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信出版 ，作者：阿信
你最近有发朋友圈吗？你的朋友圈能公开可见吗？
不是集赞送满减券的广告，不是领导要求转发的推文，不是团建现场不得不晒的合照。
是那种真正想说点什么、想让某个人看见、想记录下某个瞬间的冲动。
很多人想了半天，说不出来。
据QuestMobile统计，2025年，微信朋友圈日均内容发布量较2021年峰值下降37%，近半用户全年发帖量不足2023年的15%，部分用户从“日更”沦为“数月一更”甚至停更。
此外，还有媒体分析称，朋友圈互动层面，主动点赞、评论比例同比下降27%，点赞率跌破10%，重大生活事件动态（如婚礼、升学）甚至出现“零点赞”现象。
用户行为方面，超70%用户启用“三天可见”，半数用户半年内未打开朋友圈入口，日均浏览时长仅为2018年的1/3。18-35岁年轻群体中，68%主动降低使用频率，超40%停更动态超3个月。
朋友圈，这个在2019年曾被张小龙称为“可能是中国最高效社交工具”的功能，如今却似乎正在逐渐远离真实的“社交”场景——简而言之，就是“活人感”的消失。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朋友圈里，是理想化的自我
要理解朋友圈的衰退，就要首先理解它何以兴起。
在2019年那场著名的演讲中，张小龙说过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
“发朋友圈，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人设带给所有朋友，放到所有朋友的脑袋里面的过程。”
这句话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朋友圈的成功路径。彼时刚刚兴起的移动互联网，带来了社交范式的颠覆性转变。人们摆脱了PC端的时空限制，也超越了电话和短信在信息容量上的局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经济走向进一步繁荣，新技术的应用催生大量崭新的就业岗位，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大城市人口持续集聚，所有这些变革，带给年轻人的都指向同一种东西——那就是机会。
在这场浪潮中，“机会”具有某种自相矛盾的含义。
一方面，它意味着一个人从升学到就业的路径会被一层层放大。小学在镇上，初中去县里，高中去市里，大学考到省城，最后在一线城市找到一份工作。每一个环节的递进，在使社交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也令“熟人圈层”变得愈发“非同质化”：小学同学往往就是同一个村、同一个社区的同龄人，大家家境、背景都差不多，而进入中学之后就开始出现差异；大学同学来自天南海北，许多社交习惯需要重新磨合；等到进入职场之后，“熟人”概念彻底剥离了“同龄人”的内涵，领导、同事、客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出身、秉性、交集，对我们的社交精度提出了巨大的要求。
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氛围又在不断要求我们的社交气质趋于“同质化”。它要求我们是积极、开朗的，是谦虚、勤奋的，是优雅、得体的。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一个表现得“不够努力”“不够合群”的人在社交圈里往往会被很快边缘化，进而错过潜在的进步机会。所以张小龙说，“从远古开始，你就害怕被社区排斥走，所以你要吹牛逼，你要讲一些很夸张的东西，体现你的重要性”。
于是，“人设”概念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你想打造“努力”的人设，就在深夜发单词打卡记录；你想打造“有思想”的人设，就转发有内容深度的公众号文章；你想打造“精致生活”的人设，就把一份平平无奇的午餐拍了又拍，P了又P。
结果就是，在朋友圈里，人人都在往上走，人人都过得很开心。
张小龙将它比作一个“广场”：
你每天会花半个小时从广场走过，然后你看到广场里面你会迎面看到一堆堆的人在那里讨论不同的东西，聊不同的东西，有各自的主题，然后你经过每一个人群，这里面都是你认识的人，并且你可以停下来跟他们参与到任何一个小圈子讨论里面去，并且你会发现每一个小圈子也全部都是你认识的人。
你可以过去打一个招呼，或者参与一下。然后你转身离开到下一个，再去参与一下，或者不参与，或者只是简单地打个招呼、去点赞就走了。这样的话，当你把朋友圈给看完的时候，那时候你从广场已经逛完了。
某种程度上，这是比线下许多交往更真实的社交。唯一的不真实，是这个广场上找不到任何一处负面情绪，没有争执、没有谩骂、没有歇斯底里、没有自暴自弃。
社交媒体研究者Walther将这种现象称为“超人际传播”：在线上，人们会有策略地运用语言符号来控制自我呈现，努力呈现出积极、理想化的自我。
所以，即便是回到2019年，你在“活人感”满满的朋友圈里看到的，其实也只是“活人”的“一部分”。
人在，但“活人”不见了
多年过去，情况变得大不相同。
现在打开朋友圈，见到的越来越多是：广告、微商、宣传、公司官号内容，以及几乎没什么交集的人的摆拍九宫格。
你真正关心、在意的朋友们，好像很久都没有刷到过他们的朋友圈了。
包括你自己。
从“不看”到“不赞”，再到“不发”，一场无声的集体撤退正在上演。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局面？
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就是：发朋友圈的收益，已经变得小于为了发它而付出的成本。
在没有朋友圈分组的年代，你发一条朋友圈的流程很简单，就像在露天的广场上讲话，愿意听的人，自然会过来。
然而，随着嵌入这个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你的好友列表也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多年不曾联系的同学在那里，上一家公司的同事在那里，不知什么时候加上好友的各路中介也在那里。
他们对你的期待各不相同，你对他们也是。你被要求在太多人面前，同时扮演太多个版本的自己。
你开始在每次发圈前考虑：这条文字是否足够体面？这张照片会不会让某些人觉得你在炫耀？这个情绪适不适合公开？这件事，哪些人看到合适，哪些人看到不合适？你开始担心，自己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是否会给别人造成困扰，又或者，成为别人攻击自己的把柄。
你开始进行分组，但分组又会带来新的问题：一位在分组外的朋友从共友那里得知了你新发的朋友圈，气冲冲地来找你，“为什么把我屏蔽了？”
你像是在广场上搭帐篷，搭了一顶又一顶。你走出帐篷一看，广场上已经看不到人影，只有一顶顶别人搭好的帐篷。
到最后，广场上只剩下一些“绝对安全”的东西：无害的风景照、无争议的节日祝福、无情绪的转发链接。
再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发。
除此之外，“内卷潮”的到来，正在把我们推向一种集体性的“倦怠”里。
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指出，人在没有客观标准时，会以他人为镜来衡量自己。朋友圈本质上是一面由他人高光时刻拼成的镜子：全员创业成功，全员恋爱顺利，全员旅行打卡，全员健身早起。
当你某天状态低迷，拿着这面镜子照自己，只会更难受。
著名哲学家韩炳哲将当代社会的痛苦概括为“自我剥削”：在他所称的绩效社会中，个体不再被外在的鞭子抽打，而是被你可以的幻象驱动，不断自我激励、追求优化，直到精神耗竭。
点赞数、阅读量、评论区的回复，构成了一套实时反馈系统，让人在看似自由的环境里持续强化自我监控。
朋友圈便是这套系统最具体的日常战场：你发一条东西，然后等待回音。如果回音稀疏，你会开始怀疑自己。如果别人的回音总是更响亮，你会开始比较。比较带来焦虑，焦虑带来内耗，内耗带来疲惫，疲惫带来退场。
于是，离开这个“广场”，便成了一种无声的自我保护。
集体性的“自我遗忘”
美国学者胡彤晖（Tung-Hui Hu）在他的新书《数字倦怠》（Digital Lethargy）里，为这种疲惫提供了一个更精准的词：lethargy。
这个词直译为“倦怠”，但它的含义远不止于疲惫。从词源上来看，Lethargy一词来自古希腊语的“忘川”（Lethe）：那条流经冥界的河，饮者会忘记自己是谁。在古希腊医学中，昏睡症描述的是一种患者“忘记自己是谁”的状态，典型的治疗方法是：在病人耳边反复呼唤他的名字。
我们今天在朋友圈里的集体退场，某种程度上，正是一种集体性的“忘记自己是谁”。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不知道该发什么。我们不确定想让别人看到哪个自己，所以干脆什么都不发。
胡彤晖指出，数字资本主义制造出一种“做自己”的幻象：平台鼓励你展示自我，声称你只需忠于自我选择。但这种“做自己”是一种被平台精心设计的活跃度需求：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发布、每一个情绪，都在被转化为数据和资本。平台不是在让你做自己，而是在用你的数据赚钱。
于是，倦怠诞生了。
然而，不发朋友圈，是否就意味着一种消极的退缩，一种对社交的放弃，一种“人设”上的失败呢？
胡彤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他说，倦怠并不是一种需要被治愈的病症，而是一种潜在的存在状态。它延缓解决方案的出现，让你不得不停留在尚未完成的当下。倦怠的词源“Lethe”与另一个希腊语词“lanthanein”（潜伏等待）同源：倦怠不是死亡，是蛰伏。
正如《数字倦怠》中文版推荐序所写：倦怠是身体寻找自身节奏的方式，也是将自我拖入觉知状态的手段。
那些不再发朋友圈的人，未必是在冷漠或消极，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拒绝继续为平台的活跃度数据贡献燃料，以退出作为一种不自觉的抵抗。
当然，这种抵抗是被动的、散漫的，不会有人把它写进宣言。但胡彤晖认为，这恰恰是值得认真对待的感受：它揭示了一个数字时代的核心矛盾，一个以人的选择和参与为基础运作的系统，正在耗尽人的参与意志。
“活人感”消失，不是你的错
有人会说，这不就是大家都忙了，社交需求低了吗？
忙碌是事实，但忙碌的人也曾在深夜发过一条有感而发的状态。真正发生的，是一种更系统性的消耗：平台的设计让展示自我变成了一件高成本的事，比较机制让刷朋友圈变成了一件高风险的事，受众的复杂让每一条发出去的内容都必须经过反复的自我审查。
这不是个体的失败，这是系统的设计。
胡彤晖在《数字倦怠》中一再强调：数字倦怠是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结构性现象，而非个体自身的缺陷。个体的疲惫、焦虑、沉默，是对一个“要求你持续在线、持续展示、持续互动”的系统的自然反应。那条灰色的“朋友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横线，与其说是一种个人选择，不如说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白旗。
但这面白旗，并不代表投降。
不发朋友圈的人，并没有停止社交。他们只是把它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地方：一对一的微信私信，几个人的小群，乃至线下的见面。真正的情感连接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被迫离开了那个越来越像展厅的广场。
这或许提示我们，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要不要发朋友圈，而是：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交？
一个允许你烂在泥里的空间，一个不需要精修就能发出去的瞬间，一个失眠的深夜可以说“我今天很丧”而不怕被截图的地方。这种社交需求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朋友圈越来越难以承载它。
胡彤晖说，倦怠是“一种潜在的再生可能”。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让朋友圈重新热闹起来，而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数字时代的某个角落，重新找到那种“活人的体温”？
至少，先停下来，感受一下自己现在在哪里。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