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内容选自《工作社会的终结》序言，作者：刘云杉（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泰坦尼克号上的风景
2006 年秋冬之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书店，我买了一本 The Brave New World of Work（本书德文原版的英文版）。
欧美心脏地带正在“巴西化”：要找到一个高收入、高技能、高稳定性的全职工作，就如同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找一个可以晒太阳、喝咖啡、看风景的躺椅，人可以很惬意，但巨轮正在既缓慢又令人猝不及防地沉沦……这一意象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我写了一篇书评：《从“人力资本”到“公民生活”》。
彼时，中国正在分享全球化红利，快速卷入全球工作机会、资本市场、财富分配的竞争中，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也正在扩大，从精英型向大众化转变。中国家庭全力托举子女，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理念：父母吃得苦中苦，寄望子女往高处走……在平行时空中，贝克的议题在我，只是“观”与“望”，是有些乌托邦意味的前景描绘与政策实验。一晃二十年过去，有心人借此文找到这本书，英、德文版互勘，有了此番简体中文版的面市。
此时，再回看此书，贝克所描述的意象，不再是“观望”，而是“体受”。而他的视角，更像是从外面、上面，客观理性地解释第一现代性与自反的第二现代性，精准地预言全球化红利与陷阱；而我，以及我们，这二十年间，正在既不断流动又随时凝固的液态社会中，体受种种张力，有欣喜、有迷惑、有沉沦、有抗争，在前所未有的动荡中，不得不探索并走出自己的路。
[德] 乌尔里希·贝克 | 著
杨君 田茜瑞 | 译
万物 | 中信出版集团
2、流动中的隔离
受农耕文明滋养的中国人素来勤奋，春耕秋收，精耕细作，以此奠定生活的节奏。传统中国社会是把生命的种子埋在地里，把个体的生命安置在代与代之间，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个体是社会继替中的一环。这二十年间，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迁徙，他们从中西部、从黄河流域，向南、向东，到华北、珠三角、长三角。安土重迁的中国人，不仅在地理的空间上流动，也从乡村流向城镇，从农民流向工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身份的蜕变，胆怯或勇敢地拥抱新生活，也同故乡、传统依依惜别。
离土、离乡，从土地到厂房，如何找到位子、攀上梯子，如何在陌生的水域安身立命，找到自己的节奏？如何在一个系统设计好的阶梯上，野心勃勃并隐忍自制，以获得延迟满足？在谨慎的盘算中，中国人既清醒又迷糊地让生命历程卷入现代性的自反浪潮：摆脱空间的束缚，在时间之流中轻装上阵；从实体到信息，从科层制轨道到扁平网状结构，他们快速学习、适应，中国人也踏上了自动上升的扶梯，庞大的中产阶层正在兴起。中国社会的结构也呈现出纺锤的形状，人们乐见中间阶层的不断扩大。
在平行时空中，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正从单一钻石结构蜕变为双钻石结构，美国若干大型企业关闭本土工厂，投资海外；裁员和外包，猛烈侵蚀曾属于美国中产阶级的高薪职业。“中产塌陷”的同时，一大批企业主、高管和专业技术人员出现，形成了拥有高薪、高福利和政治权力的特权阶级，他们构成了上一个钻石：在占有丰富资源的组织中，从事有保障的高薪专业工作或担任管理职位，具有高水平的生成性资本（消费、投资、技能和社会资本）。双钻石的下部则由不稳定就业的雇佣劳动者和自雇者以及受排斥阶级构成，这是占据人口总数 80% 的新工人阶级。
工作成为美国社会的新身份标识，出现了社会阶层的“时间隔离带”：顶层拼命工作，没有时间休息，但可以积累大量财富，以工作和收入来定义自己。传统中产阶级的两极化，一部分往上，以高强度的工作获得高薪，用钱购买体面与地位，再投入教育，让后代也能踏入精英阶级，进入名校与华尔街。
新一代的年轻人开启了新一轮精英—资本循环，将全部青春、精力和时间，投入资本游戏。另一半中产阶级走入下坡路，在公司管理文化中，被定义为“不再被需要”的人，面临“裁撤”，成为绩效表格中无用的、低效的冗员；再往下滑，他们便只能接受简单、重复的劳动，来换取毫无晋升可能、一条路走到黑的底层工作。人工智能对这些群体来说，更是宣布“凛冬已至”的号角。
中产阶级经历战后的膨胀，面临缩水与塌陷。社会流动的“阶梯”已经蜕变为两部并行的自动扶梯：一部向上，一部向下。教育的选择极为严峻与残酷：在双钻石结构中，高居上升扶梯的前端者，头顶光环，如鱼得水；其他人则拼尽全力，要么跻身上行扶梯，时刻担心下滑或被残酷地甩出轨道，要么身处下行扶梯的上端，所有努力不过是避免跌落太惨，或者干脆放弃挣扎。
精英主义（merits）已经成为一个神话，对特权阶层来说是一种安慰，对非特权阶层来说是一种幻觉。神话创造了不存在的幻想（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否定了存在的事实（一个贫困的孩子进入特权阶层的机会非常渺茫）。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言，穷孩子的教育红利是一种幻想，他们努力拼搏，只是为了站上一道不断下行的自动扶梯。
与此同时，信奉“知识改变命运”的中国人，在全民疯狂的教育竞争中，既“内卷”，也“躺平”。
3、弹性中的失重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我和一个木匠聊天，他年近五十，说自己是舟山最后一代木匠，他的手艺要失传了。年轻人不再有耐心，不再拜师学艺，守一个行当。他们到哪儿去了？在学校混几年，出来做销售、跑外卖……他们不再愿意靠手吃饭，更愿意动动嘴皮，察言观色，动脑子；他们认为，即便是外卖小哥，呼吸的风也是自由的，平台算法虽然严苛，但马上可以拿到钱……
上一辈人参军、读书、进政府机关或者公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不仅是生计，更是 career（职业或生涯），这个词的英文原意是马车碾出来的车辙所形成的断续而明晰的路径。事业背后是 identity（身份），它是一个名词，是在时间里熬出来的、镌刻在人身上的客观印记与主观认同。职业既是清晰的标志，也是坚实的锚锭，标记人的出身与教育、能力与性情，乃至社交、消费、生活。职业背后常有行会，行会成员拥有相同的利益与相似的价值观，既相互监督，也相互庇护，维持群体的专业特权。
这一代人的稳定生涯解体了，工作机制弹性化，他们被期待拥有 flexibility（弹性）——这个词从 15 世纪就进入英文词汇表，它有生动的图像：树木在风中虽被刮弯，但仍能弹回原样。工作的弹性机制要求人具有同样的韧性，既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又能保持自身不受损害。这种弹性要求人折腰的强力，或可称为折腰率。人们不再持续专注于一个行当，用纵向的时间体现专业的忠诚，而是像螃蟹一般横着爬行，在不同的工种、领域间横跨。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考察过 20世纪 80 年代波士顿的面包房，这些小店多为意大利人所开。面包烘焙是如同跳芭蕾一样的技艺，要训练多年，技能与身体才能合一。高温的面包房有汗水，有发酵的酸味，有固定的营业时间，一起共事的都是同乡或亲朋，面包中不仅有生计，还有社交与情谊、自尊与体面。
25 年后，桑内特重返当年的面包房，这家店已经属于一个食品生产巨头，工作条件改善了，机器做面包，而人只需要监控机器，车间干净凉快。面包店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员工的日常时间表在其中交错。员工入职时没有了门槛，没有了同乡的帮衬与顾惜，来去自如，彼此不再熟悉，对面包也不再有情感。
弹性既降低了行业的门槛，也削减了行业的丰富度，它只是一堆临时的、碎片化的、彼此弱相关的工作（job），以及稳定、高效的机器和一套看不见的、理性的且精准计算的资本逻辑。现代社会的两个“无所不在”——斯密的市场这只“无所不在的手”与福柯的监视这双“无所不在的眼”，精心打造了 KPI（关键绩效指标）：这是一个从上到下，准确地说是从核心到边缘都共同可视的数字，每一个人、每一层头顶的 KPI 都是一套庞大冷酷且精细入微的算法体系。
人的感受呢？置身具体场景中的人与物的情谊呢？人的喜好呢？人对手中事的沉醉、对身边人的关切呢？简洁的数字不屑于去看，这是数字无力折算的低效与包袱，也是员工在折腰的灵活性中不得不清除的冗余。
人们经历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准备呢？机器驱逐了技艺，面包师傅的技能被宣布无用，工作场所则降低了技术要求（deskill）。教育随之主张核心素养（competence），用高阶能力 4C（协作collaboration、沟通 communication、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创造力 creativity）替代传统的 3R（读 reading、写 writing、算rithmetic）。
与技能（skill）相比，素养有更多维度，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因其多维且复杂，在操作中被译为“胜任力”。技能则是人所拥有的对事、对物的具体技艺，它的主体是人。素养的视角却变了，指岗位对人的能力的识别与认定，其词根 compete 就指“竞争”，因此素养的真实意涵远不只是简单的匹配度，而是胜出之后才能被任用的竞胜力、胜任力。
教育顺应工作场所的要求，同样脱实就虚，学生被要求柔性的、软的技能，从人际互动中胜出——这也是对算法的敏感与折腰：如何才能被识别？核心素养要求让成长看得见，于是有了可表现的指标，有了优绩主义的盛行。
人不再如同地上生根的树木，折腰率甚至要求他们成为盆栽植物，迅速地被移入，再快速地成长。经验成为负资产，深耕专业，沉浸其中，成为钻牛角尖的自我浪费；短期的、变换的灵活工作要求切断背景，或者说随时转换，素养要的是万金油似的略通皮毛，而非专业精通，重要的是对纵横关系的各个节点了然于胸，有能力在各个节点中快速移动，成为活跃的棋子。
成为活跃跳动的棋子，还是坠入随时可被优化的冗余？一方面，工作的自主性下降，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等人在对工作的分析中关注细分时间单元中动作的精准与效率，以效率原则将复杂工作分解为简单的步骤，每个人手中都是一个片段，专门化、单调性与重复性保证了体系的效率，每个人都成为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
此外，工作也强调独立性，“依赖”成为负面词汇，员工们交易但不交往，只需要对结果负责。于是，组织中非正式的信任锐减，对机构的忠诚度降低，组织所传承的共享知识与价值弱化，社会资本降低，工作场域不再是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在这样一个效率至上、权力匿名的体系中，每个员工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