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公募为何“不上道”？

出品 | 妙投APP

作者 | 刘国辉

编辑 | 丁萍

头图 | AI制图

外资公募施罗德基金，在520这天选择了告别。

5月20日，施罗德基金发布公告称，已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旗下三只基金的变更注册申请，拟将所管理的施罗德恒享债券基金、施罗德中国动力股票基金、施罗德添源纯债资基金的管理人变更为路博迈基金。

施罗德基金目前在管的有四只基金，上述三只基金规模合计16.27亿元，占到全部规模的96%。还有一只基金施罗德添益，规模只有0.68亿元，没有转给路博迈，估计是要清盘了。

这意味着此前的传言坐实，施罗德基金将关停。

施罗德基金并非大名鼎鼎的交银施罗德，而是施罗德集团在华的全资公募子公司，施罗德集团在交银施罗德基金持股30%。

今年2月，施罗德集团被美国资管巨头Nuveen（纽文）收购，旗下资产也将按发展状况进行调整。成立于2022年初的施罗德基金发展状况不佳，4年多时间里规模到现在仅有不到17亿元，成了集团被收购后的弃子。施罗德集团在国内的其他资产，包括在交银施罗德的股权，合资理财子公司施罗德交银理财，以及私募业务，将继续保留。

施罗德基金的关停，是外资公募在华发展不佳的又一例证。

目前国内外资独资公募为9家，除了从合资转为外资独资的摩根资产和宏利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有多年积累发展相对不错外，其他均步履蹒跚，规模极低，业绩也不出彩。

外资公募，为何玩不转国内资管市场？

投入不少，还未到回报期

如果只看纸面条件，外资公募本不该这么“弱”。

从全球资管格局看，中国公募基金公司与全球头部资管机构相比，体量差距依然明显。无论是资产管理规模、全球配置经验，还是产品体系成熟度，外资资管巨头都远在中国大多数公募机构之上。

从全球资管2025年规模排名来看，中国规模最高的三家资管公司，为国寿资管、平安资管、泰康资管，全球规模排名仅为29、33、52名，规模最大的公募基金易方达，全球排名61位，与全球资管前十的贝莱德、先锋、富达、道富、摩根资管、资本集团、高盛、东方汇理、纽约梅隆、品浩差距巨大。

按常理推断，外资进入中国公募市场，至少不该是今天这种“存在感稀薄”的状态。

更何况，外资股东并非没有投入。

 2020年以后，公募对外资全面开放，贝莱德、安联、路博迈、施罗德等外资资管巨头纷纷在华获批设立持股100%的全资公募，摩根大通、宏利金融、摩根士丹利也收购了合作方的股权，把持股的公募变成了全资子公司，于是有了现在的摩根资产管理、宏利基金和摩根士丹利基金。

（外资独资公募发展状况）

过去几年，新设外资公募几乎都经历了几轮典型动作：引进资深高管、招募本土基金经理、补充研究团队、推进产品发行、在发展不及预期后继续增资。显然是想把中国公募基金市场作为一个增长点来培养的。

以全球资管老大贝莱德为例，在2020年获批设立贝莱德基金后，挖到了汤晓东担任首任董事长，汤晓东履历非常漂亮，回国后陆续担任了证监会国际部副主任、华夏基金总经理、广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总裁等显赫的职务。

2023年8月，汤晓东离任，后由具有招商银行和招银理财背景的范华接棒。范华曾任招商银行总行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招银理财首席权益投资官、贝莱德建信理财总经理等职。

总经理职位上，不到六年时间里经历了三位总经理，首任总经理张弛曾担任光大保德信副总经理、泰康资产，担任泰康资产副总经理。

第二任总经理陈剑曾在华夏基金、东亚银行、建设银行等机构负责法律合规相关职务。目前的总经理郁蓓华曾任浦银安盛基金总经理，都是业内比较资深的高管。

基金经理团队中，固收方面，贝莱德基金曾引进了王登峰担任首席资金官。王登峰曾是天弘基金“余额宝”的基金经理，在固定收益投资和流动性管理方面经验丰富。他的加盟被视为旨在强化贝莱德基金的固定收益平台和拓展产品体系。权益方面，引进了银河基金知名基金经理神玉飞担任首席权益投资官、基金经理。

问题在于，这些投入并没有转化成规模。

截至2026年一季度，9家外资独资公募中，真正规模相对可观的，仍然是由原合资平台转型而来的三家：摩根资产管理、宏利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它们的共同点是在转独资之前，已经在中国市场经营多年，拥有一定的渠道、产品和投研积累。

而2020年后新设的6家外资公募，整体规模依然偏小。路博迈基金算是其中发展较好的，非货规模约162亿元，但行业排名仍在百名开外；贝莱德基金约110亿元，富达、施罗德、安联、联博则更小。施罗德更是最终走到了关停这一步。

投入很大的贝莱德基金，做不出好业绩。神玉飞也已经离职。2021年9月，贝莱德基金推出了首个公募产品贝莱德中国新视野，由神玉飞管理，经过一轮熊牛转换后，至今仍然亏损30%。年份排名基本都在同类的后50%。

2025–2026年里，贝莱德基金主动收缩了主动型权益投资团队，多位偏股型基金经理与研究员离任，主动权益基金规模显著缩水，公司业务重心转向量化指增与系统化投资策略。到目前公司规模刚刚过百亿，在国内排名121位，与贝莱德全球资管龙头的地位极不相称。

其他新设立的外资公募，也有资深高管和基金经理加盟，有些产品也做出了业绩，不过整体上中规中矩，公司规模与业务并未见多大起色。

如路博迈基金引进了任职于光大保德信基金的知名基金经理魏晓雪，担任副总经理，分管权益投资。安联基金现任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郑宇尘，早年在汇丰晋信担任过固收总监及基金经理，今年又引进了汇丰晋信知名基金经理吴培文。

相对发展最好的路博迈，基金经理只有7个，产品布局上最大的亮点是在2024年9月发行了资源矿产方向的主题基金，收益和规模增长都不错。

不过整体来看，按部就班发行了一些固收基金，权益上布局了少量全市场基金，以及一只医药基金，对于全市场主流的AI相关的机会，几乎没有碰，医药基金在去年的创新药大行情中也表现较差，凸显了目前团队的研究覆盖还较为有限。

此次退出的施罗德基金，引进了长信基金研究发展部总监和基金经理安昀，他于2024年管理施罗德中国动力，赶上了牛市，去年买对了有色板块，今年重仓了受益AI的光芯片、燃气轮机、电气设备等，到现在两年内收益率95%左右，在全市场不算非常突出，但也相对可以了，不过规模没有达到足够的量级。

这说明一件事：在中国公募市场，牌照、品牌和资金只是入场条件，不是胜负手。

外资巨头高估了“全球品牌”在中国公募市场的转化效率，也低估了这个市场对本土组织能力的要求。

外资为什么不能复制桥水中国的成功？

外资公募在中国的第一道坎，是本土化。

这不是一句空话。

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看起来是标准化金融业务，实际上却高度依赖本土决策、本土节奏和本土适配。无论是权益投资、固收配置、产品节奏，还是渠道协同、客户沟通，都不是把海外成熟经验平移过来就能奏效。

但不少新设外资公募的问题恰恰在于：中国业务看似本地化，实质上仍然受制于全球总部的管理逻辑。

一方面，外资机构往往决策链条更长，授权更谨慎，本土团队虽然被招进来，但真正的话语权未必足够。很多事情要在全球框架下讨论、审批、协调，这在强调快速反应的中国公募市场里，本身就是劣势。

另一方面，全球标准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市场。中国公募市场的投资节奏、行业轮动、政策周期、客户偏好和渠道逻辑，都与欧美成熟市场差异很大。外资如果习惯用统一模板理解中国，往往会出现“方法论正确，但市场不买账”的问题。

施罗德基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并非没有引入本土基金经理，也不是完全没有业绩亮点。比如安昀管理的施罗德中国动力，在过去两年收益并不算差，踩中了有色、AI相关方向。但问题在于，单一产品、单一基金经理的阶段性表现，并不能弥补整个机构在本土化运营上的短板。

基金公司不是靠一个产品活下来的，而是靠一整套本土能力把产品、渠道、客户和组织串起来。施罗德没做到，很多外资公募也没做到。

外资公募在中国的第二个关键短板，是投研体系太薄。

过去几年，很多外资公募的一个常见动作，是引进知名高管或明星基金经理。这个动作本身没错，但问题在于，中国公募市场早就不是靠几个明星经理就能打天下的时代了。

今天的竞争更像体系战。

尤其是在权益投资上，从行业覆盖、个股跟踪、主题判断，到组合构建、风控约束、产品设计，都需要一个足够完整的研究平台支撑。固收也一样，不只是买债能力，而是对利率、信用、流动性、宏观环境的系统判断。

而多数新设外资公募，在这一点上都偏弱。

最典型的特征是：团队人数有限，研究覆盖不足，产品布局相对单薄，对主流市场机会的把握不够全面。路博迈基金已算新设外资公募中相对做得不错的一家，但基金经理人数也不多，产品线上最突出的亮点仍然是资源主题基金。相比本土头部公募已经形成的行业研究深度、产品矩阵和投研协同，差距仍然明显。

贝莱德基金的问题更有代表性。

它在管理层和投研团队上都下过功夫，首任董事长汤晓东、后续管理层，以及固收、权益线引入的人才，都不算弱。但最后的结果是，主动权益并没有做出足够有说服力的业绩，团队还经历了收缩，业务重心转向量化指增和系统化投资。

不是说这个方向不对，是它恰恰说明：外资公募在主动权益这场最需要本土投研厚度的竞争里，并没有建立起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外资公募虽然理论上不太受限薪影响，却并没有吸引到足够多的优秀基金经理持续流入。原因很简单，优秀基金经理看重的不只是薪酬，更看重平台、研究支持、产品空间和长期发展预期。如果平台本身投研体系不够厚，基金经理也很难单兵突进。

说到底，外资公募的问题不是没有人，而是没有形成一套能持续产出业绩和产品的系统能力。

第三个问题，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

本土化和投研体系解决的是“能不能打”，差异化定位解决的则是“为什么是你”。这恰恰是很多外资公募最模糊的地方。

中国公募市场已经是一个高度同质化、又高度内卷的市场。头部公司占据渠道资源，中部公司靠特色赛道和稳定业绩争夺份额，尾部公司则很容易被边缘化。在这样的市场里，如果一家新机构既没有压倒性的渠道优势，也没有明显领先的投研优势，那就必须有非常明确的差异化定位。

但很多外资公募的问题在于，既想做全，又做不深。

从产品布局看，不少机构的路径是：先发几只固收产品打底，再上几只全市场权益或行业主题基金，整体思路并不特别，甚至和本土中小公募高度相似。问题是，本土公司已经在这些赛道里卷了很多年，外资后来者如果只是“按标准动作做一遍”，很难跑出来。

桥水在中国私募市场的发展，恰恰提供了一个反例。

桥水进入中国做私募，真正发力的时间跟外资公募差不多，靠着独特的全天候策略，在牛熊市中连年正收益，额度紧缺，成为金融圈“爱马仕”，桥水中国去年底规模达到600亿元，远超多数外资公募。桥水中国甚至能向桥水总部输出高管。

桥水真正做起来，是因为它有清晰且可复制的独特能力：

• 有独到的量化投资全天候模型，按照风险平价进行资产的分配，在各种市场环境下取得稳定回报；

• 本土化做得更好，全天候策略不是照搬美国，而是在中国做了改良，专门针对中国股债商汇、政策周期、流动性环境做适配。决策在本地，而不是总部远程指挥，反应更快；

• 在客户需求方面，精准切中了高净值客户寻求稳定回报的需求，与当下公募“固收+”的崛起是一个逻辑。

它提供的是市场里相对稀缺的东西。

相比之下，多数外资公募到今天都没有回答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在中国公募市场里，到底提供了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

如果回答不出来，就只能陷入一种尴尬状态：品牌很大，但客户感知不强；团队不差，但产品不突出；投入不少，但规模起不来。

这也是施罗德退出背后更本质的问题。它在有限的经营周期里，没有建立起足够清晰的存在理由。

为什么合资转独资的三家相对更稳？

外资独资公募并非完全没有成功样本，但目前表现相对稳定的，基本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新设公司，而是由合资平台转型而来。

摩根资产管理、宏利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之所以比新设外资公募更稳，是因为它们在成为独资之前，已经在中国市场经营多年，积累了产品体系、渠道资源、客户基础和本土团队，整体上已经本土化过。

这三家公司目前的共同特征是：有固收产品打底，有一定权益能力，整体经营相对稳健，个别基金经理在近两年也做出了不错业绩。

摩根资产管理的知名基金经理杜猛这两年业绩均处在同类前10%，宏利基金虽然有知名基金经理王鹏离职，但现在旗下孟杰、孙硕业绩都非常出色。孙硕2025年与今年以来，代表作业绩排名都在前1%左右，几只产品近三年业绩超过200%。摩根士丹利基金雷志勇还曾获得2024年公募业绩冠军，2025年至今业绩也不错。

但牛市中大家都在进步，这三家虽然不差，但规模上的上升势头也不太明显。根基最深的摩根资产管理，这几年在行业四五十名徘徊。宏利基金依然是中等规模，摩根士丹利基金依然算是小厂。

三家公司目前发展基本定型，如果想要再进一步，就需要股东层面与公司层面有更大的投入，目前还看不到这几家持续做大的野心。

这进一步说明，即便有历史积累，外资公募想在中国继续做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公募行业的竞争烈度，决定了“活下来”和“做大”是两回事。

施罗德基金的关停，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一个信号：外资独资公募在中国，正在从“讲故事阶段”进入“算账阶段”。

过去几年，市场对外资公募的期待里有不少想象成分。大家默认，牌照一开，全球巨头进来，凭借成熟经验和品牌效应，迟早会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但现实已经证明，这个逻辑并不成立。

中国公募市场不是一个靠资本和品牌就能快速打开局面的行业，它更像一个高度依赖本土组织能力的长期赛道。你可以有全球方法论，但必须完成本土适配；你可以有资金支持，但必须形成产品和渠道闭环；你可以有国际品牌，但最终还是要靠业绩、规模和客户认知说话。

从这个角度看，施罗德的退出不是意外，而是行业分化的开始。

未来外资公募大概率会走向三种结局：

第一，少数跑出。

这类机构必须真正完成本土化，把全球能力转化为适配中国市场的产品和策略，同时在某些赛道建立明确优势，比如养老、跨境配置、固收+、量化、特定主题投资等。

第二，多数边缘化。

这会是更普遍的状态。机构还在，产品也在发，但规模长期不大，市场存在感有限，很难进入主流竞争圈层。

第三，少数退出。

如果长期看不到规模起色、业绩亮点和战略意义，外资股东完全可能重新评估中国公募牌照的价值。施罗德不会是最后一个样本。

谁更有机会跑出来？

如果从现有格局看，新设外资公募里，路博迈基金相对更有机会。

原因不在于它规模已经多大，而是它在几个关键点上表现出了一些更接近“本土打法”的迹象：管理层有内外资双重经验，投研负责人来自本土公募，基金经理团队也更多来自国内机构。

路博迈总经理阎小庆有内资、外资资管机构任职经验，曾任海富通基金副总经理。主管投研的副总经理魏晓雪曾任光大保德信总经理助理、研究总监，基金经理团队基本来自国内公募和券商，而且在外资公募中，少见地推出了赛道产品，并且资源主题基金做出业绩和规模，体现了对于当下基金产品布局的认知。

产品上不只是机械铺设通用型产品，而是尝试做出资源主题等更具市场感知的布局，并在阶段性上取得了业绩和规模反馈。

这至少说明，它在努力把外资背景转化为本土市场里的实际竞争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路博迈已经成功，它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跑出来”仍有距离。但在当前的新设外资公募中，它至少比很多同行更接近正确方向。

至于摩根资产管理、宏利基金、摩根士丹利基金这三家由合资转独资的公司，基本盘已经相对稳定，未来如果要进一步做大，更依赖股东层面的持续投入和更清晰的战略野心。至少从目前看，这三家更像是“稳住了”，还谈不上“要重塑格局”。

施罗德基金的告别，撕开了外资独资公募在中国的一层滤镜。

这个市场并不排斥外资。不过问题是中国公募行业从来不是一个靠牌照、资本和光环就能赢的行业。它考验的是更琐碎、更本地、更系统的能力：决策要快，研究要深，产品要准，渠道要强，定位要清晰。

过去几年，外资公募已经证明了一件事：全球资管巨头的身份，并不会自动转化为中国市场的胜利。

目前来看，外资公募要跑出来，必须跨过 3 道坎：

• 本土化深度，本土团队做主，打造适配中国 A 股和债市周期的策略；

• 在赛道上要克制，放弃“全赛道通吃”的思路，聚焦“本土弱、外资强”的差异化领域。从这个角度看，贝莱德基金的转型选择倒也不错，但需要拿出自己的核心能力来；

• 逐渐形成系统化的投研体系，覆盖主流的投资机会，并基于此做出有潜力的产品布局和相对出色的业绩。

未来这个赛道当然还会有赢家，但赢家不会因为“外资”而赢，只会因为它真正完成了本土化重构，并找到了自己在中国市场不可替代的位置。

否则，施罗德不会是最后一个告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