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范阳 ，编辑：范阳，作者：范阳
那些有不一样追求的的卓越个人，以及文化作为一种生态体系，是穿越混乱和周期最有价值的“资产”，就像用时间和耐心创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人类的科技日新月异，我觉得最让人怀有希望的是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的真正进步，以及社会文化的“文艺复兴”，每个人可以更快乐和自由也更有创造力，也在创造的过程中获得新的意义。人总要怀揣着一些积极光明的希望而活。
今天晚上分享的两篇文章，都是有关于“科学风险慈善”（scientific venture philanthropy)（你可以理解这个概念是用风险投资的方式来资助科学研究），以及对于人才与异类想法的“另类投资”（人才与创意作为真正的长期资产）。从2022年开始，首先出现在旧金山湾区了一种新的科技创业生态系统（或者说这个生态系统可以追溯在2015年OpenAI成立的时候），这个生态系统混合了私人支持的研究机构和人才奖学金项目等等，以及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再融合了2023年之后越来越快速发展的AI模型的能力，这让一些个人和团体同时组成了一个“研究实验室+科技公司+产品孵化器”甚至还有投资机构和媒体工作室的模式。而基金会，科技公司和投资基金的边界也在变模糊（想想OpenAI最初背后的架构）。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大学和研究所，而是作为一个更直接面向市场的“界面”和新型组织模式，也更适配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跨学科性的市场。
这两篇文章都来自于Palladium Magazine，一个旧金山的科技社会学和社会哲学出版物。希望今天的文章对你有启发。
美第奇方式
纵观历史，金钱的运作机制鲜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the workings of money have rarely been understood）。而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The Medici）便是少数能清晰洞察其所有职能的佼佼者。正因如此，这个家族本身也极其值得我们去深刻探究。
他们并非那种依靠世袭头衔和广袤庄园来彰显门第的传统旧贵族（not a family of old aristocracy,the kind that announces itself in inherited titles and sprawling estates）。在成为王公显贵之前，他们首先是银行家—这一深刻的烙印从未从该家族的身份认同中磨灭。他们的崛起发生在一座正处于转型期的城市：一个骄傲的共和国，在漫长的一个世纪里，逐渐将其治理权交托给了这个家族悄然、持久且无孔不入的影响力。
实现这一权力转移的底层机制，也就是将他们的商业财富转化为王朝权力的核心工具（The mechanism of this transfer,the tool that transformed their commercial fortune into dynastic power），便是“赞助”（Patronage）。这既非虔诚教徒的简单施舍，亦非富豪巨贾的挥霍消遣，而是一场对文化本身深谋远虑且野心勃勃的战略投资（a calculated and ambitious investment in culture itself）。
美第奇家族开创了一种模式：艺术、建筑与学术不再只是权力的装饰品，而是其运作机器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art,architecture,and scholarship were not mere ornaments of power but integral components of its machinery）。他们理解，文化本身可以成为一种功能性的工具（culture could be a functional instrument）。美，甚至能够比宣传更具力量（beauty could be more powerful than propaganda）。而对天才的资助，所带来的回报，可能远远超过投入本身（the sponsorship of genius could yield returns far exceeding the investment）。
通过资助后来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那些决定性作品，美第奇家族培育出了一个生态系统：它既强化了自身的经济实力，也赋予了其政治权威以合法性，同时还催化出一场重塑整个西方世界的创造力大爆发。在漫长岁月中，美第奇的赞助支持了无数卓越的艺术家与思想家，从米开朗基罗到马基雅维利，再到列奥纳多·达·芬奇。直到今天，他们的名字依然是“天才”的代名词（bywords for genius today）。
将金融力量、政治野心与艺术创新编织成同一幅织锦，正是美第奇家族真正独特的天才之处（Weaving financial power,political ambition,and artistic innovation into a single tapestry was the particular genius of the House of Medici）。审视“美第奇方式”，其实是在追问一个今天依然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战略性的文化赞助（strategic cultural patronage），究竟如何改变社会的长期轨迹，并创造一种持久的遗产？而这种方法，如果被重新应用于今天金钱与权力的中心—从华尔街到硅谷，又会呈现出怎样的形态？
商业与文化的引擎
The Engine of Commerce and Culture
美第奇家族的崛起，离不开其家族银行的鼎力支撑。美第奇银行由乔凡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1360–1429）于1397年创立。在一个对公开高利贷深怀戒备的时代，该银行堪称金融创新的杰作。乔凡尼采用了复式簿记和信用证等先进的金融工具，建立了一个延伸至整个欧洲的分行合伙网络（a network of branch partnerships）。他的金融敏锐度催生了巨大的资本，而他的儿子科西莫（Cosimo,1389–1464）以及后代正是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度，来调配这些资本。家族财富是他们影响力的源泉，是一种流动性的资产，可以被转化为更坚硬、更持久的货币—石材、青铜，以及公众的敬仰。
他们没有将这种支出视为一种成本，而是看作对家族事业的战略性再投资（They did not treat this expenditure as a cost,but instead as a strategic reinvestment in the family’s enterprise）。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美化，其意义远不止于带来良好的商机。当科西莫·德·美第奇资助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为该市大教堂建造革命性的穹顶，并出资重建圣洛伦佐大教堂（Basilica of San Lorenzo）时，他绝非仅仅在进行“公民慈善”（civic philanthropy）活动。他是在提升佛罗伦萨的品牌，进而提升其最显赫家族的品牌。一座宏伟的城市吸引了人才、贸易和富有的访客，而所有这些人可能都需要一家可靠银行的服务。从教堂到图书馆，这些公共工程赢得了该市强大的行业公会和普通市民的青睐，创造了巨大的无形资产—民心（creating a reservoir of goodwill that was a great intangible asset）。
地方商人和外国权贵都发现，与声名显赫的美第奇家族建立联系是大有裨益的。“美第奇”这个名字，不仅意味着金融上的可靠性，也意味着文化上的精致与修养（a name that became synonymous with not only financial dependability but cultural sophistication）。1420年，美第奇银行被任命为教廷司库（Depositor of the Apostolic Chamber），实质上成为了教皇国的财务总管，这是一个能带来巨大财富和声望的角色。这一地位的获得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该家族精心树立的形象而实现的—他们是基督教会艺术与学术的虔诚而有远见的赞助人。
他们非常清楚地懂得，文化资本是可以转换的，能用来换取信任、忠诚、准入机会以及更多的经济机遇（cultural capital was convertible and could be exchanged for trust,loyalty,access,and further economic opportunity）。他们的赞助（patronage）将客户、盟友和人才吸引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他们所资助的艺术家和学者成了社交与商业网络中的节点，而这个网络最终总是会延展回美第奇宫（Palazzo Medici）。他们创造了一个反馈闭环：经济实力资助文化产出，而文化产出反过来产生巩固和扩大经济实力的社会与政治资本。这是一个效率极高的循环，以至于他们的同时代人（包括其竞争对手）都竞相效仿，从而在整个意大利推广了这种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
支撑其赞助的金融机制，正如其催生的艺术一样具有创新性（The financial mechanisms that sustained their patronage were as innovative as the art it produced）。为了规避教会对高利贷的禁令，该银行完善了汇票（exchange bills）的使用，用货币兑换费（fees for currency conversion）取代了利息，从而使他们能够慷慨且获利丰厚地发放贷款。这些利润的一部分随后被投入到颂扬佛罗伦萨、上帝和美第奇家族的事业中。艺术家和学者获得了津贴、分期支付的长期佣金，甚至是退休金（stipends,long-term commissions paid in installments,or even pensions），这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财务稳定性，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进行实验和创新。
这种金融杠杆也被应用到了政治领域。科西莫（Cosimo）向佛罗伦萨政府提供了巨额贷款以资助其战争。作为回报，他对国家官员的任命和政策制定获得了决定性的影响力。那些因美第奇家族的慷慨而获得职位的官员，自然倾向于批准该家族雄心勃勃且耗资巨大的公共艺术项目（public art projects）。
到了15世纪末，在“华丽者”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1449–1492）的治理下，城市与美第奇家族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佛罗伦萨的经济活力和其文化卓越性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这枚硬币是由美第奇家族铸造、管理和流通的。人们再也分不清他们是投资艺术的银行家，还是恰好经营着一家银行的文化策展人（if they were bankers investing in art or cultural impresarios who happened to run a bank）。他们已然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The Architectur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对于一个没有世袭统治权的银行家家族而言，在佛罗伦萨这样独立性极强的共和国里，政治权力是一项极其不稳定的资产。因此，文化成了他们将数十年非官方统治合法化的核心工具。他们利用文化来“制造赞同”、投射出一种天命所归的光环，并将自己的公众形象从“有势力的普通公民”重塑为“合法的、受神圣庇护的领袖”（from that of powerful citizens to that of rightful,spiritually sanctioned leaders）。每一项艺术作品都经过精心设计，用以传达家族的虔诚、智慧以及对佛罗伦萨城邦坚定不移的承诺。
在美第奇宫的私人小堂里，本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创作的绚丽壁画《三王来朝》（Journey of the Magi,1459–1461）堪称这一技术的教科书级杰作。圣经中的游行队伍穿行在理想化的托斯卡纳风光之中，而在东方三博士（Magi）随行骑马的人群中，赫然出现了美第奇家族的杰出成员及其政治盟友，他们的肖像被天衣无缝地融入到了神圣的宗教叙事中。其传递的信息显而易见：美第奇家族不仅是赞助人（patrons），更是神圣历史的虔诚参与者，是依照上帝旨意引领城市的智者。
这种神圣性与政治性的融合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多纳太罗（Donatello）的青铜《大卫》（David）是自古典时代以来第一尊独立式裸体雕塑，当时就被放置在美第奇宫的庭院里。虽然大卫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对抗强敌、以弱胜强的强有力政治象征，但将其放置在美第奇家族“私密却带有公共性质”的空间内，微妙地将那场公民胜利与该家族的领导力绑定在了一起。每一位访客和显贵都能领会其中的信息：这座城市的安全与文化繁荣，皆由美第奇的力量与品位所保障（the city’s security and cultural flowering were underwritten by Medici strength and discernment）。
这种符号政治的形式，与更直接地培养大众支持相辅相成。文化赞助是赢得佛罗伦萨人民民心的有效手段。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虽坐拥巨万之富，生活却十分朴素，因而赢得了公共利益造福者的声誉。他死后被追授“国父”（Pater Patriae）的称号，这并非通过军事征服获得，而是通过他资助圣马可修道院和图书馆等向普通公民开放的公共机构赢得的。
在那个意大利北部城邦市民有着强烈公民爱国主义、高度关注集体利益的时代，科西莫的慷慨之举创造了深厚的公众好感，这被证明是一道坚固的政治防线。当敌对家族在1433年策划将其流放时，城市的经济陷入停滞，公众的不满日益加剧。一年后他凯旋归来，得到了广泛市民联盟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将美第奇家族的领导与佛罗伦萨的稳定和荣耀画上了等号。
他的孙子洛伦佐（Lorenzo）则将这一策略提炼成了一门高雅的艺术。洛伦佐不再是那个幕后操控的银行家，而更像是佛罗伦萨黄金时代的公众文化推手（Lorenzo was less the behind-the-scenes banker and more the public impresario of Florence’s golden age）。他组织盛大的公共节庆、骑士比武与狂欢活动，常常配以精美的艺术表演和寓意鲜明的布景，用以颂扬美第奇家族的仁政。通过将自己定位为佛罗伦萨文化生活的最高仲裁者以及公共幸福的守护者，洛伦佐赢得了深厚的民众爱戴。
这种爱戴帮助他度过了多次政治危机，最著名的便是1478年那场血腥的“帕齐阴谋”（Pazzi Conspiracy）。在那次暗杀未遂的血腥事件之后，佛罗伦萨民众认定对美第奇的攻击就是对城市本身的攻击，他们的支持最终巩固了洛伦佐的权力。
此外，美第奇家族在宗教艺术和建筑上投入了巨资，实际上是与欧洲最强大的机构—教会，结成了同盟。通过资助主要教堂的修复和建造，并成功运作自己的家族成员跻身高级神职（美第奇家族先后走出了四位教皇），他们为自己的世俗权力披上了宗教权威的外衣。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原名乔凡尼·德·美第奇，1475–1521）曾委任拉斐尔装饰梵蒂冈庭院，并启动了重建圣伯多禄大殿（St.Peter’s Basilica）的宏伟工程，所有这些无一不在巩固和拔高该家族作为基督教世界卓越领袖的至高形象。
资助文艺复兴
Funding the Renaissance
也许美第奇家族最持久的遗产，并非某一件具体的艺术作品，而是一个创新的生态系统（an ecosystem of innovation）。美第奇宫廷，尤其是在科西莫和洛伦佐治理下，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孵化器（an incubator for the Renaissance）。在这里，不同领域的天才被汇聚到一起，形成了足以产生质变的人才密度（a place where disparate talents were brought into close proximity,creating a critical mass of genius）。他们的赞助体系不仅资助具体的个人项目，还培育了一个兼具合作与竞争的环境，使新的风格、技术和思想得以源源不断地涌现并交叉传粉。
美第奇家族同样注重培养知识精英。科西莫通过发掘并持续支持具有变革意义的关键人物，为这一事业奠定了基础。他是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的赞助人——这位工程师解决了圣母百花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Fiore）穹顶看似不可能解决的建筑难题；他也是多纳太罗（Donatello）的赞助人—这位雕塑家复兴了古典传统（the sculptor who revive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但科西莫同样深知知识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他创立“柏拉图学院”（Platonic Academy）堪称神来之笔，为古典哲学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家园。通过向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提供别墅和终身津贴，以资助其将柏拉图的全部著作翻译成拉丁文，通过这种方式，科西莫成为了人文主义的赞助人—而人文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工程。（Cosimo was acting as a patron for humanism,itself a political project）。
这些依赖于美第奇家族资助的学者，自然而然地创作用于赞美其赞助人美德的作品，并为他们的统治赋予哲学分量。于是一个强有力的叙事在教堂讲坛、学术机构和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交织而成：美第奇家族不是篡权者，而是受神圣护佑的新黄金时代的管理者。通过这一多管齐下的战略，该家族将文化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确保了其王朝数代人的长治久安。
洛伦佐放大了这一效应，他所主持的宫廷犹如汇聚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群星的星系。在不同时期，他的核心圈子里包括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多梅尼科·基尔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年轻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以及诗人兼学者安杰洛·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
洛伦佐不仅委托他们创作，更将他们请入家中，邀至餐桌，与他们交谈。美第奇宫廷成了一个思想激荡的中心：在这里，一场关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讨论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一幅画作的寓意设计，或者对解剖学的新理解可能会转化为一座雕塑上栩栩如生的肌肉线条。
美第奇家族直接与艺术家互动，鼓励他们突破边界、追求卓越。当洛伦佐觉察到十几岁的米开朗基罗那惊人的天赋时，他将他带入自己的家中。米开朗基罗与家人一同用餐，与洛伦佐的儿子们—包括后来成为教皇利奥十世的乔瓦尼—一起接受教育。洛伦佐不仅负担了这个少年的所有开销，还让他得以接触家族收藏的无与伦比的古罗马雕塑，这段经历对米开朗基罗后来那创新性的人体表现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赞助随后也延伸到了科学与技术领域（This patronage extended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该家族的后代（此时已成为托斯卡纳大公）继承了这一传统。大公科西莫一世（Cosimo I,1519–1574）在1560年代创立了欧洲第一批正式的艺术学院之一—迪塞诺艺术学院（Accademia delle Arti del Disegno），旨在将艺术实践与科学原理联系起来（which sought to link artistic practice with scientific principles）。
正是这种精神促使后来的美第奇大公科西莫二世（Cosimo II,1590–1621）成为了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i）的赞助人。这位天文学家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包括他为了向赞助人致敬而命名为“美第奇星”（Medicean Stars）的木星卫星，都是在美第奇家族提供的资金和政治保护下才得以实现的。
这一生态系统的网络效应向外辐射开来。美第奇家族常常充当文化经纪人，利用他们的外交关系将他们青睐的艺术家和学者安排到其他宫廷。那些在美第奇生态中受训的艺术家和工匠，又继续指导下一代，将卓越与创新的文化传播到意大利乃至更远的地方。
他们创立的机构和收集的珍贵藏品，最终作为遗产赠予了这座城市，成为了乌菲兹美术馆（Uffizi Gallery）和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Laurentian Library）等现代公共博物馆的核心，为人类的创造力留下了持久的基础设施。美第奇家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对文化的持续、战略性投资会产生“创新乘数效应”，这笔遗产在极大丰富人类艺术与科学宝库的同时，也能强力驱动长期的经济繁荣。
现代语境下的美第奇方式
The Medici Method in a Modern Context
21世纪的技术世界似乎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相去甚远，然而当今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与美第奇家族当年所面对的并无二致。如何将个人财富转化为持久的公共利益（How does one translate private wealth into lasting public good）？新近获得的财富如何赢得社会的认同（How can recently acquired wealth earn social permission to impact and innovate），从而创造影响力与进行创新？一个经济实力中心又该如何演变为受人赞誉的文化圣地（How can a center of economic power also become a celebrated center of culture）？
美第奇家族的方法在其核心原则上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蓝图。将其应用于诸如旧金山湾区这样的现代创新中心，需要将它的核心战略转化为当代的语言。
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原则是：直接的资金赞助（direct financial sponsorship）。美第奇家族善于发现并支持个人天才（individual genius）。现代赞助人也可以这样做—不是通过向大型、成熟的官僚机构写支票，而是对精挑细选的个人进行定向押注（Modern patrons can do the same,not by writing a check to a large,established institution,but by making targeted bets on hand-picked individuals）。
对于一个科技企业家领袖而言，这可能意味着资助一个创新型非营利组织的长期奖学金（funding a long-term fellowship at an innovative nonprofit），在他们的公司建立“驻留作家”（Writer-in-residence）计划，或者向一位艺术家或科学家提供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资助（providing a no-strings-attached grant to an artist or scientist）。这种像洛伦佐对米开朗基罗那样的直接、个人化赞助，建立了一种深层的纽带，并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赞助人看重的是个人的创造力，而不仅仅是财务回报（the patron values individual creativity,not only financial returns）。它清晰地将财富引向了亲社会的目地，并产生了忠诚和善意（It visibly directs wealth to pro-social ends and generates loyalty and goodwill）。
延伸阅读：稀疏的奖励：开悟与强化学习
范阳注：Arc Institute专门为Asimov Press的创始主编Niko McCarty设立了一个驻留写作者奖学金。
重要的是，美第奇家族并没有将他们对天才的评判外包给外部机构，而是利用他们自己对性格和创造力的洞察，并且不回避年轻、未经检验的行业局外人。当科西莫·德·美第奇决定重建柏拉图学院（Plato’s Academy）时，他让29岁的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他孙子的导师）掌舵，而不是一位年迈、人脉广泛、处于声望巅峰的传统牧师或学者。
第二个原则是：机构建设(institution-building)。美第奇家族建造了比他们自身更持久的东西(The Medici built things that would outlast them)：图书馆、学园、公共建筑等。现代的等价物不一定是物理建筑（尽管也可以包含）。关键在于建立能够代表公民社区促进知识和文化发展的持久机构(to create enduring institutions that advance knowledge and culture on behalf of the civic community)。
一位科技亿万富翁可能会建立一个致力于开源软件或保护边缘知识的研究机构，建造一座新的科学或历史博物馆，或建立一个将最新制造技术与艺术工作室相结合的先锋工坊（establish an atelier that blends the latest fabrication technologies with an artistic studio）。这样的策略将赞助人的遗产锚定在公民景观之中，将个人财富精准调配用于特定的公共利益（anchors a patron’s legacy in the civic landscape,deploying a personal fortune for particular public goods）。
第三个原则，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网络构建与召集能力（networking and convening）。美第奇家族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于培育网络（network cultivation）。他们创造了一个沙龙、一个宫廷、一个让不同思想碰撞与协作的空间（They created a salon,a court,a space where diverse minds could collide and collaborate）。一个现代的美第奇将不仅仅资助具体项目，还会积极策划构建社区（A modern Medici would not just fund projects but actively curate communities）（这反过来也将为新机构提供有才华的局外人来源）（a source of talented outsiders with which to staff new institutions）。这种策划可以采取邀请制静修、跨界节日或跨学科会议的形式，将技术专家、人文学者和公民活动家精心组合在一起。目标是复制洛伦佐宫廷中那种跨界交融的氛围，创造一个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培育新公司、新项目和新友谊的空间。湾区拥有高度集中的专业人才，是实现这种“有计划的偶然相遇”（intentional serendipity）的沃土。一个赞助人最宝贵的资产可能不是金钱，而是社会资本和召集能力（A patron’s greatest asset may not be money,but social capital and the power to conv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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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原则是：象征性与哲学性的赞助（symbolic and philosophical patronage）。美第奇家族利用艺术来塑造关于他们家族及其城市的叙事。今天的赞助人处于一个饱和得多的媒体环境中，但原则依然不变。
对于那些经常因缺乏公民参与而受到批评的科技行业领袖而言，战略性的文化赞助可以展示其对人文价值观的承诺。资助艺术培训、支持受历史启发的公共艺术，或者出资赞助长篇调查新闻和深度分析，都是能够产生社会资本的举措。它们表明赞助人的利益延伸到了技术颠覆和商业利润之外，开始关注整个社会的健康和活力（health and vibrancy of their society）。这种赞助最具挑战性的方面是，它应该反映一种连贯的社会哲学，而不是脱节的公关（PR）尝试。为艺术或特定技术领域的创新设立奖项，可以成为美第奇家族曾为教堂大门设计举办竞赛的现代版本（Establishing prizes for innovation in art or selected technologies can be the modern equivalents of the competitions the Medici sponsored for the cathedral doors）。它们既激励了卓越，又将赞助人的名字与富有远见的领导力联系在一起。
这些策略可以在多种规模上运作（These strategies can operate at many scales）。一个人不必拥有巨额财富才能应用它们（One need not possess a huge fortune to apply them）。许多成功的工程师可以通过较小额度的支持来资助艺术家和作家，从而实践直接赞助，或者通过组织沙龙来践行“召集”的理念。重点不在于花费的金额，而在于背后的战略意图：在经济成功与文化繁荣之间建立协同效应。对湾区而言—一个无可否认的技术创新引擎，但其社会成就的记录却令人遗憾地喜忧参半—有意识地拥抱美第奇模式可能会带来变革性的影响。通过对该地区的文化与知识活力进行投资，创新者们可以帮助创建一个更有韧性、更凝聚、更具创造力的社会（By investing in the region’s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vitality,innovators can help create a more resilient,cohesive,and creative society）。如此一来，他们不仅丰富了社会，也巩固了自身的遗产—正如美第奇家族五个世纪前所证明的那样：最有利可图的长期投资，是对人的投资（the most profitable long-term investment is in human beings）。这种投资的回报，以文化的丰富性和遗产的持久性来衡量，是无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