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济观察报 ，作者：张英 张铃 刘晓诺
5月31日下午，芝加哥，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会场坐满了上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医生、医药研究者，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陆舜站上讲台，报告了一款中国创新药物的最新临床试验数据。这是历史上第二位站上ASCO全体会议讲台的中国医生。
ASCO被肿瘤学界视为最高殿堂，它是最有营养的会议，全球最新、最好的肿瘤研究成果都会在此接受赞美和审视。
陆舜在会上难掩喜悦：“我相信未来中国的药物研究，能够像新能源汽车一样，逐步成为一个引领者。”
中国的新药研究确实在不断崛起，中国医生也已成为全球医疗界不容忽视的科研力量。2026年被选入ASCO的中国研究成果创下新高，参会的中国医生也肉眼可见地增多，有人开玩笑说，ASCO上一半是中国人。
而在20年前甚至10年前，这一切都不可想象。那时在这样的国际会议上，中国医生是沉默者，他们满怀羡慕地学习海外同行如何做试验。
勤奋，是中国医生常被提及的特质，他们的进步速度飞快。起初他们只能做小规模的跟随式研究，很快他们开始大规模地研究什么样的中国新药不比进口药差，现在他们研究的是什么样的药比进口药更好，正是这些硬碰硬的研究助推他们登上国际舞台。
走向国际不仅是传递自己的声音，中国医生也在积极接触欧美药企和患者，洞察对方的需求。他们也乐于汲取来自其他国家的最新临床发现，他们或许是院士、学科带头人，但在会场上，他们又像是渴求新知识的学生，手拿一杯咖啡提神，甚至顾不上吃饭，每天在背包里放几个面包充饥。
从旁听到拿下发言权
航天中心医院肿瘤中心名誉主任、国家癌症中心原副主任石远凯还记得第一次去参加ASCO的情景，那是1997年，他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时去参会的中国医生很少，即便去了也只是作为“学生”听会、学习，没有发言权。
由于鲜少有中国同行参会，参会的中国医生常被国外同行询问：“您是日本医师吗？”
中国医生作为首席研究者（Lead PI）在ASCO上首次拿到发言权要等到2010年，时任解放军第八一医院副院长秦叔逵向大会口头报告了一项晚期肝癌治疗方案的国际多中心研究数据，探讨含奥沙利铂化疗方案在亚洲晚期肝癌患者中的治疗效果，这一方案最终为亚洲患者带来了新希望。
此后，张力、叶胜龙、郭军、马骏、石远凯等知名肿瘤医生都先后被邀请至ASCO作口头报告。不过，早期医生们主要分享的是，针对中国高发瘤种，在传统国外化疗药基础上进行改良后的治疗方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琳回忆，那时去参加国际会议，欧美专家都在兴致勃勃地介绍创新药临床研究，而中国医生只能介绍中国临床实践现状。她曾感到有些窘迫。
现在沈琳已经主导了近百项国际国内临床研究，但2015年之前，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创新药，临床研究基本由国外主导。那时沈琳特别希望能参加全球临床试验，学习临床试验该怎么做，为无药可救的病人寻找新的治疗方法。
然而这样的机会特别少。“要参与这些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医院报名是没用的。关键是医疗机构要有国际影响力，跨国企业才能选择你。当时在中国也就只有北京、上海、广东的几家医院符合条件。”沈琳说。
“在参加全球II-III期临床研究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比如临床研究解决的临床问题是什么，实施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试验质量控制、中外患者之间的差异、结果如何分析、会怎么改变临床实践等等。”她介绍道。
直至2015年后，随着中国创新药产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医生开始越来越多地作为Lead PI在国际顶级医学会议上报告中国创新药物的研究进展。
石远凯回忆，第一次站在国际舞台上既激动又紧张，台下的听众绝大部分是欧美人，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他的第一外语是日语，英语则是自学的。
在小分子靶向药之后，中国创新药企在抗体药物、Car-T、ADC等领域快速追赶，越来越多的中国医生能够带着不输国际同行甚至领跑的研究成果走向国际。
“有人开玩笑说，‘ASCO会场里快有一半是中国人了’。这当然是夸张了，但中国人的确非常多。”石远凯说，现在中国医生去ASCO不再只是听会，而是带着任务去，要去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自己的研究数据。
不仅是ASCO，在近几年的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世界肺癌大会（WCLC）等国际顶尖会议上，几乎每个报告时段都有中国医生的身影，如果一个国际大会缺了中国研究数据，反倒让人觉得不习惯。
与全球患者打交道
作为一名青年医生，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医师邱海波已经领导了10多项临床研究，他多次带着研究成果参加ASCO，ASCO也在带给他新的临床理念。
2024年，他在准备PPT报告时，发现ASCO给的指导手册上写了一句话：Don’t Blame Patients（不要责怪患者）。例如，ASCO建议报告中不要写“6例患者对研究药物无应答”，应改为“研究药物在6例患者中未产生应答”。
这让他很吃惊，患者对药物无应答这种说法非常常见，但很多医生很难意识到这是对患者的不尊重。回想起自己的临床工作，也会时不时批评患者不遵医嘱等。在那之后，邱海波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与患者的交流方式。
比如，有时医生已经明确告诉患者“什么都能吃”，但患者还是会反复追问鸡蛋、牛肉能不能吃。这种情况下，医生很容易情绪上头，脱口而出：“不是说了什么都能吃吗，怎么还在问！”而邱海波现在会这样回应：“其实什么东西都能吃，所以不用再具体列举某种食物。”换一种语气，患者的体验感就会好很多。
近两年来，邱海波的工作量每年递增10%—20%，但他依然坚持尊重每一位患者，结果是门诊看得越来越细致，下班时间也越来越晚。
在参与国际会议期间，海外患者群体也在给他能量。
在今年的ASCO上，他的一项关于SDH缺陷型胃肠间质瘤的研究受到一位美国老人的关注，他惊讶地发现这位老人虽不是医生，但对SDH缺陷型胃肠间质瘤这一罕见病的了解程度与医生相差无几。
这位老人是美国患者组织生命孤舟（The Life Raft Group）的创始人，他的女儿曾患上SDH缺陷型胃肠道间质瘤，在20多年前去世，此后他一直关注这一疾病。他创立的生命孤舟不仅收集了全球数千名患者从确诊到治疗及预后的全生命周期数据，还积极向大药企、财团募资，将资金投向多家研究室以支持新药开发，也经常组织患者、医生一起参与徒步活动以增进交流。
邱海波领导的上述研究已经进入三期试验，是全球进度最快的，不过目前仅在中国开展，这位老人希望与他交流最新临床发现。“他的女儿已经去世20多年了，但他竟然愿意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这个疾病领域，我觉得他是非常高尚的，既平凡又伟大，让我非常感动。”
牵头过多项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沈琳，已让一些国外患者用上了中国创新方案。
作为较早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中国医生，沈琳回忆，过去基本是与跨国药企合作，近几年才开始与国内企业合作。她认为，这一变化主要源于中国药企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在资金上，中国药企相比以前更有支撑全球临床开发的实力了。
在牵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时，中国医生考虑的不再只是中国患者，而是要洞察不同国家患者的临床需求。
沈琳的专长是消化道肿瘤，这种疾病在亚洲高发，但在欧美等地区发病率相对较低，Lead PI需要在设计时考虑各地患者特征以及临床实践的差异。
“我们设计的药物和方案，必须比已有的标准治疗方案有优越性。有些研究是我们在中国已经先做了I-II期研究，试验数据显示了前景，并通过前期试验建立了不良反应防治预案。”沈琳说。
沈琳感受到，与只在国内开展临床试验不同，牵头国际临床试验除了制定方案和执行外，她和团队还需要助力临床方案在海外的推广，ASCO等国际会议便是个好契机。此外，她和团队还曾专门去韩国、日本、巴西、西班牙等多个国家推动国际多中心研究。
在今年的ASCO上，沈琳与海外多家生物科技公司进行了交流，建立了合作意向。沈琳感到，现在不少外国药企愿意到中国做临床试验，他们相信中国研究者在疾病认知、临床试验上的水平，也认可研究数据的可靠性。
持续进化
自1992年起，石远凯就开始做临床试验，见证了中国多款重要药物的诞生，也经历了中国新药研发链条的持续进化。现在，新药临床试验参与医院的数量在100家以上已经是常态，但在10多年前，他做埃克替尼临床试验时，20多家参与医院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
在中国医院提升临床试验能力的同时，中国新药研发标准也在发生巨变，石远凯总结为从“证明不比它差”演变为“证明比它更好”。
埃克替尼是第一代EGFR-TKI抑制剂，作为中国第一款自主研发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药，埃克替尼的上市标准是，疗效和安全性不比进口药吉非替尼差，当时的预期主要在解决患者的用药可及性上，让中国患者用上价格更低的药物。
这种不劣于进口药的路线被业界称为me-too，它确实让更多中国患者能够用得上药，但也造成大量研发资源的浪费，带来同质化问题。投资人、企业与监管部门开始转向，追求me-better（更优的药物）、me-best（最好的药物）。
不仅是比进口药更好，现在中国医生还在证明，中国临床试验效率比其他国家更高。
“以前我们的药物是跟着别人跑，还跟不上，现在中国药企在双抗、ADC、三抗、Car-T等领域已经可以做到全球领先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者能在ASCO上汇报最新的研究进展。”邱海波提到，他领导的SDH缺陷型胃肠间质瘤三期临床研究，在一年内就完成了51例患者的全部入组，如果在欧美国家至少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
中国医生被视为常加班、更勤奋的人群。6月5日凌晨2点，邱海波从芝加哥返回广州家中，休息几小时后起床上班，当天他做了4台手术，晚上8点接受完采访后他还需要赶往机场奔赴一场行业交流会。
石远凯则直接表示：“医生这份工作没有所谓的休息日。”
在勤奋的医生身后，中国患者给中国新药研发提供了最大的支持。由于人口基数的优势，在许多疾病领域，中国患者人群足够庞大，临床试验的招募难度更小。临床试验进度越快意味着新药越有可能早上市成为某个疾病的标准治疗方案，进度慢的药物可能错过最佳时机，甚至项目终止。石远凯举例说，就像PD-1单抗，都上市十几款药物了，大量在研的PD-1/PD-L1单抗不得不终止开发。
科学无国界
每年ASCO，邱海波都会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多位同事组团参加，不过到了会场后，大家会分散开去，奔向各自关心的论坛。在论坛上交流时，研究者们没有国别和身份之分，即便是院士，面对最新的研究也会像学生一样背着背包认真听讲。
邱海波发现，尽管在多个细分领域中国的新药研究已经可以做到全球领先，但在0—1的研究上、在临床研究的质量上还有学习的空间。
以今年ASCO上一项前列腺癌新辅助治疗研究为例，该研究纳入了全球18个国家2109名高危局限/局部晚期前列腺癌患者，让邱海波“感到震撼”的是，这项大规模试验几近完美的数据完整度——仅有4名患者治疗前后的分子标记物对比样本存在缺失，“这个难度其实非常高，我们做研究，哪怕总受试者仅40例，如果只有4例没拿到我们都觉得质量很高了。这种临床研究的质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全体起立鼓掌，代表了这些研究者内心的感动、喜悦，真的是全人类的进步，不只是某个国家，我觉得科学就应该是这样子，是惠及全人类的事情。”邱海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