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兆每每征象不同，之于贾府，就是《红楼梦》第七十五回会芳园贾珍家宴听到的“异兆发悲音”；之于清朝，就是嘉庆十八年《朱笔遇变罪己诏》的那四个红字“笔随泪洒”。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傅北宸，头图来自：AI生层
革命作为词语现象，始终存在复杂化和神秘化的两个理解极端。复杂化体现在多解释而无定义，神秘化体现在即时统治者对它的警惕。前者如木雕佛像千手千眼，指代难名且居无定所，后者则一见即是一触即非。汤武革命和辛亥革命虽同属革命，但就史料而言清末民初自然完备太多。
小说家之所以写小说上瘾，就在于事缓则圆地描摹出具象，以上帝视角铺排穿插，造出一个自己想要的国度。史学家则另开生面，用事实碎片联拓出一个生动鲜活的曾经。如果说前者是工笔，那后者就是３Ｄ绘画。无论看书或读史，中微观的鲜活度都更大。
历史原本模糊，如果宏阔再宏阔，就败兴之尤。至少于阅读而言，断代之趣大于通史；而断代史纵贯一朝，全须全尾的短处在于不得专惬。所尽兴者，是顾诚的《南明史》那类，放走大部拦胯一刀，爱吃肚丝的专吃肚丝，爱吃猪蹄的专啃猪蹄，庶几可大行饕餮焉。起码这对于观察一个政权的湮灭，能有具体而微的体感。好在，此类史书又新出版了一部，就是人大姜萌的《简明晚清史》。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句话颠扑不破。
妖是什么？事有反常谓之妖。赵雁彤说，一件事情无论大小，按逻辑不该发生，而一旦发生了即非侥幸——不用说服麻醉自己，它就是反常。所以墨菲定律之魅在于暗合机榫：“假如一件事有出错的可能，那最后它就一定会出错。”
“可能”这种事，就体现在征兆上。兴兆自不必说，败兆自然也是事后才总结出来的。所谓事后诸葛亮，其含义重心不在事后，而在诸葛亮上：在于“看得清”。败兆每每征象不同，之于贾府，就是《红楼梦》第七十五回会芳园贾珍家宴听到的“异兆发悲音”；之于清朝，就是嘉庆十八年《朱笔遇变罪己诏》的那四个红字“笔随泪洒”。
一
晚清自然指清朝的末叶，而康雍乾盛世明明如日中天，余炽尚在，何以就晚清了呢。
大凡事物多盛极而衰。嘉庆登基是无奈，因为授权人乾隆觉着自己还行，虽然做太上皇，事无大小皆出于己且毫无掩饰。他明着告诉朝鲜使臣“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即便是年号，也是执意阴魂不散——紫禁城外用嘉庆，城内还继续用乾隆。自古太子难当，嘉庆就被套进这个公式里枷得够呛。
更让嘉庆小肠疝气的是和珅。嘉庆登基后，乾隆就想调朱珪（嘉庆的老师，两广总督）进京，以便辅佐新帝。嘉庆知道后很高兴，拟写了一首贺诗，诗稿没发走就被吴省兰（和珅安插在嘉庆身边的官员）偷走，和珅拿到后就跟乾隆说嘉庆这是“欲市恩于师傅”（《清史稿·董诰传》），于是乾隆勃然大怒，嘉庆瑟瑟发抖，朱珪险遭奇祸。很多人觉得，乾隆刚死嘉庆一天工夫都不容就立办和珅，做得太过，但换作任何人，这货不炖了它还留着过年么。
乾隆留给嘉庆的尾大不掉有二，和珅之外就是傅恒家族。
傅恒家的圣眷军功一朝无两，甚至都远不是一个异常所能概括。乾隆四十八年，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三兄弟同时担任军机大臣。这不唯清朝，而是历朝历代均无，名副其实的空前绝后。嘉庆能措手的时代，傅恒家族的代表福康安已死，只剩福长安。
萧一山《清代通史》说乾隆晚期朝政“内坏于和珅，外坏于福康安”。死不代表不能口诛笔伐，嘉庆不能解恨就“屡下诏戒诸将帅毋滥赏，必斥福康安”，而对于活着的福长安，判令“正法”后改成斩监候，去赐死现场跪看和珅上吊全过程，完事踢到裕陵给乾隆守坟。这俩实刑连起来看一枪二马意味深长：你党附和珅，那就让你看他下场；你专舔太上皇，那就让你看他平躺。
嘉庆拿下和珅、福长安之举是一俊遮百丑。
太上皇当国带给嘉庆最大的脸面就是没有脸面，怎奈皇帝是一个必须脸无穷大才能干起来的活儿，所以他亲政必然是夺脸立威，而古今中外立威大法只有一个，就是杀人。极短时间内爆发出极长时间才能攒够的能量，谓之穷凶极恶，但套路实践极有效。拿下这两个代表，嘉庆就同步换脸，威风凛凛成为新常态。
福长安经了十多年逐步被恢复原状，对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亦不过是水里按葫芦，最后还封了个公爵。就政治智慧和手腕而言，嘉庆这出演的没话讲，关键在于他还有时间。光绪也有血性，但时间让慈禧给掐了；而宣统没时间了，是报应。周伯通说得好，时间是最大的武功。即便末代，倒计时开始的第一秒含金量也最高。
嘉庆是清朝断崖下跌的开始。史界有一种说法是，康乾盛世连着嘉道危机，嘉庆之后，在宏观上看，清朝是有出气没进气了，所以姜萌写《简明晚清史》就从嘉庆开始。
二
姜桂题在《简明晚清史》只出现了一次。
“……导致七位军事将领各行其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七位将领自己商量推举目不识丁的姜桂题主持大局。就这样，被称为‘海军根本’的旅顺在一片混乱中丢失。”姜桂题前半生从随僧格林沁征捻，到随左宗棠西北平兵燹，以军功、受重伤挣得授总兵获清字“巴图鲁勇”号，护驾挣得紫禁城骑马——这是李鸿章苦心孤诣一辈子最后才得的——起码不能说他不能打仗。
那旅顺口之战为什么落个“守军不战而退，姜桂题弃甲而逃”(《民国人物传·第9卷》，中社科院近代史所编，《中华书局》1997年3月第1版)的定论呢？姜萌一语中的：“指挥混乱是清军贯穿战争始终的问题。”
就近取譬，甲午战初期李鸿章派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丰升阿等援军在七月初先后抵平壤，没指定谁统帅，只能各打各的，后叶志超撤到平壤谎报胜利，李鸿章才任其为前线统帅。枪炮一响就想溜，左宝贵派兵监视他，左战死后叶志超趁雨夜出平壤一路狂奔“趋五百余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清史稿·叶志超传》）。
日军过江后，除宋庆的毅军在盘锦有力阻击外，大连、旅顺、牛庄、营口等相继失守，李鸿章在时隔不久的一封电令中慨叹“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
比及战事湮至威海卫军港(北洋水师的大本营)，日军水陆分进合击，清军方面军港主官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陆路主官是总统绥巩各军督办威海防务戴宗骞，互不隶属。李鸿章电令固守，戴某主动出击继之大败，回炮台时仅剩19人，陆路全陷。此役的结果是水路两主将丁戴相继自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作战部队的互不隶属是常理，但事先不预，事中指挥失当是痼疾，姜萌总结为“朝廷和战不定，前线各自为政”，自鸦片战争起，每战必是。日俄战争是在清境内打，时人觉着是“活忘八”耻辱到家，但有两次在别国境内打的也照样是一铲子被端回境内，还是耻辱到家。甲午之战开始在朝鲜境内，中法战端开衅是在越南境内，两者都是清的藩属国，照例被揍得满脸花。
法军侵越之初，清军只是观望，提供保护的倒是民军。黑旗军刘永福背粮上班，在越南两次大捷已是难能，但后继无援，在其强弩之末时清廷才表示支持，但军械粮草却无实际支撑。而部队方面，云南布政使唐炯的滇军从越南山西城主动撤回云南；广西布政使徐延旭的桂军在黑旗军激战时作壁上观；提督陈朝纲部战而不逮退守北宁而后失陷，法军逼近中越边界。清法已经正式开战，诏旨才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节制诸军，哪还来得及。
内地方面，边境之后继之马江海战，马尾军港及船厂连同福建水师灰飞烟灭。
从表面看，是何如璋和张佩纶指挥不力，前者是驻日公使大转场，后者是清流言官做钦差，但复杂处不全在此。从张佩纶的几封该时期的书信中就可以看出来。
法舰到达福州时，马尾军港因防守薄弱而八方求援，只有张之洞派来一艘飞云舰，其余南北洋只有理解，张佩纶“株守遂已一月。请（军机处，旨意）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改。枢泽（军机处）勇怯无常，曾李置身事外。
敌在肘腋，尤且如何，国事可知……沿海各督抚舍香老(张之洞)外，无一有天良者。将奈之何？吾不忧敌而忧政也!”“……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致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张佩纶《致安圃侄》，《涧于集·书牍》卷三）（注：*原文如此）
当时国际惯例，外国军舰驶入别国口岸，数量限2艘，时间限2周，而交战国不在此例。清廷居然允许敌舰队深入本国军港泊40余日，全球奇葩。美国历史学家马士认为，马江之役束手无策是因为清廷不懂国际法，这种解释饱含书生气——就清朝来说，近点的，左宗棠扶病抬棺收伊犁新疆，懂国际法吗？
远点的，索额图征雅克萨，康熙是国际法专家吗？史学家一向试图找出历史规律“有资于治道”以图一世而万世，岂不知永动机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朝代或时代都是一个生命体，生姿死态各有别案，方生方死才是常识，国运有常终究是最大的铁律，你尽管忽略，它照常运转——有常遇春就必有吴三桂，有多尔衮就必有袁世凯。
三
八国联军进京、慈禧西逃、东南互保，这三连环之于当时，被视为满清要吹灯拔蜡踹锅台的显征。惊奇在于，半年之后峰回路转，清政府还续了10年的命。《简明晚清史》认为，其原委在于清末新政的启动。
“母子一心变法诏书”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奉旨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这两份文件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特别是后者，对今后乃至民国都是剪彩之举。之所以称剪彩是因为它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改革方案，姜萌给出的定义关键词是9个字：完整系统、被全面执行。
变革的齿轮一旦开动，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这个清廷的续命配方里有一味冲决之药，疗效的前半段叫苟延残喘，后半段叫洪水滔天。历来王朝自上而下的大改革都尴尬，上得了台收不了场，从王安石以降例不虚发。
李鸿章在同治三年写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一封信中，引用了王安石政敌苏轼的一句话“（变法）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一切既安于位者无不对改革深恶痛绝，因其大多吃力不讨好，但如果变革能换来续命，那终究算是赚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慈禧就这么想的。
清末新政的推行，“改变了中国社会构成，促使一个新兴社会的诞生”。中国传统几千年来，都是士农工商的四民体系，新政推行，使民族资本家和产业工人群体迅速形成且壮大，和官绅官僚分庭抗礼，最终演变成了四川保路运动，“四川点炮”推倒下一张骨牌“武昌射门”——辛亥革命。
关于这次运动的成因梗概，当时11岁的四川叙永县少年傅钟麟回忆道：“四川人民联合起来，自己集资修建（铁路）。事情有了眉目，清政府却下了一纸命令，收川汉铁路为国有。……为这条铁路，不论广大劳动人民，还是资产阶级，都或多或少出了股金，父亲也倾其所有。四川人民于是上下一心，群起反对，还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清兵要出来镇压，同志会又组织起‘保路同志军’……”傅钟麟后来把名字中的麟去掉，就叫傅钟，是几十年后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保路运动后第9年，傅钟即和周恩来、郭隆真等197人乘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作为赴法学生团的第15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勤工俭学是自费留学的一种，为清末新政的余漪。留学带来华夏火种，前期的赴日颠覆了满清政府，后期的赴法赴苏颠覆了蒋家王朝。而留学的起因和推动，正是清末新政。
新政在教育上有两大项，一是国内建新式学堂，二是奖励出国留学，勤工俭学可归为留学项。科举放空了，留学能补白，新政规定的留学，学成回国后都给予科举功名，如高等或实业学堂获优等文凭则给举人出身，在“日本国家大学堂”或相当之官设学堂得学士学位，给予翰林出身等，所以清末民初出国留学成风。但留学是提倡民主革命的教育，清政府鞭长莫及但还要严管，所以广大的留学生群体就成了民主革命的土壤。
满清腐朽和怂包让全国人都看不上，政府执政不行，列强中国逞凶，两者加起来国人都有愤懑。一般国人之于清，不过癣疥之疾，而留学生眼界既高影响又大，就成了清政府的健康癌肿。何况，在国内被通缉的革命党人孙文、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等都遁逃出洋，在这些留学生中被奉为青年领袖。如梁启超的留学弟子都成了清末民初举足重轻的人物：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蒋百里、陈独秀、杨树达、张东荪、张君励、蓝公武、孙科等，而吴张蔡蒋等都是军校士官生。
留学生中最厉害的癌肿就是军校士官生。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为例，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开始创建新式陆军，从1898开始，向日本大批选派军事留学生，去向主要集中在该校。
该校毕业生回国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破格使用，且在很短时间内擢升，第一任职即是“少尉资格录用”很多人一两年内即升至统带（团长）、统领（旅长）。
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共练成新军14个镇又18个混成协。士官生毕业回国最早的也不过8年时间，便已有6人升到统制（师长），如第6镇吴禄贞、第20镇张绍曾都是一期的；至少有27人以上升至统领（旅长），如第2混成协蓝天蔚是二期的，第19镇第37协蔡锷是三期的，广西混成协的赵恒惕是六期的。
清末各省兵力多者一个镇，少者仅一个标，可见辛亥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士官生举义成功，几乎都是水到渠成的。武昌起义成立革命军，一期的万廷献代理黄兴署理战时总司令；五期的李书城任参谋长；五期的王孝缜任副官长。
而各省新军纷纷起义，其发动指挥及形成独立统治的，也同样是这帮人，如陕西都督是六期的张凤翽；山西正副都督、军政司长和参谋司长同是六期同学：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和孔繁蔚；江西都督先后都是六期的李烈钧和欧阳武；福建国民军司令官是三期的许崇智，参谋长是二期的王麒。
中国史中，凡军人当国的必然乱世，以其乱世非军人不能治也，这就是“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的原因。“乱世出军阀，军阀止乱世”两者是陈陈相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