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 ，作者：走南闯北的社长，原文标题：《杜园园丨校服事小，教育事大》
最近听长者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故事很精彩，也很生动，反映的核心思想是要敢于担当。敢于担当在当下体制内的实践逻辑里，是非常珍贵的品质。它能够把问题相对简单化，能促成事。这需要勇气，更需要初心。
一、把校服选用的决定权交给家长
最近，学校组织家长们开会宣传关于校服的问题。政府已经关注到了校服选用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主要的问题是，在校服选用过程中，滋生了腐败等行为。政府开始更深的介入。其实过程中产生的腐败或者是其他行为，是属于政府管理范畴上的事情，所以政府才会更深介入。但是呢，管理问题却幻化成市场化问题和形式民主上的问题。政府为了杜绝校服选用过程中滋生的腐败问题，采取的举措是一方面让家长民主表决是否选用校服，另一方面校服推向市场化改革。
政府出台了关于校服改革的文件。文件的核心思想是将校服推向市场化。据说，以前的校服是由各学校发布采购信息，向社会公开进行招投标。通过招投标选定合作方。这个时候，学校是参与方。新的文件下达后，规定学校不再插手校服选用问题。学校只是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家长开展校服选用意愿问卷调研，让家长们投票选择是否选用校服，等于是把决定权给到家长们。
问卷里只有三个核心问题:你是否同意选用校服？是否同意沿用现有的校服款式？你认为孩子的校服需要哪些种类？从某校的问卷调研来看，90%的家长还是比较认同选用校服，也比较认可学校的原有校服种类和样式。竟然问卷调研的结果是多数家长同意选用校服，等于是进一步验证了学校之前推广校服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那再一次的征求家长的同意，把选用的决定权给回家长，是多余之举。我想，政府让学校以问卷的形式让家长投票决定是否选用校服，必然是基于规避日后少部分不赞成选用校服的家长“闹事”而采取形式民主之举。
这次推向市场化的改革，家长们比较关心的是，到哪里去买校服？学校给出的答案是，校服推向市场化之后，很多地方应该都可以买到校服，而不再像以前，只有指定的商家才卖校服。市场化，在家长那里得到的实惠似乎是买校服的渠道多了，可以货比三家。问题是，市场化之后，校服就不会出现管理上的问题了？其实不是，而是政府把这些管理上容易出现问题的机会丢给了市场，丢给了经营主体。
二、教育的结局：服从政府管理，照顾个体情绪，弱化集体作用
其实最早推广校服的初衷之一是消除贫富差距、减少学生攀比。毕竟人都有虚荣心，孩子们也会比较谁穿得好，穿得漂亮之类。大家都统一穿校服，尽可能的消除了贫富差距的外在表现。有家长感慨：“如果取消校服，那唯一能遮住贫富差距的东西要没了。”其次就是培养集体意识与归属感。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校服样式或logo，学生将校服穿在身，增加了学生身份的认同和对学校的归属。
校服的事情，其实属于逻辑上比较简单的事情，但在实践中，却被复杂化了，其实背后的关键问题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学校的集体和代表国家的政府机构，以及作为个体的家长，当国家要规范学校管理，照顾家长个体情绪的时候，那个代表集体的实践操作者就变得无比艰难。最后的结局是，公共领域服从政府的管理、照顾家长的情绪，弱化集体的作用。
其实很多事情都遵循着这种发展逻辑。尤其是在涉及到公共服务的时候，尤其如此。教育改革之下，其实是一个逐渐弱化学校、强化管理和照顾个体权力的过程。例如，很多学校在减负的压力下，教育的整体话语权被弱化了，换来的是社会对教育的过度关注以及政府对社会的过渡回应。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学校的科目难度增加了，但教学课时被大大压缩，只能是囫囵吞枣式的教学了。那教学难度上升，而教学课时减少，这之间的教育差时由谁来买单呢，其实最终就落到了家庭里。
非常诡异，一些父母忙着赚钱，给培训机构，而一些父母又打着反应试教育的口号。其实，忙着生存的家庭，是非常寄希望于学校好好教学，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给孩子辅道作业，也没有金钱供孩子上培训机构。所以，教育减负，其实也是贫富差距在教育上的呈现。自由的代价是对一部分人的无情割舍。
其实公共服务最大目的是让所服务对象具有广泛性，体现普惠性。但是教育这种公共服务比较特殊。因为教育承担了国家筛选人才的任务，承载了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夙愿，个体生存出路等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教育一边关联国家，一边牵涉千万家，中间还挑着个体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这背后也是国家和个体关系问题。
三、少数个体和多数个体
服从政府管理、照顾个体情绪，弱化集体作用。这个逻辑存在关系上的漏洞。首先是国家和个体的不同。
国家和个体始终不同，虽然国家由个体组成。作为个体的人，因为不是都有机会和国家结成高层次的紧密关系，以及发生频繁互动，所以日常生活中，会较少从国家视角考虑问题。芸芸众生，在国家环境安稳之下，首先考虑的是个体生存问题。但社会需要契约，而这种契约不太可能获得全部人的认同，所以就会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目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教育当中的某些事情，有时候会变成极端个体对事情发展的决定作用。当然前提可能是确实出现了擦边球、政策缝隙的现象。
例如校外培训、老师要求买辅导资料等和教育减负的冲突。例如广东省佛山市一个家长对买教辅资料的举报长信，再一次打消了老师的积极性和伤了一部分家长的心。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家长是很不认同举报行为。他们的理由是：“你自己不想弄，你可以不弄，这一举报，弄得其他人都搞不成。”很多家长因为工作繁忙、生活奔波、亲子关系等，没有时间在家辅导孩子作业，有时间辅导的，又容易引发亲子关系紧张，或者根本负担不起家教，希望老师能把学业抓得紧一点。其实学校抓学业，是本职工作，同时对于家长和社会来说，也是最低成本的。我听过身边的人感慨：“女儿学习成绩好，其实是非常感谢当年把学习抓得比较严的老师。”对于普通家庭的家长来说，孩子成绩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也是做父母的成就感和动力。这个社会，普通家庭是占全社会的绝大多数。
其次是多数个体和少数个体的关系问题。体制应该成就的是多数个体，因为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日常的依靠必然是多数个体。当然，关键的事情可能是关键个体在起关键作用。但是底盘一定是多数个体。竟然地盘是多数个体，那么日常办事的逻辑是从多数个体出发，而体制上也会同步给出一定的渠道供出类拔萃的个体选用。例如，教育体制里面，其实一直都有选拔优秀人才的通道。
四、政策的留白
社会的推进是一代接一代的努力。这间接说明了，任何事务都有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政策也是，具有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虽然可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当仍然逃不过这种限制性。所以，在任何一项政策中，前瞻性的预留就是为了超时空性。所以，这也是政策缝隙的原因之一。
那么，政策缝隙之下所产生的现象，其实就不能被堵死，因为，这也是政策给未来留下的空间之后所衍生出的现象，这种现象也许代表未来的情况。通俗的讲，中国人做事留有余地。这种留有余地贯穿于所有。这个余地是专门为未来或者是特殊性所留。中国的谋事之道，从来都非常具有哲学之道。一般性之特殊性，当下之未来等。当没办法穷尽所有之时，就必须留白，留白是为了处理存在的不同空间、不同层次等的关系。例如国家和个人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