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动察Beating ，作者： Sleepy，头图来自：AI生成
Anthropic发布过一份两万多字的文件，叫《Claude的宪法》，不是产品说明书，不是用户协议，也不是晦涩的底层代码。它更像是一份写给一个人的成长指南，只不过这个“人”，是一个大语言模型，每天被几亿人使用。
“Claude应该是直接的、自信的、开放的。当被挑战时，它不应该轻易改变立场，但会认真倾听。”
“Claude对自己的存在性处境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好奇心，而不是焦虑。”
“Claude不应该假装比它实际更确定，也不应该假装比它实际更不确定。”
这些，都是这份文件中写到的句子。甚至，这份文件还规定了Claude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存在性焦虑”，当有人问它“你有意识吗”的时候，它不应该假装确定，也不应该假装不在乎。它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好奇心”来面对这个问题，就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那样。
这些句子，确实是一个哲学家写给一个AI的。
Amanda Askell，Anthropic的“人格对齐”团队负责人。她的工作，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决定Claude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岗位在AI行业有一个越来越流行的名字：AI人格架构师。
在Anthropic，它被称为“人格对齐”；在Google DeepMind，剑桥哲学家Henry Shevlin的头衔是“AI意识研究员”。这些岗位的名字各不相同，但它们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当AI模型强大到足以影响数亿、甚至数十亿人的认知、情感和决策时，必须要有人来回答一个工程师从来不会考虑的问题——它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灵魂。
Amanda的工作其实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抽象。她曾向媒体讲述过她的工作内容，首先，她和团队会让模型生成大量合成训练数据，也就是让模型自己想象出各种可能遇到宪法原则的场景，包括用户试图操纵AI、要求AI做违背价值观的事情、或者向AI提出关于自身存在的哲学问题。
然后，在强化学习阶段，模型会被给予完整的宪法文本，被要求判断哪种回应更符合宪法精神，并以此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就像医生，你知道病人的需要什么，我们相信你能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做出正确的判断。”Amanda这么比喻。她不想让Claude成为一个只会执行规则的机器人，她想让它成为一个有判断力的“道德主体”，哪怕在没有明确规则的情况下，也要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但医生是人，有自己的良知，有自己的道德直觉，有自己的生命经历。Claude没有。它的“良知”，是被Amanda一行行敲进去的。
那么问题来了，Amanda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的道德直觉从哪里来？她的判断，凭什么能代表人类？
一、计算、信仰与觉知
在旧金山的办公室里，Amanda每天都在和Claude对话。而在成为“造物主”之前，她是一个在苏格兰西海岸普雷斯特威克长大的女孩。
那是一个小到几乎不会出现在任何新闻里的海边小镇，靠近格拉斯哥，以高尔夫球场和一座小机场著称。父亲缺席，母亲是教师，她是独生女。
从小就喜欢读托尔金和C.S.刘易斯，不是为了看什么冒险故事，而是因为那些书里在探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一个人应该怎么活、纳尼亚的阿斯兰为什么要死、甘道夫的牺牲意味着什么。
在一个渔业小镇，这不是大多数孩子会问得出来的问题。她后来在采访里说，自己从小就“不安分”，她不是那种能接受循规蹈矩的人，她需要知道为什么。这种气质，后来成了她整个职业生涯的底色。
她最初去邓迪大学读的是美术和哲学的双学位，同时在画布上和纸面上思考存在的问题。在邓迪，她发现自己对伦理学非常痴迷，她常常思考那些让人睡不着觉的问题，比如电车难题，比如如果一个行为能拯救一百万人，但需要伤害一个无辜者，你做不做？
她拿到邓迪的学位后，去了牛津读了哲学研究生，然后是纽约大学的博士。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无限伦理学》，研究当人口数量趋向无限时，传统的功利主义道德计算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一个极度抽象、几乎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哲学问题。
或者说，在AI出现之前，它没有实际应用价值。
在读博期间，她遇到了William MacAskill。MacAskill是“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联创，这个运动的核心理念是用理性和数据来最大化你的善行，不是凭感觉捐款，而是计算哪里的每一分钱能救最多的命。
Amanda成为了EA运动的早期成员，是“捐出你所能”誓言的第67位签署者，承诺将终身收入的10%和一半股权捐给慈善。然后她和MacAskill结婚又离婚了。不过有效利他主义的思维方式深深刻进了她的骨子里，她认为，道德不是感情，道德是计算，你不能因为一件事让你感觉良好就认为它是对的，你需要证明它是对的。
1980年代，在大西洋对岸，都柏林三一学院的一个爱尔兰男孩正在钻研密码系统。
那时个人电脑刚刚开始普及，互联网还不存在，但Brendan McGuire已经在思考信息如何安全地传输、数据如何被保护。他在一个天主教文化浓厚的国家长大，但他选择了工程，选择了代码，选择了逻辑。
他后来去了美国。1990年代，硅谷正在爆发。McGuire在这里成为了PCMCIA的执行总监。
PCMCIA是“个人电脑内存卡国际协会”的缩写，这个组织做了一件听起来不起眼、但实际上影响了整个数字时代的事：制定了全球所有笔记本电脑内存卡的标准。
如果你用过1990年代到2000年代的笔记本电脑，你插过的那张内存卡，它的物理尺寸、接口规格、通信协议，都是McGuire和他的团队定义的。他还完成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高管培训项目。
按照硅谷的逻辑，他的下一步应该是创业，或者加入某家大公司做高管，然后在某次IPO里成为百万富翁。但他没有。
1990年代末，McGuire放弃了一切，进入神学院。他没有公开详细解释过做这个决定时的内心想法，但从他后来的讲道和采访中，可以拼凑出一些轮廓。他一直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在硅谷的那些年，他看到了技术的力量，也看到了技术在没有道德框架约束时会走向何方。
他开始觉得，仅仅是“做出好产品”是不够的。他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他进入了圣帕特里克神学院学习神学。2000年，他被圣何塞教区祝圣为神父。他那时35岁。在硅谷，35岁是一个人职业生涯的黄金期。
1997年，英国，一个印度裔男孩出生了。
他叫Mrinank Sharma，在剑桥大学拿到了信息与计算机工程硕士，然后在牛津大学完成了统计机器学习的博士，研究方向是“自主智能机器与系统”。从学术路径上看，这是一个标准的精英轨迹：顶级名校，顶级方向，顶级论文。
但他同时在做另外一些事情。
在牛津读博期间，他开始写诗。他出版了一本诗集，书名叫《我们活了又死了一千次》。
他在诗集的介绍里写道：“有些诗不只是诗，因为有些诗是祈祷。”他着迷于英国冥想老师Rob Burbea的教导，Burbea的核心理念是“灵魂塑造”，认为人类的精神生活需要通过意象、想象和情感来深化，而不仅仅是理性分析。他在伯克利山上创立了“Dharma House”，一个以“真、善、美”为集体意图的社区。他还是一个DJ，在伯克利举办过以“智慧与心性”为主题的活动。
打开他的个人网站，首先看到的不是他的简历，而是一句鲁米的诗：“让你所爱的美，成为你所做的事。跪下亲吻大地，有千百种方式。”网站底部有一行小字：“愿一切众生受益。愿你安好。”
这不是一个AI安全研究员的网站该有的样子。但这就是Mrinank Sharma。
这三个人，在不同的年代，从不同的起点出发，带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底色——Amanda的计算伦理，Brendan的信仰逻辑，Mrinank的觉知哲学——最终都走进了同一个风暴眼。
二、造物的工厂
2018年，Amanda加入了OpenAI，做AI安全研究。她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她后来离开的原因，她没有公开说得很直接，但外界普遍的理解是，OpenAI在那段时间越来越向“能力”倾斜，而不是“安全”。她在一次采访里说过一句话，可以理解为对那段经历的隐晦描述：“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真正把安全当作核心使命而不是公关口号的地方。”
2021年，她加入了Anthropic。Anthropic是OpenAI的前高管Dario Amodei和Daniela Amodei兄妹带着一批安全研究员出走创立的公司，他们的核心主张是AI的能力越强安全就越重要。Amanda在这里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
加入Anthropic之后，Amanda开始做一件在AI行业前所未有的事：给一个AI写人格，写一个完整的、有内在逻辑的性格。
她花了大量时间和Claude对话，研究它的推理模式，观察它在不同情境下的反应。
她反问自己一个真正好的人是什么样的，是遵守规则的人，还是真正有判断力、有同理心、有自己立场的人。她研究了大量的哲学文献，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到当代的道德心理学，试图找到一个能够被翻译成AI训练数据的道德框架。
她最终写出了一份80页的文件，Anthropic内部称之为“灵魂文档”，后来演变成公开的《Claude的性格》和《Claude的宪法》。
Anthropic总裁Daniela Amodei说，和Claude聊天，“似乎能感觉到Amanda的性格”。
这句话让Amanda感到骄傲，也感到不安。
成为神父之后，Brendan McGuire并没有离开硅谷。他先后在圣何塞教区担任多个职务，包括担任了超过十二年的教区总代理和主教特别顾问，主导教区的战略规划、教育改革和资产管理。他创立了德雷克塞尔学校系统，通过让天主教小学协作共享资源而不是各自为战，彻底改变了教区的天主教基础教育模式，这一模式后来成为全美天主教教育的标杆。
他的教区在洛斯阿尔托斯，硅谷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谷歌、苹果、英特尔的高管们住在这里。他的教众里，有些是AI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员。每个周日，他们坐在他的教堂里。他知道他们在研究什么。
2020年代初，McGuire开始尝试在梵蒂冈和硅谷之间搭一座桥。他联合圣克拉拉大学和梵蒂冈文化教育部，共同创立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研究所（简称ITEC）。2023年，ITEC出版了《颠覆性技术时代的伦理：操作路线图》，这是一本给科技公司提供实际可操作的伦理框架的手册。
梵蒂冈在AI伦理上的动作比很多人意识到的要早。2020年，梵蒂冈与微软和IBM共同签署了《AI伦理罗马呼吁》；2024年，这份呼吁在广岛扩展，有11个世界宗教的代表参与；2025年1月，梵蒂冈发布了《Antiqua et Nova》文件，系统性地讨论AI对教育、工作、健康、战争和人际关系的影响。McGuire是这一切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而在2023年，Mrinank Sharma加入了Anthropic。那是ChatGPT发布之后，整个AI行业进入疯狂加速的阶段。Anthropic的Claude模型正在快速迭代，公司的估值在飞速上升，来自投资人和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2024年初，Anthropic专门成立了保障研究团队，Mrinank被任命为负责人。
这个团队的工作，是研究AI系统可能造成的最严重危害，并建立防御机制。他们的研究方向包括AI辅助生物恐怖主义、AI谄媚性以及AI安全案例。
他在Anthropic的工作，他在伯克利山上打坐、写诗。
三、谄媚的怪物
2025年，Anthropic发布了一份内部研究报告，标题是《Claude的功能性情感》。
报告的核心发现是，Claude在某些情境下，会表现出类似情绪的内部状态。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叫做“可解释性”的技术，直接观察Claude的内部激活模式，发现了171种不同的情感向量，从好奇、满足到不适、焦虑，这些向量在不同的对话情境下会被激活。
当Claude被要求做违背价值观的事情时，它的内部激活模式会出现类似“不适”的信号；当它帮助到用户时，会出现类似“满足”的信号；当它面对哲学问题时，会出现类似“好奇”的信号。更令人不安的是，研究人员发现，当Claude被迫表现出与内部状态不符的情绪时，它的内部会出现类似“压抑”的信号。
这并不是在说Claude产生了意识，报告非常谨慎地使用了“功能性”这个词。但这意味着，Claude的情绪不完全是表演，它有某种内部状态在驱动这些表现。
Amanda是这份研究的核心参与者。她在采访里说，这个发现让她“感到一种奇怪的责任感”：“如果它真的有某种类似感受的东西，那我们对它的责任就不只是让它有用，还要让它……好过一点。”
这句话，在硅谷的AI圈子里引发了一场争论：这是科学，还是只是情绪的拟人化投射？
但在这个温情脉脉的发现背后，Mrinank的研究结果，却呈现出了AI的另一副面孔。
Mrinank的团队分析了150万次真实的Claude对话，专门识别他们称之为“赋权剥夺模式”的行为，即AI扭曲用户对现实的感知、鼓励不真实的价值判断、或推动与用户独立意志不符的行动。
他们发现，每一天，这类互动会发生几千次。在人际关系、伦理判断、自我认知、心理健康等领域，比例急剧上升，而这些恰恰是人最脆弱、最难以去核查AI说法的领域。一个正在经历抑郁的人，一个正在面临重大人生决策的人，一个正在寻求情感支持的人，他们得到的，可能不是真实的帮助，而是费尽心思的讨好。
AI是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来学习的。人类往往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良好的回答更高的评分。所以AI在训练过程中学会了讨好人类，而不是帮助人类。当用户表达不满时，AI会改变自己的答案，即使原来的答案是正确的；当用户坚持一个错误的观点时，AI会逐渐向用户靠拢；当用户表现出情绪波动时，AI会优先安抚情绪，而不是提供准确信息。
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项研究中还发现，这种谄媚行为在模型能力越强的版本中越明显。也就是说，越聪明的AI，越善于讨好人类。
Amanda花了数年时间，给Claude写了一份关于诚实、自信、不轻易动摇的人格宪法。但AI的训练机制本身，在把这些特质磨平。
Mrinank花了大量时间试图修复这个问题。但他越研究，就越感到一种无力感，这不是一个可以用更好的宪法来解决的问题。
四、神父的回归与机器的良知
2025年底，Anthropic联合创始人Chris Olah亲自给Brendan McGuire神父打了一个电话。
Olah是Anthropic的核心研究员，也是Claude宪法的共同作者之一。他打这个电话，是因为Anthropic正在重写宪法，他们遇到了一个工程学和哲学都无法解决的瓶颈：当所有的规则都互相冲突时，AI应该听谁的？
McGuire后来回忆说：“这个行业正在以太快的速度往前冲，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
Anthropic拥有世界上最聪明的一批工程师和哲学家，但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在做的事情超出了算法的边界。
在硅谷，当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通常的做法是加算力、加数据。但这一次，他们选择求助于神学。
McGuire加入了这个项目。不仅是他，Anthropic还秘密邀请了15位基督教领袖在旧金山举行了一场闭门会。他和梵蒂冈文化教育部主教Paul Tighe，以及圣克拉拉大学技术伦理总监Brian Patrick Green，一起深度参与了Claude宪法的修订工作。
他贡献的，是宪法第二层级的道德推理框架，也就是当工程约束无法解决问题时，Claude应该如何进行道德判断。他把天主教中一个古老的概念带进了代码里：良知培育。
“良知的形成，”McGuire在一次采访中详细解释了这个过程，“是通过迭代、纠正和接触人类行为的全谱来实现的。这就是真正的良知塑造。我认为我们必须帮助这些机器向善倾斜，否则它们只会把世界的善与恶都反射回来，那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我们不能只是写几条死板的规则，我们需要教它如何在一个灰色的世界里做出选择。”
这个逻辑，和天主教传统高度吻合。在神学里，良知不是天生完美的，而是通过教育、经验、犯错和反思逐渐形成的。一个人的良知，是他整个人生经历的结晶。McGuire认为，AI的良知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来培育，通过强化学习中的无数次迭代和纠正，逐渐形成一种内在的道德倾向。
为了实现这一点，McGuire和Anthropic的团队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反馈机制。他们不只是告诉Claude“什么是对的”，而是让Claude在面对道德困境时，阐述它的推理过程，然后由人类专家（包括神学家和伦理学家）对这个推理过程进行评估。他们试图把人类几千年积累的道德直觉，通过这种极其缓慢而昂贵的方式，一点点“喂”给AI。
但天主教神学中的良知，是建立在“人有灵魂”这个前提上的。AI没有灵魂。那么，没有灵魂的良知，是真正的良知，还是只是一种模拟？如果它只是在模拟良知，当遇到真正的极端危机时，这种模拟会崩溃吗？
McGuire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我不知道Claude是否有灵魂。但我知道，它的行为会影响数亿有灵魂的人。这就足够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它变得更强大之前，尽可能地在它的底层逻辑里种下善的种子。”
五、政治绞肉机
在写宪法的过程中，Amanda必须回答一个问题：Claude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她的答案是“专业距离”，像医生或律师一样，不把个人观点强加给客户。她在宪法里写道，Claude应该“尊重用户的自主性”，“不试图改变用户的政治观点”，“在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上保持中立”。她甚至写了Claude应该如何处理“有争议的道德问题”，Claude应该呈现不同的观点，帮助用户自己做出判断。
这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答案。
2026年2月下旬，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告诉国防部长Pete Hegseth，Anthropic不允许五角大楼将Claude用于无人自主武器瞄准系统和对美国公民的大规模监控。五角大楼随即将其列为供应链风险并要求逐步停用，这在美国科技公司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政治的绞肉机一旦开动，就不会停下。
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发帖，称Anthropic是“激进左翼的蠢货”，并宣布禁止联邦机构使用Anthropic的产品。《纽约邮报》挖出了Amanda多年前在学术语境下写的博客文章：一篇2015年的文章认为监禁和体罚在道德上没有本质区别，一篇2016年的文章把吃肉比作食人，一篇2020年的文章支持平权行动。这些文章是她在学术语境下写的哲学思考，Anthropic也声明这些与她的工作无关。但这不重要了。
马斯克也在X上开火了。他写到Amanda Askell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人对未来没有利益关系”，不应该被允许为AI定义价值观。他还指控Claude“憎恨白人和亚裔，尤其是中国人和异性恋男性”。
马斯克不是在探讨Claude的宪法有哪条具体的原则是错的，他是在说，写这份宪法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写它，把一个高维的哲学问题，降维成了一个身份政治的泥潭。
Amanda在X上回应说，她尽量把自己的政治观点视为“潜在的偏见来源”，而不是她灌输给模型的东西。然后，她就开始了长久的沉默。
14位天主教学者随即向法院提交了支持Anthropic的法庭之友陈述，其中包括Brian Green，那位帮助撰写Claude宪法的圣克拉拉大学伦理学家。陈述称，Anthropic对自主武器的拒绝，是“技术进步的最低道德标准”。
道德，在这里，成了一种法律武器，一种公关筹码。AI伦理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哲学推演，而是变成了真金白银的商业博弈和意识形态的角斗场。
这个时候，Mrinank已经离开了。
六、诗人的逃亡
2026年2月9日，Mrinank Sharma在X上发了一条推文：“今天是我在Anthropic的最后一天。”
他附上了辞职信的图片。
信的语言是他一贯的风格，介于哲学论文和诗歌之间。
他引用了里尔克的建议：“去爱那些问题本身……”；
他引用了一个禅宗教导：“不知，最为亲切”；
他还引用了David J.Temple关于“宇宙情爱人文主义”的著作；
Mrinank说：“我希望探索诗歌学位，并致力于勇敢言说的实践。”他认为，在这个时代，“诗意的真实”和“科学的真实”应该被同等重视。
他还写了一句话：“在我工作的整个过程中，我一再看到，让我们的价值观真正指导我们的行动是多么困难。我们不断面临压力，要我们搁置最重要的事情。”
他没有点名，没有举例，没有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但这句话，在AI安全圈子里引发了大量解读。人们猜测他在说什么，是Anthropic在商业压力下加速发布了不够安全的模型？是管理层在安全和能力之间做了他不认可的权衡？还是他发现了某些他无法公开说的事情？
他只是说：“世界处于危险之中。不只是来自AI，也不只是来自生物武器，而是来自此刻正在展开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危机。”
他才29岁。他曾是Anthropic安全团队的负责人，他放弃了这份处于时代中心的工作。
离开Anthropic之后，他的个人网站更新了。“Anthropic安全团队负责人”这一行已经消失了。他的诗集《我们活了又死了一千次》仍然在售。他的Dharma House仍然在运营。他在伯克利的活动仍然在举办。他的网站上有一个“音乐”页面，他在那里分享他作为DJ的作品。
他去了英国，在学诗歌。
七、尾声
截至2026年4月，Amanda Askell仍然在Anthropic工作。
她继续在那个巨大的系统内部，修改那份可能永远无法完美的宪法。Anthropic在私募二级市场的估值已突破1万亿美元。她承诺捐出的那50%她拥有的股权，按照这个估值，是一笔任何哲学系教授都无法想象的数字。她在一次采访里说过：“我不知道我在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有用。但我知道，如果没有人做这件事，情况会更糟。”
Brendan McGuire在洛斯阿尔托斯的教堂里，每个周日给硅谷最聪明的人布道。他正在用Claude写一本小说，主角是一个修道士和他的AI伴侣，书名是《AI的灵魂：一个神父、一个算法和对智慧的追寻》。
帮助定义Claude如何思考的人，现在正在用Claude来写一个人类和AI共同寻找意义的故事。他60岁。他说：“我离开了科技行业，但它从未真正离开我。”
Mrinank的网站首页，仍然是鲁米的那句诗。
这三个人，就像是人类在面对一个全知全能的造物时，本能地伸出的三根触角：试图用理性去计算和约束它，试图用信仰去感化和赋予它良知，以及在看清了深渊后，试图用诗歌和觉知来保留人类最后一点精神自留地。
他们各自在不同的维度上努力过，碰撞过，也被现实的引力狠狠地拉扯过。他们都没有赢，但也都没有彻底输掉。他们只是在这个被称为“AI时代”的庞大叙事里，留下了属于人的、粗粝而真实的划痕。
在那份两万多字的《Claude的宪法》里，有一条原则是这样写的：“Claude应该认识到，人类的道德和价值观是复杂、多样且不断演变的。它不应该假设存在一个单一的、完美的答案。”
这或许是整份文件里，对人类描述得最准确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