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理想国imaginist ，作者：理想的编辑部
《过春天》
近年来，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的低迷情绪与消极生活状态，逐渐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躺平”“内卷”“精神内耗”等概念和情绪在被年轻人大量表达和自我调侃的同时，也常常遭到来自长辈群体的不解甚至批评。
在物质条件显著优于过去、教育机会前所未有丰富的今天，年轻人处境更好了，也更多选择了，但为何反而失去了生命力？
这种感受与判断的差异，恰恰反映出两代人因成长背景、人生经历和社会处境的不同，而形成的情感与认知断层。
代际之间的张力，正是《富足一代》这本书试图解答的。作者伊险峰和杨樱将1995年至2005年间出生的年轻人（偏一二线城市）称为“富足一代”。
这一代人成长于中国社会物质财富快速积累、家庭资源高度集中的时期。表面上看，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选择空间，但却也承受着诸如激烈内卷、过高期望和意义感缺失等现实与精神层面的压力。本书深入呈现了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处境，也揭示了代际冲突背后复杂而多元的面貌。
此前，我们邀请《富足一代》的两位作者伊险峰和杨樱录制了一期播客。节目中，他们分享了对当下年轻人生活处境的观察，也聊了聊对两代人之间复杂而微妙关系的理解。
下面是这期播客的节录。
本期内容摘自播客“naive理想国”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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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富足一代”眼中的世界
理想的编辑部：首先请两位老师谈谈这本书的写作缘起，为什么想要写这样一本书？
杨樱：我们之前都是媒体出身，我和伊险峰老师曾一起创办《好奇心日报》。2016年，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这个专题的背景是当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移动互联网进入高潮，外卖、点对点到家服务以及各种线上需求层出不穷，市场上涌现出大量新产品来满足这些需求。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针对年轻人的品牌消费和产品需求被深度挖掘。这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困惑：当年轻人的物质生活被如此细致地揣摩和满足时，他眼中的世界在精神层面是什么样的？
《富足一代》这个书名是在出版前夕才定下的。最初我们只有一个很粗糙的画像，就是想要了解出生在1995年至2005年之间的年轻人是一个怎样的群体。2020年到2021年的采访期间，他们刚刚高中毕业，或正处于教育的关键阶段，但已经能够成熟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父辈可能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来机会最多、资源积累最快、人生变化最剧烈的一代人。我们认为，以这两个世代之间的关系作为观察对象会非常有趣。
理想的编辑部：为什么认为他们是富足一代？这本书出版后，我问了不少00后的朋友，他们的反馈是并不觉得自己是富足一代。
伊险峰：这可能正是代际冲突的一部分。每个人对财富和富足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最初是从机会及其获得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从父辈的角度看，也就是从“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这个提问出发，这里“社会”暗含的主语实际上是成年人、是父辈，他们会觉得社会为年轻人提供了充分的选择：可以在国内念书，也可以出国；可以上公立学校，有相应的服务和补习。父辈认为自己为下一代提供了很好的选择可能性。
但从年轻一代的角度看，他们并不觉得这些是需要自己去奋斗的东西，而是天经地义的。早个四五十年前，一家五口人只有两条裤子，得分头出门，裤子成了决定你能做什么的选项。而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如果真到了他想出国的那一天，父母会想办法，他也不会觉得有多大问题。
我们说的“机会”，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是安全感和富足感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在中部二线城市，一名新华书店店员的收入大约四千块，一位小学老师的收入大约五六千，一个家庭全部的收入大约一万块钱，同时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日子确实不太好过。但对孩子来说，这可能不是问题。你说他富吗？从数字上看，我觉得不富。但从他对未来的想象和可能获得的机会来看，他是富有的。
理想的编辑部：年轻人确实是成长在一个相对富足的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起点，但现实情况是，年轻人普遍对人生的前景感到悲观。富足这个概念在他们生活中，是一个从高处不断往下坠的过程。而更年长的一代人，虽然人生的起点低，但总的人生轨迹是往上走的，不管这个过程是野蛮生长还是被迫的自力更生。
杨樱：如果以增长率来看，毫无疑问，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可能达到之前的水平了，因为过去几十年的增长率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种高速增长催生了所谓的“红利一代”，大致是1963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他们获得的获得的主要是房子、升迁的机会、从小城市搬到大城市居住的可能、阶层跃迁等等。
而他们的孩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富足一代”，他们的沮丧或悲观，来自于他们锚定的父辈获得的东西，他们没机会再获得了。那么，这些年轻人的存在意义应该寄放于何处？
从这个角度延伸下去，我们试图探讨“富足一代”的存在感以及幸福感由什么组成？因为不论什么世代都会希望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只不过大家对幸福和美好的定义不同。
父辈对幸福的定义通常比较物质化，可能以前住农村、用旱厕，现在住进了商品房，这种置换就是幸福感的来源。而他们的下一代已经拥有了这些，起点已经很高了，那么，他们的幸福感又该从何而来？我认为这是“富足一代”的核心命题之一。
理想的编辑部：当以物质财富增长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旧叙事失效之后，你们觉得“富足一代”找到了怎样的新叙事来存放关于自我价值、人生意义等命题？
伊险峰：我觉得不必着急，可以再等等，他们连自己擅长做什么都还在摸索当中，现在就让他们去定义人生和世界有点太早了。我比较在意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1963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可以说是中国的婴儿潮一代，也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他们人口基数很大，也正好赶上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机遇，如果这一代人始终牢牢把握着资源和话语权，那么，后面的世代，比如80后、90后、00后，想要获得同样的机会和表达空间，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理想的编辑部：其实现在年轻人失权的问题不仅体现在话语权上。例如，在同样处于25到30岁、初入职场的阶段，长期停留在基层岗位已成为一个明显趋势。随着所有人的职业生涯普遍拉长，向年轻人开放的高级职位正在不断减少。
杨樱：有一些传统行业是这样。比如我们的一个采访对象，以前他刚去当律师的时候，律所只要随便走一个人，他马上就能升合伙人。但现在新进入律所的年轻律师可能要为此奋斗很久，甚至可能最终也成不了合伙人。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日本也是这样，所有成熟的社会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可改变的时候，大家自然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自我，在自我之中实现自洽。这很可能催生出某种新的评价体系，写作这本书的过程，让我看到一些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已经发生了。这个转变是“富足一代”乃至更后面的一代人的底色，和上一代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
02
与社会“硬碰硬”的一代人
理想的编辑部：相比上一代，“富足一代”在成长过程中缺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或缓冲。比如在公共表达层面，以前媒体影响力还很大的时候，可以作为桥梁；在私人生活层面，以前，无论是家庭还是其他共同体，仍然很坚实，能够起到中介的作用。而现在，个人与社会处于一种更加直接的“硬碰硬”的状态。这会带来哪些影响？
伊险峰：寻找共同体是一种普遍的需求，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如此。不过，在当下原子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各种传统共同体已经在逐渐消解。这种消解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现在还未可知。但其中一个可能比较显著的结果是“身份政治”的兴起。
就像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围绕性别、种族、性取向等议题所看到的那样，随着身份的划分变得越来越细致，逐渐形成了一些彼此之间存在身份认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在表达上，有时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极化倾向。在具体的表达和行动方式上，他们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看起来更为积极、甚至略显激进的方案。
杨樱：关于“极化”现象，我觉得，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并不是极端言论的积极表达者。真正在互联网上频繁发声、立场鲜明的人，终究只占少数。对于更多身处其中的普通人来说，看到一个人因为某些言论或立场而遭遇网络暴力，往往会感到不安甚至恐惧。这种体验会让人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极化言论确实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和伤害性。我认为这种意识，在潜移默化中使年轻人对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谨慎和小心翼翼。
而且这种谨慎已经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以前你不知道谈个恋爱到底会怎样，就试试嘛，肯定可能被骗或者被伤害，那你就认了。但现在的互联网不一样。你从别人的个人经验里，很少有人作为成功案例现身说法，失败案例的比例基本上是不均衡的。大多数你能看到的是有压迫性的、悲惨的失败案例，告诉你一定要避雷。
大家为了避免受伤，在线下与人交往时也会不自觉地进入一种防御模式，毕竟生活已经很累了，不想再横生枝节。从各种网络流行语，再到层出不穷的亲密关系类应用软件中都可以看出，年轻人确实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负担，他们比上一代人更希望控制交往的成本。
理想的编辑部：在你们看来，两代人之间有什么共识可以作为沟通的基础？
杨樱：我觉得，大多数人骨子里还是保留了优绩主义的底色。无论父辈还是年轻一代，这都是一以贯之继承下来的。
有些年轻人在表达上会显得很“反叛”。比如我家的一个侄女，她会跟父母说：“我以后不会想当什么CEO，也不会想去谋什么大的职位。”但与此同时，她在缺钱买东西的时候又会反过来指责父母：“你们凭什么不给我那个钱？这个钱付不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这句话预设的是，一个人只要足够努力，就不会境遇不顺，如果处境不好，那一定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这是非常典型的优绩主义思维方式。
她把很多复杂因素都归结为个人努力的结果，同时又放弃了上一代人设定好的那些既定等级目标，比如要做到什么职位、爬到哪个台阶。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实际上同时加注在了年轻一代身上。
伊险峰：我觉得年轻人可能也会和父辈一样染上越来越强的犬儒主义倾向，也就是对某些东西的过分追求和对某些价值的无视。
理想的编辑部：听起来你们好像挺悲观的？
伊险峰：我没有那么悲观。我们所有的看法还是要在时间的跨度里去考量，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三十年后的社会和价值标准会是怎样的。
杨樱：我觉得是开启了一种观察，而不是到了一个给它下结论的时候。对于更年轻的世代来说，后面的事情远比我们开启的这个观察的世代来得复杂得多。
采写/寇大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