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nternet Law Review ，作者：张颖
2026年4月27日，中国财经媒体界发生了一起标志性事件——《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基金报》、第一财经、《每日经济新闻》七家主流财经媒体，首次同时发布/更新针对人工智能的版权声明：未经书面许可，禁止将其原创内容用于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大模型训练等AI应用场景。
这并非全球首次。早在2023年8月，《纽约时报》便更新服务条款，明确禁止AI公司使用其内容训练模型；同年12月，该报正式起诉OpenAI和微软。中国媒体比美国同行晚了两年半才迈出这一步，这背后是中国AI数据爬取治理从无序默许到有序主张的关键转折。
一、联合声明背后的三重境况
七家媒体的同步行动，看似突然，实则是中国AI数据生态演进的必然结果。
长期以来，中国媒体将内容视为“流量入口”和“影响力载体”，但在AI时代，高质量财经内容——尤其是精准的金融数据、深度的行业分析、专业的政策解读——正成为稀缺的训练数据资产。与普通网络信息不同，财经数据的准确性、时效性和专业性，使其成为大语言模型训练的高价值语料。当媒体发现自己的核心资产正被系统性“原料化”，且未获得任何回报时，维权成为必然选择。
这七家媒体分属不同传媒集团，却能统一发声，表明行业已形成集体议价共识。单家媒体的维权成本高、威慑力有限，但七家联合——覆盖中国财经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则形成了强大的谈判筹码。这种协同可能催生中国首个“财经数据联盟”，改变AI公司与内容提供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行业协同维权的开端更具战略意义。
七家媒体的声明不仅是法律宣示，更是技术防御的前奏。参考国际经验，《纽约时报》《卫报》等媒体在发布声明后，迅速升级了robots.txt屏蔽、API访问控制等技术措施。中国财经媒体很可能跟进，构建“法律声明+技术封锁”的双重防线。
二、为何迟来两年半？时间差背后的中国逻辑
比美国晚两年半，这一时间差折射出中美在AI发展路径、媒体商业模式和司法环境上的深层差异。
美国AI商业化更早（ChatGPT于2022年11月发布），媒体在2023年就面临直接冲击。中国AI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在2024-2025年才加速，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义千问”、字节“豆包”等产品密集推出，媒体内容被系统性用于训练并生成竞争性内容，产业冲击和替代效应在2025-2026年才变得显著。
美国媒体付费墙成熟（《纽约时报》数字订阅收入占比超60%），对内容变现更敏感。中国财经媒体虽有一定付费产品（如Wind、同花顺等终端），但主要收入仍依赖广告和机构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媒体对AI的拒绝会“慢人一步”。
然而，更深层原因是数据资产化认知的滞后。中国媒体长期将内容视为“流量入口”，而非“可交易数据产品”。直到看到美国媒体与AI公司的高额授权协议（如新闻集团与OpenAI据称价值超2.5亿美元的五年合约），才意识到数据本身可以成为独立的价值载体。
此外，中国媒体对平台的深度依赖也延缓了反应。微信、今日头条等平台成为主要分发渠道，形成了“内容换流量”的惯性思维。AI爬取直接切断流量回流，迫使媒体重新思考内容分发逻辑和自身价值定位。
2025年是中国AI版权治理的转折年。7月，《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明确训练数据需“合法来源”；同年，国家版权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版权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设定至2030年的发展目标。
中国AI版权的司法实践也正在加速。上海首例AI著作权侵权案（2025年11月）确立用户直接侵权、平台“通知-删除”责任；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多起案件中探索数据权益保护路径。媒体选择在司法工具相对完善后发声，是理性的策略选择。
三、法律依据与司法实践：从模糊到清晰
七家媒体的声明并非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日益完善的法律基础和司法实践之上。
司法实践方面，中国已积累了一批AI数据侵权案件，但传统媒体直接起诉AI公司的公开案例尚未出现。目前的案件主要集中在两类：
内容平台诉AI公司：如爱奇艺诉MiniMax案（2025年1月），指控其未经授权使用版权素材训练AI模型，索赔10万元。
创作者诉AI公司：如四位插画师诉小红书Trik AI案（2024年6月立案），指控AI绘画产品未经授权使用画师作品训练模型。
七家媒体的声明很可能催生首批传统媒体诉AI公司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法官近期指出，AI数据抓取若违反robots协议或破坏技术措施，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这为媒体维权提供了司法预期。
反不正当竞争法提供了另一重保护。该法保护经营者合法权益，防止他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竞争优势。2025年深圳法院判决的“雪球诉航某公司AI淘财案”具有标杆意义，法院认定，运用AI技术爬取他人平台数据并提供“克隆”服务，构成不正当竞争。杭州互联网法院“奥特曼AI生成图片侵权案”，也是全国首例认定生成式AI服务提供者可构成帮助侵权。这些判例为媒体维权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下一步：谈判优先，诉讼备选
基于中美经验和当前环境，七家媒体可能将采取“声明→谈判→诉讼”的渐进策略，但谈判很可能优先于诉讼。
媒体正在升级技术防护措施，例如更新robots.txt明确禁止AI爬虫；部署访问控制系统监测异常抓取；系统化收集侵权证据。技术文章揭示的“行为分析”、“动态指纹”等手段，可能被用于识别和追踪AI爬虫。这类技术防护虽然不一定能将AI爬虫抵御门外，但一定会为接下来的谈判和诉讼留存有力证据。
接下来，七家媒体可能组建联合谈判体，与百度、阿里、腾讯、字节等头部AI公司展开授权谈判。谈判将探索多种模式，例如：
按token付费：参考美国模式，根据训练数据使用量计费
收入分成：AI产品收入的一定比例返还媒体
战略合作：数据换股权或技术共享
分层授权：区分研究用途和商业用途，设置不同费率
如果谈判破裂，诉讼将成为必要手段。如果网信办、版权局等部门出台更严格的AI训练数据监管规定，可能加速媒体维权进程。2025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已明确“不得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后续细则的出台将直接影响博弈格局。
五、前瞻：中国特色的AI数据治理路径
七家媒体的声明，拉开了中国AI数据治理新阶段的序幕。与美国的“诉讼先行”路径不同，中国可能走出一条“政策引导→行业协同→授权为主”的特色路径。
对AI公司而言，这意味著训练数据成本的显性化。过去“免费爬取”的时代正在终结，合规获取高质量数据将成为核心竞争力。头部AI公司已开始布局：百度与多家出版社达成合作，腾讯建立版权数据联盟，阿里投资数据标注企业。未做好准备的AI公司可能面临数据短缺和法律风险。
对媒体而言，这是重新定义自身价值的机会。在流量红利消退的背景下，数据资产化开辟了新的收入路径。但挑战同样巨大：如何量化数据价值？如何设计授权模式？如何平衡开放与保护？
对法律从业者而言，一个新兴的专业领域正在形成。AI数据治理涉及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数据安全法等多个领域，需要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首批媒体与AI公司的授权合同、可能的诉讼案件，都将成为行业范本。
七家财经媒体的集体发声，只是一个开始。这场关于数据所有权、价值分配和技术伦理的博弈，将重塑中国AI产业的发展生态。在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时代，如何平衡创新激励与权益保护，如何构建公平可持续的数据流通秩序，是摆在所有参与者面前的共同课题。
对于关注这一领域的观察者而言，未来几个月的动态值得密切关注：谈判进展如何？首例诉讼何时出现？监管政策有何新动向？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勾勒出中国AI数据治理的基本轮廓。而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与技术的交叉地带，将成为最具活力和挑战性的前沿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