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简单心理Uni ，编辑：维安，作者：Uni小编
最近上映的《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不太可能成为“爆款”的电影：潮汕方言、素人演员、没有强情节冲突，成本仅1400万，首日排片1.6%。但它的豆瓣评分从9.0涨到了9.1，票房超过6亿。
（以下涉及微剧透）
故事并不复杂。上世纪，潮汕阿嬷叶淑柔的丈夫木生下南洋谋生。几十年里，她独自守着老屋，养大孩子，唯一能获得丈夫消息以及慰藉的是每隔一段时间从南洋寄来的侨批——信里夹着汇款，信的开头永远是“吾妻淑柔，见信安康”。直到孙辈远赴泰国寻亲，才发现真相：丈夫木生早在抵达南洋后不久就已意外身亡。那些信出自一个叫谢南枝的女人之手——木生在异乡曾帮助过她，木生死后，她不忍将噩耗告诉淑柔，于是冒用木生的名义，一封一封写信，一笔一笔汇款，直到自己也老去、直到患上阿尔茨海默症。
整部电影没有刻意煽情，没有激烈的冲突。但它让很多人流泪。
不是因为它讲了一段多么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因为它呈现了两种在当代亲密关系中越来越稀缺的能力：在不确定性中坚守等待的能力，以及不求回报地付出的能力。
今天我们想从心理学的视角尝试分析一下这两种能力背后的心理机制，以及它们为什么能如此精准地击中我们。
01
淑柔的等待：
当依恋对象“既在又不在”
淑柔的状态，在心理学中有一个专门的概念：模糊的丧失（Ambiguous Loss）。
这个概念由明尼苏达大学家庭社会学教授Pauline Boss在1970年代提出，用来描述一种特殊的丧失状态——那个人既没有完全离开，也没有真正在场。Boss（1999）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物理层面缺失但心理层面仍在（如亲人失踪、远行失联），另一种是物理层面在场但心理层面缺席（如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淑柔的情况属于第一种。丈夫木生远在南洋，她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但那些定期寄来的信，让她相信他还活着。她无法完成正常的哀悼——因为哀悼需要一个明确的“失去”；她也无法真正安心——因为她永远不知道下一封信会不会来。
Boss（2010）的研究发现，模糊的丧失比明确的丧失更具心理破坏性，因为它使人长期处于“悬置”状态，无法完成哀悼的任何一个阶段。这种状态的核心痛苦在于：希望和绝望交替出现，永远无法被任何一种确定性取代。
那么，淑柔是如何撑过这几十年的？
从依恋理论的视角看，她将所有情感能量投入到了“等待”这个动作本身。约翰·鲍尔比（Bowlby,1969/1982）提出，依恋系统的核心功能是在遇到威胁时寻求与依恋对象的接近。当依恋对象长期不在场时，个体依然会维持对那个对象的“心理表征”——在想象中保持与对方的连接。
淑柔收到的每一封信，都在强化这个心理表征。她不需要知道信的来源是否真实，她只需要确认“有人在回应我”。这个回应本身，就是她的安全基地——一种让她能够继续面对日常生活的心理支撑。
从临床角度看，这是一种适应性的防御机制。在极端模糊的处境中，个体通过维持一个“假的但功能性的”信念来避免心理系统的崩溃。这不是“软弱”或“自欺”，而是在有限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02
南枝的付出：
纯粹利他行为与善意的涟漪
再看谢南枝。木生死后，她没有义务假扮一个死人写信。她完全可以置身事外——没有任何人会知道，也没有任何人会责备她。但她选择了另一条路。
1.纯粹利他行为的心理机制
心理学中有一个理论可以用来理解这种行为：共情-利他假说（Empathy-Altruism Hypothesis）。
这一假说由C.Daniel Batson在1991年正式提出。Batson的核心观点是：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困境产生共情关注（empathic concern）——一种以他人福祉为导向的情感反应时——会激发出纯粹的利他动机。这种利他动机的终极目标是增进对方的福祉，而非帮助者自身的任何获益（Batson,1991）。
Batson及其同事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证明，在某些情境下，亲社会行为确实可以由纯粹的无私动机驱动。这种动机甚至可以让人甘愿忍受痛苦、危险乃至生命威胁去帮助他人。
南枝的行为符合这一定义。她对淑柔没有血缘关系，没有任何利益回报的可能。她之所以愿意花几十年时间写信寄钱，唯一的动机是共情——她能感受到如果真相泄露，淑柔的家庭将无法承受。这种共情激发了纯粹的无私动机，她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代价，且从未期望被人知晓。
Batson（2011）进一步区分了“共情驱动的利他主义”与“社会回报驱动的助人行为”。后者例如：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施以援手，因为人群在看，帮助者可以获得社会赞许。但南枝的写信行为是匿名的——淑柔收到的每封信上都写着“木生”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南枝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她得不到任何社会性回报。
2.善意的涟漪效应：亲社会行为的连锁传递
电影中还有一条暗线：木生生前曾在旅馆里帮助孩子读书识字，改变了很多孩子的命运。那些孩子长大后，又捐建了新学校，并以“木生”命名。这恰恰印证了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现象——亲社会行为的连锁效应（Pay It Forward）。
大量研究表明，利他行为会产生“涟漪效应”：一个人受到帮助后，更可能去帮助他人；一个人看到他人行善后，也更可能产生利他行为。这种效应可以跨越时空，代际传递。
木生的善行影响了孩子们的人生，孩子们成年后回报社会，以木生之名建校。南枝的善行守护了淑柔的家庭，淑柔的女儿在南枝的帮助下成长为一名老师，爱的链条在延续。这两条线索的交织，正是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善意从来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形式，继续流动。
3.关于南枝终身未婚的补充
电影中提到南枝终身未婚，收养了孤儿。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视角看，这可能是一种替代性的依恋建立。一个没有核心家庭的人，可以通过长期的利他行为来获得存在的意义感，并在代际层面建立连接——她无法获得属于自己的亲密关系，于是选择用“给予”来填补这个空洞。这在临床实践中并不罕见：许多长期没有婚姻或子女的成年人，会通过长期资助某个家庭、抚养亲戚家的孩子等方式，获得心理上的延续感。
03
集体潜意识与原型共振：
为什么我们都在为同一个故事流泪？
电影中最具冲击力的场景出现在最后。南枝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后，不再记得自己是谁，不记得过去的事，但她的身体仍然记得两件事——“唐山的味道”和要给淑柔寄一块咸猪肉。两位从未谋面的老人最终重逢，患病的南枝平静地问了一句：“好吃吗？”
这一幕让无数观众在影院里泪流满面。一个讲述上世纪潮汕阿嬷等待丈夫的故事，为什么能让2026年的年轻人在影院里集体流泪？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或许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角度。
荣格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最上层是意识（个人能够感知到的自我），中间层是个人潜意识（被遗忘的记忆、被压抑的经验，他称之为“情结”），最底层是集体潜意识。荣格曾用岛来打比方：露出水面的小岛是人的意识；潮来潮去时显露出来的水下部分，是个人潜意识；而托起整个岛屿的、深不可测的海床，就是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不是个人后天习得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人类祖先进化过程中，世世代代反复经验的集体经验在心灵底层的精神沉积物。
荣格认为，集体潜意识由全部本能及其相关的“原型”组成。原型是集体潜意识中的形象总汇，是一种本原的模型，其他各种存在都根据这种原型而成形。原型本身没有自己的固定形式，但它是我们体验世界的“组织原理”——它决定了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某些经验。荣格曾如此定义原型：“原型是领悟的典型模式”（Jung,1966,Collected Works Vol.7,para.250）。他的另一部著作进一步论证，集体无意识理论将原型视作一种反复出现在人类记忆当中的“典型”现象，从而解释了当某类原型出现时所引起的心灵的共鸣。
比如，为什么所有文化的神话中都有“英雄”的形象？为什么我们读到一个人战胜困难、完成使命的故事时，会本能地感到振奋？荣格的解释是：这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集体潜意识中的“英雄原型”在起作用。当我们看到英雄故事时，心灵深处的某种先天结构被激活了。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里，至少有两个原型被同时激活。
第一个是守护者原型。南枝的行为——匿名写信、匿名汇款、终身未婚以守护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在当代社交逻辑中几乎是一个“反常现象”。但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却对这个形象有着深刻的记忆。神话中的女娲炼石补天、传说中默默庇护族群的祖先、文学中那些不求回报的牺牲者……这些形象都指向同一个心理原型：明知没有回报，依然选择守护。南枝站在信局门口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这个原型穿越时空的又一次显现。
第二个是等待者原型。淑柔几十年来在不知情中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归来的人。这种“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仍然等待”的姿态，同样是一种深植于集体潜意识的心理结构。《诗经》中的“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民间故事里守望丈夫归来的妻子——不同文化、不同时代都在反复讲述同一个主题。
荣格认为，当艺术作品触及原型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力量。他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中写道：“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用一种成千上万人的声音在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全人类的命运，从而在我们身上唤起那种曾使人类得以摆脱危险、熬过长夜的力量。”也就是说，当观众被南枝的“好吃吗”击中的那一刻，触发的不只是对这一对具体人物的同情，而是集体潜意识深处关于“守护”和“等待”的原型被唤醒了。观众流的泪，既为南枝和淑柔，也为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曾经默默守护过某人”或“曾经在不知情中被守护过”的模糊记忆。
集体观影的共振效应
当这种原型层面的情感被唤起时，它不会停留在个人内心的隐秘角落，而是会在一个群体中产生广泛的共振。有学者将这种机制描述为：当原型被激活时，可以在集体潜意识中触发观众内心的情感共鸣。
电影还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它是在影院里被集体观看的。荣格之后的分析心理学与电影研究学者们（如John Izod,Helena Bassil-Morozow等）进一步探讨了电影如何触发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内容，从而在观众群体中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神话和集体叙事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在群体层面激活原型内容，从而产生跨越个体的情感共振。当整个影厅的人在同一时刻为同一幕流泪时，这不是一次巧合，而是一种集体性的心理事件——集体潜意识中的某个原型被触发了，而影厅里的每一个人，都在那一刻与它产生了连接。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一部几乎没有宣发、讲述上个世纪潮汕故事的方言电影，能够让非潮汕地区的观众也集体流泪的原因。电影触及的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记忆，而是深埋在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结构。这些原型并非来源于个人经历或后天学习，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Jung,1959/1968）——它们在每一位观众心中早已存在，电影只是让它们浮现了出来。
社交媒体上的影评里有人写道：“我终于理解了我奶奶。她等了爷爷一辈子，我以前觉得她傻，现在我觉得她伟大。”
还有人说：“看完电影，我决定给妈妈发一条消息——不是‘在吗’，而是‘我很想你’。”
也许，这部电影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可以被概括的“人生道理”，而是一种久违的确认：世界上确实存在不求回报的付出，而且它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给阿嬷的情书》里，淑柔和南枝之间的连接，建立在一个从未被戳破的谎言之上。她们从未真正认识彼此，但她们的命运以最紧密的方式纠缠了半生。
这部电影让人流泪，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某种“解决方案”，而是因为它忠实地呈现了一种困境：人在面对无法改变的失去时，如何用信念和付出，为自己和他人搭建一个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心理结构。
在家庭关系、亲密关系、社会生活甚至临床工作中，我们或许并不需要完全复制这种程度的自我牺牲——这不现实，也不健康。但我们至少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那些没有明确回报、没有即时回应、甚至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的事情上，我愿意付出多少？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愿意把它问出来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开始。
Batson,C.D.(1991).The altruism question:Toward a social-psychological answer.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Batson,C.D.(2011).Altruism in huma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ss,P.(1999).Ambiguous loss:Learning to live with unresolved grie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ss,P.(2010).The trauma and complicated grief of ambiguous loss.Pastoral Psychology,59,137–145.
Bowlby,J.(1969/1982).
Attachment and loss(Vol.1).Basic Books.
电影数据来源：猫眼专业版、灯塔专业版、豆瓣电影公开数据。
Jung,C.G.(1959/1968).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Collected Works Vol.9,Part 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ung,C.G.(1966).The spirit in man,art,and literature(Collected Works Vol.1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含“On the Relation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to Poetry”一文）
Jung,C.G.(1966).Collected Works Vol.7:Two essay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ung,C.G.(1971).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Vol.9,Part 1: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avies,R.A.,Farrell,J.M.,&Matthews,S.S.(1982).The dream world of film:A Jungian perspective on cinematic communication.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46(4),326–343.Izod,J.(2001).
Myth,mind and the screen:Understanding the heroes of our tim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ckey-Kallis,S.(2003).Who would have dreamed that movies mattered so much?[Review of Jung and Film:Post Jungian Takes on the Moving Image,edited by C.Hauke&I.Alister].Review of Communication,3(2),161–166.
廖志强.(2020).解构电影恐惧元素还原观众心理阴影.IATC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