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Mulan看世界 ，作者：Mulan往里走
前几天的饭局上，一位从某头部央媒地方分社离职的年轻朋友多喝了几杯，聊起当初考上新闻国家队后自以为“人生圆满”，也聊到了入职后的理想幻灭，还有他转型的迷茫与困惑。
我感觉他的故事在年轻媒体人中会有代表性，特做整理。以下是他以第一人称视角的自述。
01
上岸的错觉与幻灭
25岁收到央媒地方分社录用通知的那天，我恨不得通知朋友圈里的每一个人。
“我上岸了！”在传统媒体的余晖里，考上央媒不仅意味着一份体制内的稳定体面，更意味着我拿到了通往新闻理想殿堂的最高入场券。
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头顶有光，父母也得偿夙愿。我以为我终于摆脱了平庸和琐屑，即将去见证、去成为这个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然而入职后，我发现，自己所面临的职业现实极其荒诞。
作为地方站，我们面临着十分严苛的审稿流程。一篇文章，从初稿到面世，要经历记者、编辑、地方站长、总社对接人、对口部门主任、值班老总等八九道审核。最后磨掉所有棱角，变成一篇四平八稳、绝不出错的公文。
更荒谬的是，虽然我们是宣称24小时滚动供稿的新闻单位，北京总社的审核老师晚上8点准时下班。
这就意味着，如果地方上有一个原定在晚上8点甚至更晚才进入高潮的重大活动或晚会，为了确保能在当天的黄金时段发稿，我们必须在下午就把稿子写好送审。
慢慢地，我们都成了“预言家”。活动通稿、领导讲话、现场热烈的气氛和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全部在活动开始前几个小时，就已经在我们的系统文档里，字斟句酌地排列组合好了。
“新闻”在这里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预制的。
到了晚上7点，我最多只要加一两句现场采访或领导金句，就务必赶在8点活动开始前提交全流程审核了。
等到活动开始，我坐在现场，手里捏着已审核通过、只差一个发布键的稿子，看不到一点职业前景——这哪里是做新闻？
它安全、“卫生”、标准化，唯独没有温度，也没有灵魂，更没有真实。
人们对预制菜已经怨声载道，预制的“新闻”更没人爱看吧。
02
无意义的10W+
后来，因为表现还可以，我被选派去北京参与年度大型政务会议的活动报道——那是我第一次离“核心”那么近。
现场灯光璀璨，机位密布，来自全国的优秀新闻同行西装革履，面对镜头侃侃而谈。我站在幕后，刚要重燃对职业的自豪感，却发现不论地方小社，还是国家级大台，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在照稿直宣。
没有突发，没有意外，没有现场抓取的鲜活细节。提词的内容甚至精确到了几分几秒该点头微笑、哪里该有语气的停顿……又是那该死的预制！
每一场高大上的报道，本质上都是一场彩排了无数次的舞台剧。
主持人和记者不是人们想象中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专业媒体人，他们只是这台庞大、严密、不容许一丝偏差的机器上，一枚枚面容精致的传声筒和螺丝钉。
虽然我们当初在学校就被教育成为这样，但在这个以新鲜为使命的行业系统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压榨得趋近于零。
我开始陷入无尽的虚无。在这个人人追求大号、爆款的自媒体时代，我作为“国家队”的一员，却发现数字对我毫无意义。
一篇10W+的稿件或视频，和一千篇、一万篇的10W+，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不管我出的视频和文字多么“有影响力”，系统对我的评价标准永远是“不出错”。
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一年10万块的死工资包，就像焊死在铁板上一样，不会因为多一个爆款而多出一个子儿。但如果完不成央媒的流量KPI指标，却是要倒扣的。
我每天都在重复着复制粘贴、修改领导职务、调整字句顺序的工作。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年纪轻轻，眼神里却开始有了体制内浸淫十数年的疲态。
我的理想死在了28岁，死在了一篇篇被预制的通稿里。
03
逃离后的新围城
最终，我递交了辞职信。离开那天，社里的人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外星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主动砸掉这口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我想去看看真实的商业世界，做做投入就看得见产出的项目，去呼吸一点没有被层层过滤的空气。
结合自己的背景，最适合的去处似乎就是去企业或乙方公关公司做PR。可当我进入这个新赛道，迎面扑来的除了自由的空间，还有令人窒息的“卷”。
如今的市道下，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最直接的连锁反应，就是甲方预算砍了又砍，公关广告和活动公司的行业环境已经卷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
以前大家比拼的是创意、是资源、是策略；现在很多时候大家只比一件事情——谁能把价格压得更低，谁更能自我压榨。
前不久，我参与了一个活动项目的竞标。为了拿下这个标，我们整个团队连续熬了三个通宵搞方案，把所有的资源和执行成本抠了又抠，最后报出一个30万的价格。
在我们看来，这个报价扣除全天候随时待命的人工和执行成本，利润已经薄如纸，简直是“极致性价比”了。
可等到开标那天，别家直接报了25万。那一刻，我们几个面面相觑，甚至开始怀疑行业常识——人家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除非，他们打算采用更底线的操作？重承诺、轻落地，去用更廉价、更粗制滥造的“赛博垃圾”来糊弄甲方？
除了预算萎缩和内卷加剧，让我感到恐慌的还有传说中已不太远的“35岁红线”。
在体制内，35岁可能正是走上管理岗、四平八稳的黄金期；但在公关圈，35岁意味着你太贵了、加班熬不动了，随时可能被能连熬三五个通宵的年轻人替代。
考上央媒时，我以为我上岸了；离开央媒时，我发现人生根本没有“岸”。我从一个高度确定到令人窒息的围城里逃出来，转眼就掉进了一个报价跳水、充满中年失业恐慌的修罗场。
现在的我，又陷入了新的迷茫与焦虑。左手是已然幻灭、但能保衣食无忧的“预制新闻”；右手是卷生卷死、却可能在35岁将我无情抛弃的商业丛林——这代新闻人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我们用尽全力对抗平庸，难道最终的宿命，只是在不同的围城之间，疲惫地流浪吗？
*作者后记
上周，我接受了母校新闻学妹的毕业生口述史采访。回顾20年前校园时光的美好之余，我也盼望能给这批错过媒体黄金年代的年轻人一点实在有用的建议。
上面这位男生的故事恰好能反映当下媒体人的职业困境：体制内镣铐的变本加厉让理想无处安放，体制外的行业、经济和就业环境下行，又让现实无路可退。
但我并不认为“幻灭”是一件坏事。认清现实之后，生活总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