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界面新闻 ，作者：翟瑞民
近期，多所知名高校生物科学领域“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因涉嫌学术不端行为被网友举报，受质疑论文均发表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或其子刊上。对此，涉事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均公开表态称启动调查，其中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某作为通讯作者的一篇论文被证实造假，相关处罚措施已经公布。王某被免去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并取消职务晋升等资格24个月，学校同时解除与论文第一作者金某某的聘用关系。
我国政府和科研学界历来对学术不端坚持“零容忍”原则，相关论文被举报后，所属高校均是快速作出回应。这种“不护短、不遮掩”的决断，即让各方责任人付出了声名扫地的代价，也充分彰显了高校惩治论文造假行为的鲜明态度。对于此类违背科研诚信，击穿学术底线的行为，必须严厉追责，才能以儆效尤，震慑住更多蠢蠢欲动的学术投机分子。
但是，也要注意到，这些被举报的论文并非孤立的学术不端案例，而是都来自生物医学领域，尤其是癌症研究方面。为什么偏偏是肿瘤？因为作为高风险、高关注度的前沿探索病种，这里聚集了最多的科研经费、最高的职称权重、最激烈的竞争压力。在考评规则始终未能根本改变的背景下，一篇顶刊肿瘤论文可能直接决定一个研究人员的职称晋升、课题申请乃至科室资源分配。当“论文”从科学交流的工具异化为附带实际利益的硬通货，造假便成为性价比最高的捷径，他们选择铤而走险也在所难免。近年来，科研学界爆出多起医学论文造假的案例，国际期刊对来自中国的医学论文多次作出撤稿处理，“前列腺研究论文出现50名女性患者”的荒唐闹剧式论文也不少见，还有下至基层护士等一线员工，上至高等医学院校的知名教授等，很多人已因涉及论文造假等学术失信问题被举报。
国家相关部门显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各个职能部委都在加大对医学论文造假的整治力度。就在今年2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提出将力争通过3年时间使“虚假论文”等突出科研失信问题得到遏制，提出对于伪造数据等行为实施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等处罚措施。官方还明确，对存在严重科研失信行为者实施联合惩戒，与职务晋升、职称评定、评奖评优、导师遴选和研究生招生等挂钩，实行一票否决。
然而，重典治乱只是第一步。此中根源并非是单一学者的道德滑坡，而是“唯论文”评价体系、灰色产业链与科研资源分配机制共同作用的系统性失序，唯有彻底改革才能釜底抽薪。刻不容缓的是，要尽快改变人才评价体系过度依赖论文数量与期刊影响因子的畸形模式，尽快从制度层面重构医学研究的分类奖惩机制，建立“临床贡献”与“科研产出”双轨评价体系，同时将论文审查前置至投稿阶段，并对被业内广为诟病的第三方代写机构实施法律打击，以此方能实现标本兼治。
医学研究关乎普通公众的身心健康，容不得半点瑕疵。一篇真正解决临床痛点的病例报告，其价值可能远超十篇注水的SCI。所以，对医学研究的评价要回归常识，回归到治病救人的根本逻辑上。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严打”，而是一场从考评标准到资源分配的深刻变革。唯有如此，才能让医学科研诚信不再成为牺牲品，让医务工作者回归“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