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李翔李翔，作者：叫我以实玛利，原文标题：《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另一条线索》，题图来自：AI生成
读完田毅和赵旭的《红鞋城》，我自己的感受是，帮我重新理解了一遍民国到1949年的中国乡村社会，也重新理解了一遍地方的能人和乡绅。
赵旭我无缘认识，但是田毅我很早知道、认识。他是我们做报纸时代的圈内才子，做过《21 世纪经济报道》的编委。当时我经常在报纸上读他的文章。
可能是因为做过财经商业类报纸，所以田毅才对中国的税收制度感兴趣。《红鞋城》这本书讲的是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双龙镇（因为在地图上酷似女鞋，而被称为红鞋城）从 1906 年到 1950 年的税收制度和地方精英的兴衰变化。在《红鞋城》之前，田毅还出过一本书叫《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写的是另一个北方小镇平城镇从 1976 年到 2006 年的财政史。
1. 包税人
有一些理解国家发展的重要线索，会因为过于隐秘或者过于晦涩而被人忽视。税收就是这样一条线索。（我相信货币也是。）《红鞋城》要做的，是从一个极小的切口进入，看一下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基层社会的税收状况，进而推演整个国家面对的问题。
其中的关键词是“包税人”。所谓包税人，顾名思义，就是政府把某个区域的某个税种，以承包的方式交给一个人。这个人往往是当地精英的一员。包税人每年上缴固定数额的税收，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盈利。
为什么会有包税人的制度？简单而言，就是政府公务员自己去收税，付出的成本、得到的收益，算下来还不如把收税这个工作外包给当地精英和地头蛇。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政府越延伸到基层，就越搞不清楚实际情况。比如在红鞋城这个地方，从晚清到民国，县政府就搞不清楚这里到底有多少耕地，那自然就不清楚该如何收税、收多少税合适。第二个原因是政府的组织能力和治理能力。所谓“皇权不下乡”，其实就是政府的组织能力延伸不到最基层社会，把基层社会的治理权，让渡给地方精英。
《红鞋城》里写：“税权承包，表面高效，实则是私权侵蚀公权。结果是公私不分…掮客渔利，民负愈加繁重。虚弱而独裁的中央当然知道包税制的深层危害，1932 年初，中央几次训令上诉省份取消包税制，改为官征。不得已，三月，一省府密令各县表态。最终，一百多个县，除了四个，其他全部抗命，认为官办不如商包。理由都是，零星税分散难征，其他职员不懂税务专业，官征成本大而未必如包税年年增长……”
这段话把当时政府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局限讲的很清楚。对于民国政府而言，取消包税人这个中间层，直接对基层收税，这件事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2. 治理能力的局限
这种治理能力的局限，让中央政府必须把权力让渡出去，给到基层精英，也让基层精英可以借此获得收益、谋取利益。但这对他们也未必都是好事。
《红鞋城》里有描述，政府治理能力的受限，让仅靠地方精英无能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修建不了大型水利工程，因而导致了干旱——需要强的中央财政；地方的恶性传染病导致的死亡——需要强的由中央建立的医疗系统；以及，土匪和绑票问题——需要强的政府治安系统。
土匪袭击的当然是有钱但又自卫能力不足的地方精英，绑票绑的当然也是能交出赎金的地方精英。比如书里面写，土匪“小金金”把包税人高德荣的一只耳朵割掉了一半，还放火烧死了开酒坊的陈三毛。“曾有英国人把民国称作土匪的世界，恰如其分。”
这就是政治学家福山说的政府治理能力的缺失。失败国家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政府虽然集权甚至独裁，但是却没有治理能力。表现出来就是，政府没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3. 矛盾的地方精英
然后，对中国社会的基层精英也有了重新理解。
红鞋城的最初精英，从土地和粮食加工贸易致富，“他们为人公正，甚至敢于抵抗官府的多加之税”；再之后的精英，兴起于牲畜贸易，然后成为包税人和乡长；再之后的新精英，则依靠金融高利贷崛起。
包税和高利贷，在乡村造就了一批税奴和债奴。而且税奴到债奴会自行转化，因为缴不上税，所以要去借贷。
债奴往往被逼得要卖地、卖房、甚至卖老婆孩子。读这本书的过程里，读到卖妻子小孩时，经常会觉得惨不忍睹，真是“万恶的旧社会”。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精英中的一些人，又有着自己对于理想世界和太平盛世的想象，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愿意为他们认为的道德去做一些自我牺牲。
可以说，他们在“剥削”是真的，他们在维持地方运转，也是真的。
总之，如果想去了解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最基层的乡镇如何运转，底层精英是一群怎样的人，这是一本值得读的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李翔李翔，作者：叫我以实玛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