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析特斯拉放弃在印设厂的深层原因,揭露印度吸引外资落地高端制造的结构性矛盾。 ## 1. 关税分歧只是表象,需求与全球产能不支撑设厂 - 印度要求特斯拉先承诺3年投资5亿美元、5年国内增加值达50%,再给关税优惠,风险全部落在外资方,和泰国、印尼先补贴再提本地化要求的模式不同。 - 2025年特斯拉在印度仅售出225辆Model Y,当前印度电动乘用车年总销量不足20万辆,且市场集中在本土低价品牌,远达不到年产10万辆的工厂成本效率门槛。 - 特斯拉当前全球年产能超235万辆,产能利用率仅约七成,墨西哥新厂计划已延后,存量产能未充分消化的情况下,印度新厂不在投资优先清单。 ## 2. 增长未转化为制造优势,缺乏产业积累根基 - 2025-26财年印度电动乘用车零售量接近20万辆,渗透率升至4.2%,但87%的市场被塔塔、马恒达等本土品牌占据,高端外资入场太晚,缺乏竞争优势。 - 印度电动车PLI补贴仅向高本地化率项目开放,46款参评电动车中仅6款通过,5款来自塔塔、1款来自马恒达,外资难获得政策红利。 - 印度参照中国经验试图以市场换制造能力,但中国花了数十年积累完整配套体系,当前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已从十年前的约15%降至2024财年的约13%,产业基础尚未打牢。 ## 3. 制度与供应链环境难给长期投资稳定预期 - 印度试图通过国内增加值要求强制获取外资核心技术,但电动车核心技术为软件与电池管理技术无法强制转移,本土财团尝试建电池产业,最终仅能做到进口电芯国内封装,核心技术仍在外。 - 印度以安全审查为由阻挡比亚迪、长城汽车等中资进入,又因中国收紧稀土出口导致本土车企减产,陷入成熟供应链被挡、欧美不愿交核心技术的两难。 - 印度各邦税率监管碎片化,还存在普遍的“敲竹杠风险”:截至2024年11月印度各类税务悬案总计约530亿美元,七成处于诉讼状态,大众曾被追征14亿美元追溯税款,外资对政策稳定性信心不足。 - 印度电动车补贴更易被本土企业利用,且市场利润已被深耕多年的玩家占据,福特等外资累计亏损超20亿美元后退出,后来者很难找到盈利路径。
莫迪多次邀特斯拉来印设厂,马斯克为何最终拒绝?
2026-05-23 15:56

莫迪多次邀特斯拉来印设厂,马斯克为何最终拒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陈卓


近日,“印度宣布特斯拉放弃在印建设电动车工厂”的消息再度引发讨论,一度上了微博热搜。实际上,早在2025年6月,印度重工业部部长库马拉斯瓦米(H.D.Kumaraswamy)就已表示,特斯拉只计划在印度开设展厅,并不打算在当地制造汽车。


这个结果其实并不突然。过去八年,马斯克对印度一直在“来不来”之间摇摆。2018年,他说印度监管条件太有挑战性;2020年,他承诺“明年一定”;2021年,他批评印度进口关税是“全球大国里最高的,没有之一”;2023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后,他又说特斯拉将“以最快的人类速度”进入印度。如今答案已经清楚:特斯拉的Model Y进入孟买展厅,起售价约600万卢比,但工厂不会来。


印度等来了特斯拉品牌,却没有等来特斯拉制造。不过,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十四亿人口市场,为什么最后只换来进口豪车展厅?


在印度孟买,人们在印度首家特斯拉展厅拍摄特斯拉Model Y车型。资料图:路透社


一、降税救不了工厂


主流对印度与特斯拉谈判的解释,集中在“先建厂”还是“先降税”的分歧上。印度坚持特斯拉先作出制造投资承诺,再享进口关税优惠;而特斯拉坚持先以较低关税进口整车试销,再决定是否建厂。


但关税分歧只是表面。实际上,特斯拉想先看看印度市场到底能吃下多少辆进口车,再决定值不值得建厂。印度政府则担心,一旦放开关税试销,销量数字可能很难看,那建厂的承诺就更没希望了,所以坚持要特斯拉先把工厂承诺交出来。这一步上,双方各有各的算盘。


印度政府开出的条件在纸面上并不算特别苛刻:三年内投资5亿美元并在印度投产,五年内国内增加值达到50%,即可享受15%的优惠关税。泰国、印尼吸引外资建厂也有类似要求,但通常先给补贴再要求本地化。印度的顺序反过来——先承诺投资,才能享受关税优惠,风险全在外资这边。


对特斯拉来说,5亿美元本身不是最大问题,真正问题是这笔投资落下去之后,印度市场能不能持续消化一座工厂的产能。整车工厂要靠持续出货摊薄固定成本,行业研究通常认为,乘用车总装年产10万辆左右,才有基本成本效率。


然而,特斯拉在印度市场的销路却非常有限。当前,印度电动乘用车市场确实在增长,但总量仍然有限,销量集中在塔塔、JSW名爵和马恒达等本土或深度本地化品牌手里。特斯拉自己的基础更薄。2025年全年,它在印度只售出225辆Model Y。600万卢比左右的车在印度已进入豪华车价格带,能负担的买家不多。这个销量水平和支撑工厂所需的规模相差太远,关税再低也填不上缺口。


还有一个更少被提及的原因:特斯拉在全球层面本就不缺新产能。2024年,特斯拉全球交付约179万辆,是十多年来首次年度下滑;2025年进一步降至约164万辆,连续第二年回落。公司已披露的整车年产能超过235万辆,当前利用率约七成,就连墨西哥新厂计划也已延后。在存量产能没有充分消化的情况下,印度新厂很难进入特斯拉的优先清单。


二、车市增长难成制造优势


特斯拉不建厂,不代表印度电动车市场没有前途。2025-26财年,印度电动乘用车零售量接近20万辆,在乘用车中的占比升至4.2%,高于上一财年的2.6%。塔塔、JSW名爵、马恒达三家合计占据约87%的市场。


增长是真实的,但受益者主要是更早进入、更熟悉本地消费结构的企业,而非高端外资品牌。Paytm创始人维贾伊·沙尔马认为,特斯拉的问题是“它来得有点晚了,现在有太多选择,在价格和价值上更适合印度。”


政策设计也在强化这个格局。印度汽车PLI计划要求企业达到50%的国内增加值,才有资格获得补贴。近期审核中,46款电动车里只有6款通过,5款来自塔塔,1款来自马恒达。现代、起亚、JSW名爵、奔驰、宝马等品牌均未通过。补贴资格由此成了少数本土车企的优势通道。塔塔等企业还在持续要求政府延长或加码电动车支持政策。


现代是少数能在印度电动车领域走出自己路径的外资。它1996年就在印度建厂,深耕近三十年。现代称其印度制造的本地化率最高达到92%,与194家本地供应商合作。这说明现代比多数后来外资更有本地化基础,但这条路也不是短期就能复制的。


在印度钦奈的现代汽车工厂,工人们正在组装在当地很受欢迎的小型掀背车i20。2026年5月11日,现代汽车宣布,决定在未来十年向印度投资约3万亿韩元。图源:《朝鲜日报》


实际上,印度政府最初的设想不止于此。它希望用巨大市场吸引外资建厂,再把技术和制造能力留在本地。在政策讨论中,中国经验常被作为隐含参照。中国通过几十年合资合作积累了制造和供应链能力,并在新能源时代获得了新的优势。这个故事对印度很有吸引力,印度的人口规模、市场体量和劳动力成本,在纸面上和早年的中国颇为相似。


但印度没有看到中国汽车走到今天用了多少年。中国车企在合资时代长期处于弱势,利润和品牌溢价掌握在外资手里。国内企业在低位学习制造管理、质量控制和供应商协同,积累出完整配套体系,等到新能源窗口打开时才集中释放。市场规模并不会自动带来技术,这中间有很长的学习和承压过程。印度汽车产业目前还没有经历这段积累。当前,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从十年前约15%降至2024财年的约13%。这相当于地基还没打稳,就想在上面盖高楼。


三、长期投资缺少稳定预期


印度吸引电动车外资的困难,源于一个根本错位:它越是缺乏核心制造能力,就越需要向外资施压以获得这些能力;而施压越重,外资越不愿意真正落地。这个循环,贯穿了印度对外资政策的每一个层面。


先说技术转让。


印度2024年的政策要求外资五年内达到50%的国内增加值,意图把制造知识和供应链一起引进来。但电动车时代真正值钱的不是组装线,而是软件系统和电池管理技术,这些是企业的核心资产,没法通过采购指标转移。印度自己也有教训。2021到2023年间,信实、埃克塞德、塔塔阿格拉塔斯等财团高调宣布建设本土电池产业,到2026年它们普遍退回到从中国采购电芯、在印度做封装的位置。工厂建起来了,核心技术还是别人的。


中国因素让这个矛盾更难解。2025年4月中国收紧稀土出口许可证制度后,大量印度车企陷入困境。马鲁蒂铃木被迫将首款电动车e-Vitara的短期产量目标削减三分之二。中国后来恢复了部分对美欧供应,但印度企业的进口申请仍长期积压。与此同时,比亚迪、长城汽车的投资计划因安全审查未能落地。最成熟的亚洲供应链被挡在门外,欧美企业又不愿交出核心能力,印度在电动车供应链上的处境由此陷入两难。


马斯克与莫迪在讨论特斯拉在电池技术方面的进展。资料图:印媒


再看规则环境。


印度各邦税率和监管各自为政,直接反映在消费端。同一辆Model Y,在德里市区提车和30公里外的古尔冈提车,落地价相差6700美元,只因两地道路税不同。对制造企业来说,工厂选址、跨邦物流都要面对这种碎片化成本。


更麻烦的是“秋后算账”。


政治经济学通常把这类问题称为“敲竹杠风险”(hold-up risk):企业投资落地后,退出成本上升,规则被重新解释的代价也会被放大。


2025年初,大众汽车被印度税务当局追征14亿美元,原因是其长期按零部件税率进口的汽车套件,被重新认定为“整车散件”,并要求追溯补税。这一认定是在长达12年的审查后作出的。截至2024年11月,印度各类税务悬案总计约530亿美元,七成处于诉讼状态。外资不怕税高,怕的是多年经营安排被事后“算账”。


政策公平性是另一层障碍。


印度的电动车补贴表面上看是支持本地制造,实际运行中却更容易被已经嵌入本土政策体系的企业利用。外资要满足本地化要求、接受资格审核,本土企业则更熟悉补贴规则和执行空间。


这类问题在电动两轮车领域已有先例。2024年,英雄电动、奔凌印度等本土企业被查出从中国进口受限零部件,却以本地化合规名义申请补贴。结果是,本土企业即便违规,仍在体系内部周旋;外资即便合规,也很难获得同等政策位置。


利润空间是最后一道门槛。


印度汽车市场看似很大,但稳定利润早已被少数深耕多年的企业占住。后来者既要承受本土品牌的价格压力,又要承担建厂、渠道和合规成本,很难把销量变成利润。


比如福特,在印度累计亏损超过20亿美元后,于2021年停止本土整车生产。时任福特印度总裁梅赫罗特拉感叹,公司已经“找不到一条通向长期盈利的可持续路径”。通用、菲亚特等品牌也相继离场。当前,大众虽然仍在运营,但市场份额有限,税务争议又压低了投资信心。少数留下来的外资,靠的是几十年前打下的根基,这个位置后来者很难复制。


特斯拉只卖车、不建厂,就是这个逻辑的最新体现。印度能吸引全球车企来卖车,但把核心制造能力留下来,是另一件更难的事。


结语


特斯拉孟买展厅开业时,《财富》杂志的报道标题直接把印度称为西方品牌的“外资坟场”。普华永道分析师冯·阿斯代尔随后补了一刀:“所有曾对这个市场寄予厚望的外国品牌,没有一家真正成功过。”


印度的市场规模是真实的,增长速度是真实的,但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套对外资尤其是中资系统性不友好的产业生态。能进来的,卖卖进口车;能活下来的,靠几十年前占住的位置。至于印度最想要的高端制造能力和核心产业链,仍然没有答案。

频道: 车与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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