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普林斯顿读书汇 ，作者：PUP China
“文科都是服务业”的说法之所以刺痛人，不仅是因为它颠覆了我们对体面职业、知识与劳动分工的想象，也触碰了当下许多工作的困境：稳定的岗位越来越稀少，越来越多劳动正在变得项目化、零工化和平台化。无论是知识工作，还是外卖、客服、家政、网约车等日常服务，劳动者都越来越需要在不稳定的任务、订单、客户和平台规则之间，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收入与职业身份。
Beneath the Wage关注的正是这些发生在“工资之下”的劳动：作者安妮·麦克拉纳汉不只是在关注低薪服务业，更是在追问，为什么许多支撑日常生活的劳动，并没有被稳定的工资制度和劳动保护充分覆盖。麦克拉纳汉追溯了18世纪家仆到当代零工工人的历史，试图说明：服务业劳动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边角料，而是理解当代劳动如何被定价、管理和规制的关键现场。
这也让我们得以重新理解AI与自动化带来的变化。人们通常认为，AI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威胁普通劳动者的生存。但麦克拉纳汉提醒我们，服务业因其难以预测和量化、需要面对面互动等特征，本身不容易被完全自动化。技术在这里的作用，是通过算法、平台和任务拆分来监控、加速和重新分配劳动。AI时代的问题不只是“哪些工作会消失”，也包括哪些工作会被重新计价和管理，又被转移给“更不稳定的人。”本期普林斯顿读书汇推出Beneath the Wage作者专访，借由服务劳动这一视角，重新理解工资、平台与自动化时代的工作现实。
服务业劳动在现代资本主义语境里，向来只是被当作一笔带过的边角注脚。Beneath the Wage一书则揭示：想要读懂当下剥削机制的运作逻辑，服务业劳动是绕不开的核心关键。
作者安妮・麦克拉纳汉梳理了一段从18世纪家仆，一直延续到如今零工从业者的完整历史，从服务经济的视角重新建构资本主义理论，颠覆了人们对劳动薪资、行业监管、管理模式与自动化趋势的固有认知。
Q：“服务业劳动”(Service work)似乎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您会如何定义它？
安妮·麦克拉纳汉：考虑到美国80%的劳动力都在服务业，这确实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术语。服务业劳动既包含薪资顶尖的专业岗位，比如理财顾问、律师；也涵盖收入极低的底层工种，像快餐店员、网约车司机。
我的书主要聚焦服务业里的低收入群体，美国最常见的20种职业，几乎全都囊括在内。这类工作普遍很难实现全自动化，也无法外包转移，工作时间不固定，还常常被迫接受非全职工时。我尤其关注那些缺乏监管、甚至完全不受制度约束的低收入服务业岗位：有的靠小费、计件这类非计时方式计薪；有的从业者被归类为“独立承包商”，而非正式雇员，因此得不到劳动者权益保障。
Q：从您的书名以及您刚才的回答来看，“工资”（wage）这个概念似乎很重要——能请您多谈谈吗？
安妮·麦克拉纳汉：这本书的起点其实很简单：我意识到，绝大多数关于工资史、工资理论的研究，都把标准化计时时薪当作默认常态。但我自己干过不少主要靠小费挣钱的工作，知道现实远非如此。
计时时薪主要适用于制造业：劳动时间被高度标准化，产出量也能由机器精准界定。反观服务业，工作变数更大、对技术设备的依赖度更低，劳动产出也很难用数字量化。于是，像小费这种不按小时算钱的支付方式（这种报酬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家政服务），就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它能确保服务工人有效地“自我管理”。在美国，赚小费的工人一开始就不在《公平劳动标准法》的最低工资保护范围内，至今他们拿的还是“超低最低工资”，差额靠顾客的小费来补。
这种制度性歧视，很大程度上源于服务业长期被贴上种族化、女性化标签：20世纪初关于小费制度的争议里，黑人普尔曼列车乘务员是核心群体（译者注：20世纪初美国普尔曼豪华列车公司专门雇佣的黑人男性卧铺乘务员、行李搬运工。这份工作底薪极低、收入全靠小费，长期被排除在劳动保障之外）；如今各类平台零工越来越多由外来务工者承担——女性从业者、少数族裔从业者、非公民务工者，些人始终更有可能从事那些缺乏监管或监管不严、而且直接与人打交道的服务工作。
Q：您提到，与传统的制造业工作相比，服务工作不太可能被“技术中介化”，但从自助结账到零工平台等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普遍。您能解释一下技术在服务业中的地位吗？
安妮·麦克拉纳汉：一方面，服务工作历来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自动化。例如，尽管有了自助结账机，但大多数零售劳动任务仍然必须由人类执行：我们甚至无法制造出一个能有效折叠和堆放T恤衫的机器人。
尽管如此，技术对服务业正变得越来越核心，它既是强化劳动的手段（通过让工人更卖力、更快、更久地工作来压榨更多产出），也是去技能化的工具（把一份工作拆成越来越碎的环节，好让技能更低、工资更便宜的工人也能干）。技术还被用来做监控和自动化管理，尤其是在零工经济领域：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被归为“独立承包商”，名义上没人直接管他们，但实际上手机应用本身就干了大部分原本属于管理者的活儿。此外，过去二十来年的技术创新——从互联网的普及，到大型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让所谓“马马虎虎的自动化”（so-so automation）成为可能，甚至是在低薪服务业中那些曾经被认为不可能自动化的环节，比如客服或呼叫中心的工作。
Q：您书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在讨论文化，从真人秀到概念诗，再到文学小说。文化和服务业劳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安妮·麦克拉纳汉：服务业劳动有一个令我着迷、有时也令我困惑的特质——它具有高度的亲密性与嵌入性。制造业劳动往往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遥远的地方进行，而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会与至少一位、通常是多位服务业从业者发生直接接触。
低薪服务工人自己也离不开其他低薪服务工人的劳动，比如酒保用打车软件去上班，咖啡师下班路上在酒吧喝一杯。文化是我们理解服务工作如何嵌入日常生活的关键资源。同时，文化也常常成为尖锐政治批判的场域。比如说，在书的第二章里，我分析了一些“微务工者”（microworkers）写的诗——他们在欠发达地区受雇代写诗歌，一首仅赚几分钱。我这些诗对这个行业里的过度剥削提供了深刻（而且往往非常愤怒）的叙述。在书快结尾的地方，我考察了零工工人自己写的关于自身劳动状况的“工人调查”，我不光把它们当成经验材料来读，也把它们视为文学作品。
Q：您在书中提到，服务劳动者历来被排除在劳工史和主流劳工运动之外。但近些年来，服务业似乎出现了很多组织化行动，从零工工人、星巴克员工，到教师、护士。我们能从这些运动中得出什么结论？
安妮·麦克拉纳汉：当下服务业劳动者的维权行动，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比如20世纪中叶的家政工人工会。但它也源于一些当今特有的条件：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停滞，另一方面是生活成本飞涨。结果就是，维系社会基本运转的服务业从业者，连自身最基础的生存都难以保障：家政工人租不起房，托儿工人付不起托儿费，送快递的零工工人自己负担不起家用。面对这种情况，今天的服务业工人正在进行一些很有力的“政治再表述”（political reframing）。从“租户联盟”（tenants unions）（译者注：租户联盟是租客自发组织的维权团体，其目标通常是：反对房东随意涨租、要求改善住房条件、防止非法驱逐、争取租金管制或公共住房等）的兴起到快餐工人的“为15美元而战”（Fight for Fifteen）运动（译者注：“为15美元而战”是美国一场全国性快餐业工人争取最低工资的运动，始于2012年纽约。工人要求将快餐业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而当时联邦最低工资仅7.25美元），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工人工会不再把工资要求跟“与生产力相称的报酬”挂钩（也就是制造业工人过去常说的“自己劳动的完整果实”），而是把它跟飞涨的生活成本挂钩。他们还强调所谓的“非经济”诉求：要求有好的住房、托儿和教育；保障残疾或慢性病工人的权利。
Q：本书的尾声稍稍离开了低薪服务业，转而谈到了您自己的工作场所——高等教育。您能说说为什么用大学教学来结尾吗？
安妮·麦克拉纳汉：因为本书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围绕“工人调查”这一传统展开——也就是由工人自己来描述他们的劳动过程、工作条件和战略机遇——所以我也想尝试对我自己的劳动做一次工人调查。因此，尾声部分通过审视后疫情时代教育科技的兴起，来思考服务业自动化的威胁。从在线高等教育到人工智能，技术正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强化教学劳动、降低教学的技能门槛。我前面提到过“马马虎虎的自动化”——也就是生产率稍有提高，但质量往往明显下降——我觉得这个词恰好概括了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的情况。但我也认为，这些威胁同时也带来了战略机遇：如果教师们能把自己的劳动，放到漫长历史中工人被自动化所取代的脉络里去看，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开始组织起来，跟大学里其他服务工人以及教育领域其他阶段的教师们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