架。各种奇怪的原因让出版物以奇怪的方式出现，镶嵌在这里面，时隐时现。所以当你不叫书店的时候，你就减负了，压力少了。
06
书店+在地刊物：理想的公共空间模式
汤佑之：一家书店加一个刊物这种模式，作为公共空间和内容生产商同时存在，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但我觉得我们三家都没做到，而丽珠她们做到了。
张丽珠：开书店之前，我们一直在做地方刊物、做内容。之前做记者做了挺久，主要做专栏和专题，写了很多槟城在地发生的事——尤其是那个时候槟城要申遗，要成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跟进报道。离开报馆之后，工作内容还是跟本地内容密切相关——做代编，做出版，做委托撰写，都是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历史人物有关。
书店的发生，最主要的原因是：疫情前后，我们做了好几个跟书有关的策展活动。我们可以自己去挑选中港台包括马来西亚、我们觉得值得介绍给读者的书，放在策展里——对我来说，这是相当大的自由和福利了。
后来发现：看书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你有好的内容，有主题地把它策展出来，还是可以吸引读者的——可能他们只是跟一些书错过了，没有留意到有这样的内容。
以前做刊物，工作是"选题"；做岛读的时候，工作是"选书"——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陈韵：在地性是优先于实体空间的——是那种曾经弥散的在地性，后来把它变成了一个书店。
07
开书店是“原地旅行”
读者：我很好奇，各位老师会不会觉得被自己的空间给困住？假设如果你们不开书店，会干什么？会不会开着开着，书店越来越变成某种执念？
吴彬彬：十三年了，除了疫情三年有点被困住，有点走不下去，其他时候我觉得——只要有人还来，但凡有一个人走进来，我都觉得自己就像走出去了一样。
守店这十几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我觉得我是在原地旅行。开一家店开不腻很重要——如果开腻了就真的会关。能够开十几年开不腻，就是因为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充电，带来不一样的冲击和交流。书店是一种滋养，是一个平台、一个纽带，是我连接世界的端口。
我从来没有觉得书店困住了我，甚至觉得书店给了我更多的可能性。如果去做一份职业，那才是困住了我；书店给了我万千的可能性，像一个触发器，把我带到不一样的地方。
08
经济压力之下也有契机
陈韵：书店的困境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但就像光合作用那一类大型连锁书店的消失，反而释放出了很多替代性的书店空间。这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我很期待的新世界，包括90后、00后会开启的那种复合型的、很难去定义的、非常灵活的、有在地性和社群性的空间，我觉得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主要空间形态。
虽然在经济压力之下，但也有契机——就像前面汤老师说的，它释放出了很多在经济高速发展时不可能有的空间。剩余的空间、剩余的时间、剩余的意愿和感情——做书店，做独立出版，我们共同希望达成的，是一种公共性的重新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