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潮 ，指导老师：|白净，编辑：|李佳闻，作者：十一岁的新潮，原文标题：《观点 | 新大众文艺，“新”在何处？》
广场舞、模仿秀、街头墙画、方言说唱、保安画油画、清洁工写小说、菜场小贩写诗、教授直播教跳拉丁舞……这些活动，如今有一个共同的标签——“新大众文艺”。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新大众文艺”并非单一门类的文艺样式，而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新媒介技术条件下，人民大众更广泛参与文艺创作、传播、评价和文化活动的新型实践形态。
“新大众文艺”，究竟“新”在何处？
从作品到文化事件
传统文艺通常以“作品”为主体，例如小说、电影、电视剧、戏剧、歌曲，人们评价它，往往看故事是否深刻、人物是否丰满、技巧是否成熟等。但新大众文艺的出圈逻辑，已不完全遵循这套标准。
以“苏超”为例，围绕这项城市足球联赛生成的大量短视频、原创歌曲、表情包、城市梗、非遗文创和“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已经超出了体育赛事本身，构成了一个由大众共同参与、持续生产和不断扩散的文化事件。扬州与泰州的“早茶之争”、南京与无锡的“盐水鸭VS水蜜桃”、淮安与扬州的“淮扬菜正统之争”，被剪辑成短视频、表情包和评论区话题；宿迁借项羽形象、淮安和连云港借西游元素，将城市历史记忆转化成可观看、转发乃至再创作的数字内容；扬州草席编织、南通香包等非遗产品，也借由苏超元素实现新的传播。
相似地，云南德宏的目瑙纵歌本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民族节日，近来凭借歌曲、影像和短视频二创引发广泛传播。传统鼓点、锣声和万人同舞的场面，经由AI改编、电子乐融入、短视频剪辑和合拍传播，被呈现为更符合当下平台节奏的视听经验。网友用二胡、唢呐重新演绎，有人编出简易舞步，有人用原声参与合拍，景颇族年轻人们则在评论区解释歌词含义、舞蹈规范和节日来历。由此，目瑙纵歌不再只是“被介绍”的民族文化，而成为可跟跳、可解释、可再创作的公共文化事件。
新大众文艺案例中，被传播的往往不仅是作品，更涵盖场景、身体动作、情绪状态、地方符号，乃至可复制的参与方式。所谓“可复制”，并不是机械复刻原作，而是普通人能够以较低门槛进入同一文化事件：跟跳一段动作、改编一段旋律、接一句城市梗、拍一条同款短视频，或者在评论区补充自己的地方经验。对新大众文艺而言，作品仅是入口，必须依靠大众的持续参与才能文化事件的扩展与完成。
从个体观看到共同在场
在许多新大众文艺的案例中，公众并不只是单独观看，而是在应援、评论、转发和二创中，与他人共同进入一个持续生成的文化现场。为什么这些文化事件能够持续吸引公众进入其中？仅仅用“娱乐”“猎奇”或“流量”来解释，并不足够。它们之所以形成强大吸引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呼应了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情绪表达，并为普通人提供了一种重新进入公共文化生活的方式。
新大众文艺通过身体进入日常生活的缝隙。村超、村BA中，村民既是观众，也是组织者、表演者和传播者。球场不只是竞技空间，而是饮食、音乐、歌舞、亲友、乡情共同汇聚的公共文化场域；一段裁判舞爆火后，外卖骑手、大学生、店员、工人、路人都可以用一段简单动作加入其中。它不要求专业训练，也不要求特定身份，只要身体动起来，就能获得由“在场”带来的满足感……
新大众文艺中的身体，不只是被观看的身体，也是参与、表达、重新获得主体性的身体。它让人们短暂从日常秩序中抽离出来，重新确认自我不仅是劳动者、消费者、用户或账号，也是一个有感受、有节奏、有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
这一现象并不只发生在线下。短视频、直播、弹幕、评论区和二创社区，已经成为普通人记录生活、参与表达和获取文化内容的重要入口。由此，现场并不因传播而消失，反而在数字平台中被复制、放大和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大众文艺的吸引力，不只是提供娱乐内容，而是把原本分散的日常经验重新组织为一种可共同观看、共同参与、共同传播的公共文化生活。它通过身体、情绪和传播行为，把分散的个体重新连接起来，使普通人在短暂而具体的文化实践中获得共同在场的经验。
从高度同质到各具特色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许多出圈的新大众文艺都带有鲜明地方性。苏超是江苏十三市之间的地方互动；村超是贵州榕江的乡土公共生活；英歌舞与潮汕地方文化紧密相连；目瑙纵歌植根于德宏民族文化；泉州“猛男啦啦队”和漳州“水仙花啦啦队”，都依赖地方符号的反差表达。
过去一段时间，许多地方文化传播热衷于打造网红街区、灯光秀、仿古街、统一化打卡装置，试图通过可复制的景观模板获得流量。但这种模式往往容易造成千城一面、体验趋同。新大众文艺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它不是简单把地方文化包装成全国流量，而是让地方本身成为情绪、身份和创意的生成资源。
在内容高度同质化的时代，地方性首先提供差异感。方言、民俗、饮食、服饰、身体动作、城市性格，都可以成为辨识度极高的传播资源。地方性还提供身份感。人们不是抽象的网友，而是南京人、徐州人、泉州人、潮汕人、德宏人……地方文化出圈时，个体获得的不只是观看乐趣，还有“被看见”的确认与归属。
地方性还提供互动性。地方梗、城市梗、地域性格、文旅符号，都天然适合二次创作。苏超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把城市关系变成了可调侃、可互动、可持续生成的公共文本。这也说明，互联网并不必然消灭地方性，反而可能在某些时刻重新放大它。越是具体的，越可能获得辨识度；越是扎根地方的，越可能形成独特的情绪张力。
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地方性存在被消耗的风险。如果地方文化只被当作猎奇标签，也会迅速丧失生命力。判断新大众文艺的价值，不能只看它热不热闹，更要看它是否真正激活了人民生活中的创造力、表达力和连接力。好的新大众文艺，不是把普通人变成流量素材，而是让平凡的生活经验得到尊重；不是把地方文化变成一次性消费，而是让各地重新形成文化自信、美美与共；不是把身体变成猎奇对象，而是承载健康、昂扬、审美化的生命力量。
如果说，过去的大众文艺更多回答“人民看什么”；如今的新大众文艺正在探索人民如何一起感受、一起表达、一起在场。它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正在球场、广场、剧场、街和屏幕中发生的鲜活实践。它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文化活力，不只来自殿堂里的精品，也来自人群中的欢呼、舞步、笑声和相互确认，这也是新时代文艺作品真正的生命力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