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刘晗，题图来自：AI 生成
在颜值经济狂飙的时代，美妆已成为时尚达人的必备法宝。作为点睛之笔，口红一抹上唇，气场全开，打工人都会因此多三分底气。在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发布的《2024-2025年中国唇部彩妆行业研究及消费洞察报告》中，“中国唇部彩妆产品市场规模在2023年已达到262.8亿元，并预计在2028年将增长至379.5亿元”。口红作为美妆的热门品类，始终占据着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且保持着增长态势。在全球经济遭遇寒潮，众多行业受到重创艰难求生之时，口红的销量却逆势上扬，并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扩容状态。
时尚潮流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消费与市场的微妙互动，这种现象并不足为奇。早在1690年代初，英国政治家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观察到，股价会随女性头发装饰的高低而波动。当时的英国宫廷，女性高耸的头饰以奢华夸张著称，其繁复度被视为经济繁荣的隐喻。192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的裙长理论（Hemline theory）也有着相似的逻辑，女性穿短裙预示牛市，长裙则意味着大环境低迷，她们要以此来掩饰买不起丝袜的尴尬。美国大萧条时期，长裙俨然取代迷你裙，占据着商店橱窗的C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卷土重来，像口红这样能迅速提升幸福感的轻奢小物却异军突起，成为热捧的对象。雅诗兰黛集团第二代掌门人莱纳德·兰黛（Leonard Lauder）再次洞察到了这一独特现象，提出了“口红效应”（Lipstick Effect）这一概念。在经济不确定的时代，消费者青睐以廉价购入心水之物获得自我满足和心理慰藉。
“治愈经济学”不断延伸到了其他行业或领域，也正是如此，海外时尚财经媒体《Business of Fashion》（BoF） 美妆板块报道以“‘口红效应’完蛋了！”的醒目标题警示全球美妆业正趋于疲软，最具消费潜力的Z世代面对消费降级出手更为审慎，市场上可提供情绪价值的小物层出不穷。不是口红“不香了”，而是社交媒体和网络营销“种草”了太多令人心动的“平替”之选。
权力高点还是红颜祸水
口红在古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古埃及弄潮儿深谙此道，无论贵族男女都会涂口红。柏林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纳芙蒂蒂（Nefertiti）半身像，以及发现于埃及梅尔、现藏于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的阿特米多拉（Artemidora）木乃伊便是有力证明。毕竟他们坐拥红土、赤铁矿石等天然美妆原料库，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都为制造口红提供了便利条件。不过，那时的口红自由仅限于皇室贵族，毕竟在视觉上和其他阶层拉开差距就靠它了，涂了吸睛亮色也就意味着拿到了权力制高点。一眼望去是贵族还是贫民，一目了然。如此出道即巅峰的小物，为其后来跻身奢侈品之列埋下了伏笔。
然而，法老的“凹造型”却是以危害健康为代价的。古法口红里铅、汞等重金属含量超标，长期使用近乎于慢性服毒，古代中国的朱砂口红亦是如此。权贵们鲜有人会抵挡这“致命的诱惑”，为了闪亮登场、震慑全场照涂不误。对美的原始执念令他们沉迷其中欲罢不能，哪怕和死神接吻。
在古代中国出现了比矿物质化妆品更健康温和的纯天然美妆，唐末马缟所撰的《中华古今注》里记载，“盖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地所生，故曰燕脂，涂之作桃花妆”。这里的“燕脂”，因常见于燕国因此得名，而后演变成了“胭脂”。商纣王发现妃嫔们面色惨白，少了娇艳灵动的风情，他研制出了提升颜值的美妆神器，白粉打底涂抹胭脂，效果类似“桃花妆”。
在古罗马，波培娅·萨宾娜（Poppaea Sabina），这位尼禄皇帝的御用情妇，自带上百人的随从侍女全天候待命，只为保持她唇色鲜艳。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不仅对口红痴迷不已，还亲自研制出了一款流传至今，被称为“克利奥帕特拉红”（Cleopatra Red）的经典传奇唇色。1962年，著名化妆品品牌“露华浓”（REVLON）推出的SPHINX PINK口红广告语即是，“克利奥帕特拉一样的造型，只有露华浓能做到！”这款口红从胭脂虫中提取的洋红色染料，纯天然无害，还有舒缓情绪的作用。在美妆和养生的双重加持下，也难怪凯撒大帝和其得力干将马克·安东尼会拜倒在她裙下。
口红的风气到了古罗马贵族那里不再只是权力通行证。角斗士、戏剧演员从自然萃取紫红色汁液作为唇釉，佐以葡萄酒调色涂抹嘴唇，或提升士气，或靠光鲜亮丽的彩妆维护公众形象，长期涂抹带有毒性的油彩无异于饮鸩止渴，为艺术献身走火入魔。而在社会底层，口红则区分出了性别属性，普通男性如果涂了口红，非但不会被尊重，反而会被鄙视，成为众人眼中的怪咖。歧视背后是阶层、性别与口红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预示着口红在社会文化的转型。
当欧洲被中世纪阴霾所笼罩，妆容卷入到了宗教和法律交织的风暴漩涡中。传教士将化妆视为对上帝创造本真面孔的肆意涂鸦，更有极端者对此妖魔化，把涂口红的女人看作撒旦的化身。在他们眼中，口红仿佛是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召唤出虚荣、淫荡和邪恶等背德欲望。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出台法案规定女性以妆容去引诱男性结婚，男方可以以巫术为由申请婚姻无效。套上法律枷锁的口红，划出了清白与堕落、高尚与低贱的界限。
曾经至高无上的权力符号，在中世纪急转直下只得在风月场所秘密流传，成了女性污名化的印记。英国人对口红的保守态度一直延续到维多利亚时代，女王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的40年，她每天都以黑寡妇装示人，这位统治英国长达六十余载的君主，其个人情感与行为举止无疑成为了整个时代的风向标，整个英国社会都沉浸在肃穆的哀伤氛围里，浓妆艳抹愈发显得格格不入。
但官方压制并未打压女性对口红的热情，反而激发了她们对美的隐秘追求。上流社会的女性为丰满红唇费尽了心机：抿红色绉纸、以治疗皲裂为借口涂香膏或葡萄酒，甚至不惜咬唇充血制造假象，如今的“咬唇妆”即是对当时风尚的复刻。
而在中国，口脂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宫廷对化妆品制作高度重视并进行专业化管理，《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宫廷设有“合口脂匠”专司口脂制作，皇帝在腊日赏赐文臣武将口脂以示恩宠，相当于冬天福利发放的润唇膏。杜甫《腊日》中提到“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白居易专门撰文表达感谢，《腊日谢恩赐口蜡状》里有：“今日蒙恩，赐臣等前件口蜡及红雪、澡豆等。”
当时的口红已是色香形俱佳，作为当时美妆的集大成者，唐人宇文士及辑录的《妆台方》中胭脂点唇技法记载了石榴娇、万金红等17种口红色号。岑参《醉戏窦美人诗》以“朱唇一点桃花殷”呈现“樱桃口”的小巧精致，前卫的黑色唇妆悄然兴起，白居易在《时世妆》中对此颇有微词，“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口脂的魅力散发的芬芳远不止于视觉，韦庄《江城子·恩重娇多情易伤》里则有“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传奇小说《莺莺传》中写道张生曾送给莺莺“口脂五寸”，近似于现在管状口红的雏形。
口红在西方重出江湖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各领域自由解放的思潮奔涌而至，对人体之美的觉醒和探索随之回归，美妆时尚也重新被社会接纳。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的白妆引领着当时的风尚，以含铅的厚重白色粉底遮盖患天花落下的皮肤瑕疵及病容，配以艳丽红唇。苍白即高贵，一时间女王的拥趸者疯狂效仿，白皮配红唇，颇具神秘感和权威力的石膏妆造风靡贵族社交圈，可见其妆造审美对欧洲影响深远。
同一时期的日本，艺伎妆容在江户时代逐渐定型，在古代“白涂”传统的基础上，以鲜艳红唇作为神来之笔。时至今日，白到发光的妆容依然活跃于秀场。如果说伊丽莎白一世的白妆是“权力假面”，那么十七世纪法国路易王朝流行的大红妆则是“欲望焰火”，浓烈的胭脂把巴黎贵妇的奢靡、放纵与野心画在脸上，在宫廷舞会上极具戏剧张力。
从放荡不羁到解放宣言
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生产技术随之一路狂飙，化妆品行业也迎来了升级变革。1884年，娇兰 （Guerlain）推出了被视为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现代口红的“勿忘我”（Ne M'Oubliez Pas）。这支口红装在可旋转的管状容器里，看起来无异于现在市面上的产品。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打破口红在大众印象里低俗的印象，涂口红的女生依然是众人眼中的异类。
而这样的情形，在1912年的纽约街头有了转机。口红成了女权运动中的战斗装备。以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为首的女权主义者涂上口红走上第五大道，为权利呐喊抗争。知名化妆品牌伊丽莎白·雅顿（Elizabeth Arden）紧跟潮流，免费为游行者发放口红助威。口红不再是禁忌，而是女性力量的象征。口红无辜，美丽无罪！然而，几个世纪沿袭而来的偏见，不可能仅凭几次游行就烟消云散。真正让口红在大众心中“洗白”的，还是电影。
那些银幕上的光影故事，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改变着人们的认知，让口红逐渐摆脱了负面标签。自1910年好莱坞“初代女神”佛罗伦萨·劳伦斯（Florence Lawrence）横空出世，女星的妆容就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随着美国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繁荣，明星们使用的口红样式与颜色成为女性追捧的时尚单品和流行趋势。
如果在众多美妆里只能选一种，那么非口红莫属。正如伊丽莎白·泰勒所说的，“女人拥有的第一件化妆品应该是口红”。优雅的奥黛丽·赫本坦言，“不涂口红的女人，没有未来”，在她眼中，口红是精致与自信的必备神器；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则将口红比作时装，她最爱的宝石红（Ruby Red），于2016年被蜜丝佛陀(Max Factor)重新推出，让无数女性得以重温梦露的魅力；时尚先锋可可·香奈儿放话，“如果你感到悲伤，涂上口红，去战斗”，道出了口红在不经意间给予女性的慰藉。
战争重塑了世界政治格局，更给西方社会审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一战”时，炮弹壳的独特造型给了设计师灵感，“子弹”形口红应运而生。以唱跳烟酒的摩登范儿示人的“飞来波潮流女郎”（Flapper Girls）挑战世俗，浓妆短发造型成了酒吧的亮点。口红无疑是整个妆容的“灵魂之笔”，红唇衬托白皙底妆，立体唇线藏不住性感撩人的小心机。
1940年，当时口红界的大佬Tangee强势推出“战争，女人和口红（War, Women and Lipstick）”的广告。其中文译名“丹琪”出自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她提到，“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各大化妆品牌敏锐捕捉到商机，如《口红：潮流、历史与时尚偶像》所列举的，伊丽莎白·雅顿的“胜利红”（Victory Red）、Tussy的“战斗红”（Fighting Red）；HR赫莲娜的“部队红”（Regimental Red）纷纷登场。雅顿的“蒙特祖玛红”（Montezuma Red）向军队致敬，其灵感源自美国海军陆战队军歌中“从蒙特祖玛的大厅”的承诺，掀起购买热潮。
《口红：潮流、历史与时尚偶像》
[美]雷切尔·费尔德|著
山山|译
未读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7月
那时的美国女性深受“二战”影响，化妆成了维持气色的“秘密武器”，正如Tangee的另一则广告“没有口红让我们赢得战争，但口红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战”。她们或奔赴战场，或走进工厂，填补男人们参军留下的工作空缺，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她们以甜菜汁作为平替以提升士气和自信。铆钉女工罗西（Rosie the Riveter）衣着朴素、涂着口红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无数平民女性心中的偶像。
涂上口红是女性争取到的权利，任何外力都不会使其轻易抹去。“二战”时期，阿道夫·希特勒下了口红禁令，反法西斯者拿起子弹口红奋起抗争。在电影《还有明天》的黑白影像中，“女主”的口红是唯一的亮色，如黑暗中的火焰，微弱却炽热。迪莉娅，一个被生活狠狠拿捏的家庭主妇，每天像个陀螺一样连轴转，打4份工才能勉强维系家庭的运转。可即便如此，她也没逃过家暴的魔爪，丈夫只要瞧见她涂口红，就会粗暴地一把抹去。1946年，意大利女性首次获得投票权，迪莉娅投票前偷偷涂上口红，可在投票站，广播要求女性抹去口红封存选票，迪莉娅坚定地用手背擦去，口红的“涂抹-抹去”见证了女性从被规训到觉醒，突破家庭与社会双重困境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