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黄奇帆
翟东升教授以学者的前瞻性勾勒了这幅世界蓝图，无论是决策者审视扩大内需的战略路径，还是普通读者深入了解美元体系运转的底层逻辑，这本书都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察维度。
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确定性，应对大国博弈的复杂性
2026年春节假期，翟东升教授将他的新书稿寄给了我。书的主题相当精准地捕捉到了当前的国际热点与国家关切。2025年，特朗普总统开启第二任期，其一系列内政外交举措无疑是过去一年全球瞩目的焦点，深刻地冲击着既有的国际秩序与世界经济体系。
中美经贸关系重构虽表现在经济层面，但其底层驱动力源于大国竞争的必然性与各国国内政治的深刻变迁。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这本书通过对世界经济变局、中美两国国内结构变化及全球秩序变革的系统论述，为我们勾勒了中国重塑全球化的可能路径。在这种复杂的大国博弈中，我认为，最大的确定性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
以“投资于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消费大市场
人类社会工业化近三百年来，德国、美国、日本都曾先后登顶贸易顺差的巅峰。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这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更是人类贸易史上单个国家对全球出超的峰值。但站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我们不应再盲目追求数字的扩张。
长期以来，中国习惯了扮演“世界工厂”的全球分工角色，将巨额贸易顺差所获得的外汇储备视为一种国家财富积累。当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企业实际利润并未同步上升，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仅增长0.6%。为何近年来中国产业在国际市场强势崛起，货物出口却有明显“以价换量”特征，企业的实际利润与国内的边际消费却未见同步跃升？
这本书提出，适度削减成熟行业的出口退税，将其腾出的万亿级财政空间转化为国内的社会福利支出。过去，高额的出口退税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海外消费者的变相补贴，不仅不利于促进进出口平衡，也容易引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这笔出口退税的财政“经费”应该通过发放育儿补贴、提高农民养老金、加强职业培训，从“补贴海外消费”转向“投资国内民生”。只有切实降低中国家庭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上的负担，才能从根本上激活内需。只有居民“有钱花、敢花钱”，中国才能真正构建起“以我为主”的全球消费大市场。
这本书敏锐地指出，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人。根据中央“投资于人”的发展理念，这本书借鉴美国走过的道路，提出了未来起点收入计划，主张国家应当通过适度扩张中央政府的信用，为年轻人提供一份稳定的起点资助。且不谈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中国扩大内需，做优做强国内大循环，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重中之重。只有让劳动者有钱消费、有闲消费，中国的内需市场才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压舱石。
历史经验证明，单纯的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而进口大国往往能掌握主动权。中国当前主动扩大进口，是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必然选择。当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买家时，中国才能掌握更强的大宗商品定价权，改变国际贸易中“价随人定”的被动局面。
市场是中国应对大国博弈的王牌
特朗普两度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无疑是过去十几年中美经贸关系重构的重要表现形式。这本书第二章对美国贸易政策转向的国内政治经济分析非常精彩，引导读者深入了解：全球化为何遭遇逆流，美国立场巨变的深层逻辑与国内根源何在？特朗普为何能够胜选，他精准击中了美国社会的哪些痛点？第三章则对《中国制造2025》出台的政治经济逻辑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解释了《中国制造2025》为何会引发美西方舆论的强烈反弹，导致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动中美贸易战。这两部分内容完整地呈现了中美经贸关系重构的国内根源，值得读者细细品读。
在中美博弈中，市场是第一性的，是王牌，即这本书所说的“市场即权力”。在经济层面，任何一项新兴技术只有被市场的用户、消费者接受和普及，才有进一步商业化、产业化的可能。这时，超大规模单一市场能够创造可观的市场收益，从而为相关技术路线吸引持续的资金投入。在政治层面，对外开放的国内大市场可以成为本国的一种对外权力来源。中国之所以在2025年关税战中敢于斗争，对等反制，成为唯一没让特朗普敲诈成功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市场给的底气。
美国政客嘴上说的“脱钩”，我们在战略上可以藐视它，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自动放弃中国市场。中美经济脱钩的本质是一种违背市场规律的政治操弄，其底层逻辑在于美国试图通过政府力量，采取技术封锁、生产割裂和市场切割等方式来遏制中国发展，但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决定了脱钩代价远超收益。如果美国政府强制美国企业与中国市场脱钩，导致供应链中断，中国企业一定会在短期内寻找替代来源，转向国产替代或寻找其他进口渠道。与中国脱钩等于自己放弃中国市场。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跨国公司的企业家不会完全听从美国总统的指令。美国政府一届任期就只有四年，但企业要对董事会负责，对企业的长远利益负责，没有哪家企业会跟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美国政府玩短命的游戏。中国的营商环境做得越好，市场越大、越开放，世界就越不会跟我们脱钩。
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其产品约有70%是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剩余的约30%是外资企业生产出来用于出口的。这些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如果撤离中国，等于丢弃了它们约70%的市场份额，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即市场红利。就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14.11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个单一的大市场。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就工业基础而言，中国是全要素、全门类、全产业链集成的经济体。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成本下降的“规模经济”效应、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效应、抵御各种内外风险的“大海效应”。这三种效应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带来的，是中国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自然产生的新红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所蕴含的自然逻辑。
让人民币成为世界经济的硬通货
当下的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为深刻的解构与重组。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美元通过与黄金脱钩、与石油交易挂钩，建立了一套支撑半个世纪的无锚货币霸权。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近年来美国对美元特权的滥用，使这一体系的内生矛盾已接近爆发的临界点。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本书提出构建一种新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体系，即依托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推出金砖币，柔性挂钩大宗商品，构建一种针对美元的替代性货币体系，通过金砖银行与共同债券，促进成员国贸易平衡与财政共享，制衡美元霸权。这种构想目前看虽然面临巨大挑战，但其逻辑根基深植于世界各国对一个更加公平合理、更可持续的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强烈诉求。
我认为，一个贸易强国的货币地位，往往由其支付能力定义。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赋予了人民币更坚实的底层支撑。展望未来十年，伴随着产业链向高端迈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从当前的7左右稳步升值至6左右的水平。到2035年，尽管人民币计价的人均收入翻番尚需时日，但换算成美元计价，我们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有望从目前的1.3万美元档次，跨越到2.5万~2.6万美元的新台阶。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本质上是让全体人民共享大国崛起的红利。同样的钱，将能购买到更多的全球商品与服务，出境旅游和海外购物将变得更加轻松。这种“购买力”提升既能通过扩大进口来平衡国际贸易，也标志着中国正从“通过廉价劳动力换汇”转变为“通过坚挺货币购买全球”，真正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重构。当中国有能力将本币支付到全世界时，人民币才能真正算是全球范围内的硬通货。
翟东升教授以学者的前瞻性勾勒了这幅世界蓝图，无论是决策者审视扩大内需的战略路径，还是普通读者深入了解美元体系运转的底层逻辑，这本书都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察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