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探索与争鸣杂志 ，作者：王小章，题图来自：AI生成
1936年，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其《农业内卷：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迁过程》一书中，通过考察印尼的水稻经济首次提出了“内卷”（involution，或译为“过密化”）这个概念，意指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以获得较高的产量。但是，这种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同比增长，而是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此即“内卷”。
后来，华裔学者黄宗智在考察分析我国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小农经济时重拾这一概念，并进一步拓展了其意涵和范畴，将“内卷”从对于水稻经济的分析，扩展到对于其他经济作物、手工业（副业）等的考察，并提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内卷型商品化”等概念。
克里福德·格尔兹《农业内卷：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迁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今天，“内卷”一词已成为最为流行的日常用语之一，其含义扩展到几乎所有非理性的或没有意义的内部竞争或内耗。不过，本文还是在格尔兹、黄宗智等主要将“内卷”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一概念。之所以在有关“内卷”的研究文字已大量充斥于各种媒体的情况下还来探讨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
第一，“内卷”的话题，首先源于对农业经济的观察，与农村发展紧密相关，而毕生关注农民和农村发展问题的费孝通先生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内卷”一词，有关“农工相辅”的讨论实际上却与“内卷”问题紧密相关，但现有有关“内卷”的讨论鲜有及此，更鲜有对费孝通、黄宗智等人关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观点上异同的分析。
第二，笔者注意到，不同的学者在关注“内卷”现象时，即使同样是在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意义上讨论，其关注的重点进而对于这种现象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有人主要关注劳动者的人均收入，侧重从劳动者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降来判断内卷与否；有人则主要关注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侧重从劳动者单位时间之收入的升降来判断内卷与否。这种关注侧重点的不同，导致对“内卷”现象之意义的看法也不相同，而现有研究也较少对此作深入分析。
第三，关于“内卷”的讨论主要聚焦于陷于“内卷”的经济部门本身（主要是农业或农村经济），很少从“内卷”的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系来看“内卷”的影响因素和意义，进而分析如何走出“内卷”。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再拾此话题，并在就以上问题对“内卷”进行讨论的同时，尝试联系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上的经济主体的生产目的（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和经济环境条件（机会格局）来分析其意义，进一步探讨走出“内卷”的可能途径。
费孝通与黄宗智：农工相辅是“内卷”还是“内卷”的出路
“农工相辅”是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的基本特征，这可以说是费孝通关于中国社会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命题，更是其“讨论工业下乡”“认识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在《江村经济》《乡土重建》《论小城镇及其他》等著作中，费孝通一再指出，传统农村是整个中国的生产基地，农村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
但农村经济并不等于农业经济，相反，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更不可能养得起整个地主阶级并支撑繁荣的城市消费经济，因此，“小农制和乡村工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配合有极长的历史……乡村是传统中国的农工并重的生产基地。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高度的自给。”“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
可是传统的工业却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乡土工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互相配合了来维持农工混合的经济。也只有这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才能维持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农工相辅”的乡村经济拓展了农民的收入来源，维系了原有的土地分配形态和租佃制度，形塑了传统城乡关系的基本形态，维持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那种“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
费孝通《江村经济》
依据笔者目前对费孝通著作的阅读，尚未发现他直接使用过“内卷”这个概念。但是，他的上述论断和农业生产的“内卷”，特别是格尔兹原本意义上的“内卷”概念显然是有着紧密关系的。在既定的生产技术下，单位面积土地的农作物产出是有极限的，在劳动投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再进一步追加劳动的投入，就会出现“内卷”。因为此时劳动投入的追加，已不会带来产出或收入的同比增长，甚至不会带来任何增长。这也就是说，通过单纯的农业生产，一定面积的土地所能容纳的劳动力，进而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是有极限的，当实际人口数量超过了这个极限，就必须终止或者说走出农业生产的这种“内卷”而到农业之外去谋求新的生计活路。
“农工相辅”中的“工”，就是这样一种新开拓的生计活路，或者说新的养家糊口的收入来源，无论是通过同样的劳动者“农副”“农工”兼业，还是让一部分原先的农业劳动者从农业中彻底分离出来转而从事其他行业。可以看出，费孝通首先且主要关注的，是农民或者说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而无论这种收入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还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获得，所谓“内卷”（假如他用这个词的话），主要就发生在没有工副业作为额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
大量的劳动力单纯投身于农业生产必然导致人均收入降低，从而影响生计。因此，在费孝通的思想理路中，“农工相辅”就成为走出农业“内卷”的一条可取之道，他对它的评价是正面的、积极的。在其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晚年，面对中国农村蓬勃兴起的乡镇工（企）业，费孝通充满希望地认为，这种乡镇工业正是植根于中国农工相辅的传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它开创并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新道路。
与费孝通的思想中所蕴含的“农工相辅”是农业“内卷”之出路的观念不同，黄宗智认为，传统中国的手工业（副业）生产，以及水稻或小麦等粮食种植之外的其他经济作物生产并不是“内卷”的出路。相反，它们同样是“内卷”的表现，或者说是“内卷”由农业向手工副业的扩张蔓延。黄宗智同样首先从分析农业生产中的“内卷”开始。
他指出，在小农心目中，全年的劳动投入和收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耕地不足带来的生存压力也即人口压力，导致这样的劳动投入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直至在逻辑上它的边际产出接近于零。“如果一个小农家庭拥有的劳动力比它的农场在最适宜条件下所需要的更多，而这些劳动力在一个劳动力已经过剩的市场上无法找到（或不想去找）其他的就业机会，那么，这个家庭要求这一‘剩余’家庭劳动力投入极低报酬的工作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劳动力极少或几乎完全没有‘机会成本’。”
诚如黄宗智自己所指，他对于小农在农业生产中“内卷”现象的分析，与恰亚诺夫的观点基本一致。后者认为，小农家庭农场在两个关键方面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它依靠自身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而不是在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于是，在人口压力下，当边际报酬低于市场工资，一个资本主义企业会停止投入劳动力，但是一个小农家庭农场只要家庭消费需求尚未满足，就会继续投入劳动力，尽管新投入的劳动力边际报酬已远低于通常的市场工资。
如果说恰亚诺夫关于为满足家庭自身消费而生产的小农家庭农场与为市场而生产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不同的观点，意味着小农家庭也开始为市场而生产就会走出“内卷”的话（实际上，当费孝通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之前，中国城市/城镇的消费品市场为农民副业所生产的“土货”提供了销路，使农民有了贴补家用的收入来源时，所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那么，黄宗智的观点就与之分道扬镳了。黄宗智首先注意到，水稻、小麦这些粮食作物即使再精耕细作，其产量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因此，面对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只能寻求别的出路。
在华北和长三角，人们寻求出路的第一个反应是日益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生产，特别是棉花和蚕桑。这些经济作物主要并不是为家庭自身消费而生产的，而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它们确实也带来了更高的单位土地面积的总产值，养活更多的人口。但问题是，这是以不成比例的更多劳动时间投入，也即以更低的单位时间劳动（工作日或工作时）的收入为代价而换得的。在单位时间劳动收入反而降低这一意义上，所谓“出路”实际上是“内卷”的进一步深化。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质言之，在黄宗智这里，“内卷”与否不在于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率是否提高，也不在于每个“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是否提高，而在于“劳动”的生产率即单位时间的劳动产出是提高还是降低。就此而言，在费孝通看来，在“人多地少”这一基本约束之下解决农民生计的重要出路的家庭副业、手工业，同样可能是“内卷”的扩展。不妨假设，一个劳动力一天在田地上纯粹工作5小时可获得1元的收入，从事副业一天工作10小时可获得1.8元的收入，其日收入无疑增加了，但他平均每小时的产出却下降了，在此意义上，其“内卷”的程度反而是增加了。
实际上，只要我们体会一下“闲着也是闲着”这句经常听闻于老农口中的话，也就能理解体现在纯粹农业劳动之外的“内卷”。由于这种“内卷”已经进入市场（经济作物、家庭手工副业的产品主要是为市场而生产），黄宗智称之为“内卷型商品化”；又由于这种“内卷”包含着在总产出增加的表象下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或至少是停滞，黄宗智又称之为“没有发展的增长”或“内卷型增长”。
“内卷”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黄宗智和费孝通对于“农工相辅”，特别是对于“农工相辅”之“工”的意义的看法也明显不同。这种不同看法，也源自二者在面对首先表现在农业中的“内卷”现象时关切点、着眼点的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劳动”的效率，也就是单位时间劳动之产出的最大化。在他看来，“内卷”就是劳动效率的下降；后者关注的是“劳动力”使用（就业）的效率，即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可资利用的劳动力，特别是从农业生产中富余出来的劳动力，尽可能使每一个劳动力都找到各自哪怕“劳动效率”不那么高的出路，以最大限度地缓解人口压力，使尽可能多的人生存下来。
在黄宗知看来，“内卷”就是大量多余的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只能滞留在原本不需要他们的有限的土地上，从而带来人均收入的降低，导致生活水准的下降，甚至生活难以为继。换句话说，黄宗智分析判断的着眼点是“经济理性”，而费孝通分析判断的“出发点”则是“生存理性”。需要指出的是，“生存理性”只是费孝通分析判断“农工相辅”现象的出发点，并不是他探讨这一现象的归宿。
从“经济理性”即最大限度地提升单位时间劳动投入的收益的角度看，那种不顾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超密集劳动投入无疑是“不理性”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理性”局限在“经济理性”上，而纯粹在“工具性”意义上将其理解为，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目的而选择采取某种有效的手段，那么，这种经济行为未尝就不是理性的。反之，它实际上不过是另一种“理性经济”，即一种在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条件下，以保障生存安全而非经济效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理性经济”。
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中，斯科特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中，由于在匮乏经济下农民们始终生活在接近于生存线边缘的境遇中，因而形成了一种“生存伦理”，即确保基本的生存需要，或者说保障能够维持家庭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是各种考虑和安排最主要、最基本的出发点。
“在某种意义上说，前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围绕这一最低限度收入问题组织起来的，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成员由于有限的技术和变幻无常的自然条件而必然遭遇的风险。”这种“生存伦理”，或者说生存安全第一的原则，左右了大多数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经济选择。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农民几乎没有考虑过收益最大化，他们所考虑的只是如何避免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而非通过哪怕小小的冒险去获得最大的收益。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也就是说，他们的“理性”只体现在如何避免可能导致自己生存危机的风险上，而不是对投入产出比的计算上。因此，如果有两个品种的水稻，一种产量高，但抵御病虫害等抗灾害能力低，因而相对不稳定；一种产量低，但收成稳定，那么，即使长期看（比如十年）平均收成前者要远远高于后者，农民们也会选择后者。与此同理，为了降低生存风险，农民家庭一般还会兼营“副业”，哪怕这种“副业”的收益甚微，投入于其中的劳动生产效率甚至还不如农业，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只要能增加收入，就值得去做。
斯科特认为，这种围绕生存安全而形成的“生存伦理”，不是东南亚社会所特有的，而是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如法国、俄国、英国、意大利等，当然也包括传统中国社会。费孝通所分析的传统中国农村经济的“农工相辅”现象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生存伦理”下的选择。这种选择确实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生存安全，或者说使更多的人口得以存活下来。在此意义上，它是理性的，但不是“经济理性”，而是“生存理性”。
“生存理性”实际上体现了传统农村经济之“农工相辅”，或者用黄宗智的说法即“内卷型增长”或“内卷型商品化”的社会意义，也就是对生存安全的保障。那么，除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存安全这一社会意义，这种“内卷型增长”或“内卷型商品化”的经济功能如何呢？从经济发展特别是从促进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其意义如何？
对此，格尔兹、黄宗智的看法相对负面。在他们看来，依靠劳动密集投入的内卷型经济，无论是内卷型农业生产，还是内卷型商品化经济，都不具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导致贫困加剧，在没有外部投资和刺激的情况下，该体系无法过渡到新型的、现代化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也有观点与之相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研究。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日本历史学者速水融（Akira Hayami），就不同意格尔兹关于亚洲集约型水稻种植无法走向现代经济的观点，认为日本明治时期的经济崛起正是建基于这种集约型水稻经济之上，日本的工业化之路植根于劳动密集型的水稻经济。
1994 年至 2008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兼经济学教授德·弗雷斯（Jan De Vries）在其一系列论著，特别是2008 年的《勤勉革命： 消费行为与家庭经济，从1650 年到现在》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勤勉革命”理论，并将这一理论的描述分析对象扩大到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以及北美洲。基于历史考察，弗雷斯将“勤勉革命”解释为一个基于家庭的劳动资源再分配过程，即从 1650 年左右开始，在商业刺激和消费趣味变化的驱动下，家庭中的劳动投入比以往更多，也就是变得日益“勤勉”。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家庭必需品进行加工的制造性劳动量增加；二是为购买市场商品而须挣得更多收入的工资性劳动量增加。家庭劳动量的这种增加，既增加了市场上商品和劳动力的供应，又增加了对商品的市场需求，由此推动了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
确实，弗雷斯没有直接提到“内卷”的问题，但他关于“勤勉革命”是依靠增加劳动时间来提高家庭收入的看法，显然与黄宗智所指出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卷”是一致的。速水融则直接反驳了格尔兹的观点。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内卷”的经济意义，是格尔兹、黄宗智的看法更为可取，还是速水融、弗雷斯的观点更加真实？在此，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要区分“内卷”对于处于内卷之中的经济领域（如水稻生产）本身的意义，以及“内卷”对于处于内卷的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经济领域（如工业生产）的意义。也就是说，“内卷”的经济意义，特别是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意义，不能仅仅从“内卷”的部门内部来看，还要从该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系来看。格尔兹、黄宗智着眼于前者，在这方面“内卷”本身无疑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难具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而只是“没有发展的增长”；速水融、弗雷斯更关注后者，在这方面就不能一概而论，说“内卷”对于促进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没有意义。
其二，要从“内卷”的经济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系来看，“内卷”对于促进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
一是“没有商品化也没有剩余的内卷”，即产品纯粹为自身消费而生产且事实上也确实完全被生产者及其家人所消费的“内卷”，比如格尔兹所分析的水稻种植。这种情况通常是在人口压力下，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提高产量，但其增加的产出全部直接为增加的人口所消费，既没有可能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剩余，也没有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扩大消费市场，这种“内卷”对于其他经济领域的发展显然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二是“没有商品化但有剩余的内卷”（如速水融所说的日本集约型水稻经济或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这种“内卷”可以为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
三是“有商品化但没有剩余的内卷”，即部分产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而换取收入（如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型商品化”），但增加的收入完全被增加的人口所消费，没有丝毫剩余。这种“内卷”并不能为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提供积累，但可以因扩大的消费支出而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扩大消费市场。
四是“有商品化且有剩余的内卷”（如弗雷斯所说的“勤勉革命”），这种“内卷”或者说其剩余可以为其他部门，尤其是现代工业的发展提供积累，甚至可以通过其扩大的消费支出而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扩大消费市场。显然，从“内卷”的经济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系来看，除了第一种“内卷”，后三种“内卷”对于现代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在总体上提升劳动生产率多多少少都是有意义的。特别是最后一种，其意义不应小觑，虽然这种效率的提升和发展首先并不发生在“内卷”的经济部门之中。
走出内卷：关键是“机会”
如果社会总体上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首先并不发生在“内卷”的经济部门，本身意味着即使是“有商品化且有剩余的内卷”，固然可以为现代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但这种“内卷”发生于其中的经济部门（主要是农业或农村经济）依然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相应地，在这种经济部门中谋生的人们，也就很难有从根本上提升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可能。明治时期的日本稻农为当时日本的经济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些稻农自身却日益贫困；新中国前30年的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投身于过密化农业生产的农民自身的生活，却经常处于窘困之中。
从“生存伦理”或“生存理性”出发，费孝通充分肯定传统农村经济的“农工相辅”，但同时也指出，这种经济是一种不但“生活程度低，而且没有发展的机会”的“匮乏经济”，农民只能维持“不饥不寒”的温饱生活。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让“内卷”的经济部门本身走出“内卷”而迈向现代化，这也彰显今天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道义正当性。
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如何走出“内卷”。从理论上讲，这可以有两种方式。
第一，在现有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已经内卷的生产部门的劳动投入，即将劳动投入减至边际效用最大处；这在现实中一般表现为让这个内卷的生产部门中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然而，这里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出路，他们有没有更好的、比原先劳动效率更高的就业或创业机会？第二，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提高内卷生产部门尤其是农业的劳动效率，比如，原先一亩土地的产出是500元，现在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在劳动时间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产值提高到1000元，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这无疑是走出“内卷”最直接的途径。
但这种途径的问题是，它依赖于内卷部门之外的世界能不能提供新技术，尤为关键的是，从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已知的现实情形看，单位土地面积的农业生产产出的增加终归是有限度的，到了这个限度，“内卷”依然会难以避免地出现，这时要走出“内卷”，又会遇到上一种方式所遇到的问题，即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的出路。
而走出“内卷”关键在于机会，也就是在“内卷”的生产部门之外有没有能够容纳从该部门富余出来的劳动力的就业或创业机会，并且这种就业或创业机会所产生的劳动生产效率要高于（至少不能低于）劳动力在原部门劳动的生产效率。手工副业相对于纯粹农业（种植业）而言，是富余劳动力（或者说劳动力除从事纯粹农业之外的富余劳动时间）获得收入的新机会。但是，就像黄宗智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传统手工副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不高，甚至还低于农业；在费孝通也即从生存理性的角度看，这对于缓解人口压力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其本身未必是“内卷”的出路，甚至是“内卷”从纯粹农业向手工副业的扩张蔓延。
因此，要走出“内卷”，必须寻找新的、劳动生产效率更高的机会。从当代实际发生的情形看，对于中国农村或中国农民来说，这个机会就是传统“农工相辅”之“工”，也即传统手工副业向现代乡镇工业的转型发展。也正是在这一维度，对传统“农工相辅”之意义的评价显然有所不同的费孝通和黄宗智，在看法上走向了一致。
如前所述，“生存理性”只是费孝通分析判断“农工相辅”现象的出发点，但不是探讨这一现象的最终归宿，如其一再所称，他探讨这一现象是“志在富民”，也即不仅要让人民首先是中国农民活下去，还要富起来。而要“富起来”，就不能停留在“生存理性”，必须要有“经济头脑”，也即要重视劳动生产效率的“经济理性”。
具体落到实处，这个富起来的机会，就是从传统乡村手工副业生长、转型、升华而来的，劳动生产效率远高于农业、也远高于传统手工副业的现代乡镇（村）工业。在《乡土重建》中，费孝通说，中国农村要适应现代化挑战、走出“匮乏经济”，中国农民要富裕起来，出路就在于要让现代工业技术下乡，重建被西洋工业所摧残的乡土工业；但这种重建起来的乡土工业不是传统乡村手工业的简单复活，而是更新再造。新的乡土工业的技术基础要“由手工而变成机器”，组织形式要由传统的作坊工业或家庭工业转变为主要是农民合作性的乡土工业。
几十年后，面对20世纪80年代我国兴起的乡镇企业，费孝通指出：“乡镇工业是植根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的。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农工相辅已不再以一个家庭为单位，而是以集体经济的性质出现。从一对对的‘男耕女织’到一村一乡的农副工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它形成了“我国工业化的新道路”。
与费孝通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黄宗智说：“在目睹了现代农业革命的成果大都为人口增长所‘吞噬’之后，今日中国必须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农村走出的一条特色道路就是‘农村工业化’，即以村庄和城镇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不同于传统手工业）的广泛发展，它最初始于一种废品旧货工业和对城市货物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但经过20年的发展，也有了推进劳动生产率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摆脱内卷的途径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农村工业企业及其他企业的持续发展，与中国人口总数长期趋势的遏止与扭转相呼应，理应带来农村经济的去内卷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费孝通《乡土重建》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我国（实际上其他许多国家也一样），“内卷”首先出现在农业或农村经济中，因此，关于“内卷”和如何走出“内卷”的讨论，首先也往往针对农业或农村经济。但就像黄宗智的“内卷型商品化”概念所显示的，“内卷”并不只限于农业或农村经济，同样也会出现和存在于其他经济部门或行业。实际上，只要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一个经济部门或行业的产能相对于市场需求已经饱和，那么，再追加投入必然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从而出现“内卷”。这时要走出“内卷”，最终只能寄托于在这个经济部门或行业之外寻求和开拓新的机会。
机会存量和机会增量
如果说走出“内卷”的关键，就是要在“内卷”的生产部门或行业之外找到能够容纳从该部门或行业富余出来的劳动力就业或创业的、劳动生产效率更高的机会；所谓就业或创业，说到底就是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和这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供应能力之间的联结。就业或创业的机会一般关联到两个方面，一是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二是生产供应这种商品或服务的能力。就这两个方面的存在状态而言，就业或创业的机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存量性机会，或者说机会存量；另一类是增量性机会，或者说机会增量。而无论是机会存量的发现与释放，还是机会增量的开发与拓展，都与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密切相关。
机会存量，是指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和这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供应能力都已经具备，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政府特定政策或特定经济体制的抑制作用，双方难以实现联结，也即创业或就业的机会无法有效利用和释放。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就表现为，一方面富余劳动力（或劳动力的富余劳动时间）没有出路，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服务和商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经济上突出表现为短缺。在中国历史上，千百年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许许多多被束缚于田地上的农民难以从中脱身；如果允许他们从事工商业，一方面可以使其获得更好的新生计，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别人的需求更充分满足。而当代最显著的，是改革开放前所实行的指令式计划经济和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政策所抑制的各种发展机会。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首先开启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抑制才被解除，我国广大农村也积存了大量显而易见但之前未被利用的“机会存量”。就此而言，在费孝通、黄宗智眼中作为我国农业“内卷”之出路的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崛起，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这种显而易见的“机会存量”的释放和利用。
当然，相对上述改革开放前相关政策所积压的“机会存量”的显而易见，还有一些“机会存量”就显得比较“隐蔽”。这些“机会存量”之所以比较隐蔽，通常是因为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和生产供应这种商品或服务的能力，在空间的、社会的距离上存在巨大间隔，或者说较为离散。比如，需求存在于某个大都市甚至国外，而能力存在于某个遥远而贫困的山村，甚至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能力本身也分散于不同的地方，比如某地之人有种植特定作物的技能但缺乏土地，而有土地的地方却缺乏这种技能。这种间隔或离散，给双方的联结带来了困难。
不过，无论是显而易见的“机会存量”的释放，还是相对隐蔽的“机会存量”的发现，其对现代社会中政府的期待和要求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放弃一切不必要的束缚性、压制性政策，尊重每一个劳动主体的自由权利，包括自由流动权利，进而在法治的基础上充分地发挥市场在发现、挖掘、利用机会上的作用。历史已经表明，至少到今天为止，在发现与连接需要和供应方面，市场机制是最为敏感和有效的。
我国刚刚消灭绝对贫困，还有不少人存在生计之虞，因此，即使是那些劳动生产率并不那么高、对于走出“内卷”没有多少直接意义，但能够有效增加人们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的机会，也值得开发和利用。而这种机会的发现和利用，同样主要依赖于市场。比如，笔者曾参与调研过的黄岩，是浙江相对不富裕的县（区），这里有几个乡具有种植西瓜的传统，许多农民具有精湛的种瓜技术。但问题是，黄岩七山一水二分田，缺乏可以种瓜的土地。
正是市场（后来加上互联网的助力），将拥有种瓜技术的黄岩农民与外地适宜种瓜的土地有效连接了起来，逐步发展形成了年销售额超过50亿元的“瓜农天下”产业。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那些直接外出种瓜的农民走出了“内卷”，而且不少原本只能赋闲在家的人（如一些妇女、低龄老人等）由于加入这个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如编织装瓜的竹筐、在家庭作坊中生产大棚骨架等，也获得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虽然劳动生产率并不怎么高，因而不能说就此走出了“内卷”，但至少获得了能够贴补家用的收入；一些老人因此觉得自己“还有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生活的意义感。
与“机会存量”所指“虽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和释放、但业已存在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不同，“机会增量”意味着新开创、生长出来的就业、创业机会，标识着某种能更好、更充分地满足人们现有需求的商品或服务之生产供应能力的形成，或者说人们对于服务或商品的扩张的需求与满足这种需求的商品或服务生产供应能力的提升。从历史上看，使农业以及其他产业从业者得以走出“内卷”的“机会增量”的大规模出现，一般是在与技术革命紧密联系的产业革命阶段，也就是“新质生产力”的跃升阶段。
在这些阶段，大规模涌现的新产业提供了大量劳动生产效率远高于传统产业的就业岗位，从而为那些在传统的、劳动效率低下的或已经趋于“内卷”的部门中就业的劳动力提供了走出“内卷”的机会。不仅如此，新兴产业在商品或服务的生产供应能力上的提升，大大促进了需求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必然促使需求进一步提升和扩张，进而刺激产业的扩张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就业、创业机会的增加。
产业革命与技术革命紧密相连。无论是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叶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还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抑或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每一次带来大规模“机会增量”的产业革命的发生，都毫无例外地与新技术的出现以及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假设产业革命是“机会增量”的主要来源，那么，创新就是产业革命的关键所在。
对于政府来说，在“机会存量”的挖掘发现方面，其应减少不必要的束缚和干涉。那么，在“机会增量”的开创拓展方面，或者说促进创新方面，其作用表现又该如何呢？一般认为，政府需要在教育、科研、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等领域采取一些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和举措。比如，针对云深处科技、宇树科技、深度求索等“六小龙”在杭州的“潜龙出水”，浙江省政府智库“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课题组的调研报告认为，资金扶持、青年人才培育、液态创新网络、接续创新“火种”、厚植创新创业土壤这“金木水火土”五者共同造就了“六小龙”，这些都与政府的积极作为分不开。
如上看法不无道理。不过，笔者还想强调，对于创新来说，或许没有比自由宽松的环境更重要的了，这是创新最好的养料。如果说创新需要政府具备远见卓识，那么深刻认识和理解这一点，就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远见卓识。在促进创新进而在开拓“机会增量”方面，政府的作为、作用更多体现在一种禁止性和防范性的行动中，也即禁止和防范可能妨碍、伤害自由创新的土壤和氛围的那些干扰性、破坏性因素。
比如垄断，市场的运行有可能产生垄断，而垄断必然妨碍创新，因此当垄断出现时，政府就应当适时以适当方式出手。那么，政府在促进创新方面有没有必要推进一些更为积极的举措，比如说为某些创新项目直接提供财政支持？笔者认为，对此需要保持谨慎。一般而言，财政上的支持、刺激等，不妨借助降低税收等方式，让有更大能力的企业通过市场来做。
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在寻找值得支持的创新项目、创新目标方面，企业家通常更为敏锐。另一方面，企业家在花自己的钱做这些事时，对这些钱的用法、用途，也会更加在意、精打细算；企业家、市场的主体对于更有潜力的那些项目，也一定更加坚持和执着。笔者有一个并不成熟的想法。
在追求技术进步方面，当一个国家在技术上还相对落后，因而技术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向先进国家的学习、模仿时，政府的财政补贴、财政支持可能是有效的。因为这时技术进步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就是模仿、学习国外已有的先进技术，顶多在模仿学习中有所创新与改良。由于目标是明确而具体的，所以这时财政上的支持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当技术已经站在世界最前沿，就突破性创新来说，政府直接的财政支持的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因为未来举足轻重的创新将在哪个领域、哪个方向发生，是很难预判的。
这就如同一个国家（政府）的产业政策。当这个国家在经济上还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状态，处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时，政府的产业政策可能会比较有效，因为产业发展的方向是明确的；但是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跟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相互竞争的时候，这时政府的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因为新的产业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和突破，未来新的产业是什么，是很难预期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下，一般不会积压过多没有得到利用和释放的“机会存量”。对于趋于“内卷”的传统部门来说，走出“内卷”的出路主要依赖于“机会增量”的开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今天为什么要强调“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回到“生存理性”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内卷”的生产部门之外，是否存在能够容纳富余劳动力就业或创业、劳动生产效率更高的机会，是走出“内卷”的关键之所在。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那就是在有了这种机会之后，那些陷于“内卷”的人们是否愿意积极地去抓住这种机会。机会存在与否的问题是客观条件的问题，是否愿意积极去寻觅与抓住机会，则是主观精神的问题。黄宗智也指出，即使在农业已经陷于内卷的情况下，富余的劳动力也可能“不想”到外部世界的市场中寻找就业机会，哪怕这种劳动效率更高的就业或创业机会并非完全没有。
比如，在笔者的农村老家，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建立之前，当地的农民大都将外出前往包括上海在内的城市谋生看作是万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这种不想、不愿，显然是一个精神的或心态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这当然可能与特定民族或族群的传统文化心理有关，如安贫、保守、不愿冒险等。但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的所谓传统文化心理，实际上也是农民长期生活并适应某种特定环境的产物。主观的“心态”与客观的“生态”紧密关联。再回到想不想、愿不愿从“内卷”的农业部门脱身而外出寻求、把握劳动效率更高的就业、创业机会的问题，与其说与所谓的传统文化心理有关，不如说更与外部环境有没有提供切实的生存安全保障有关。
几乎对于所有人来说，生存的需要或者说生存安全的保障（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的生存、温饱，马斯洛所说的“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都属于这一范畴），都是最基本的需求。当生存的需求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时，人们在经济、社会等活动中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如何寻求生存安全的保障，即使为此必须放弃其他从“经济理性”来说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只有在这种保障已经以某种途径获得之后，人们的追求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行为选择才有可能彻底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中，会像斯科特说的那样，“生存伦理”即生存安全第一的原则，在根本上左右人们的经济选择，他们的“理性”只体现在如何避免可能导致自己生存危机的风险上，而不是体现在对投入产出比的计算上，绝对不愿通过哪怕小小的冒险去获得最大的收益。
以往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提供了劳动生产效率远较传统生产部门更高的就业、创业岗位，但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大量原本在农业领域谋生的农民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和工厂并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并且，在进入城市、工厂以后，那些由传统农民转变过来的产业工人多次发起针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这从马克思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相关分析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然，这种不情愿和抵抗主要源于其被剥夺的感受，但同样无疑的是，以“经济理性”为取向的工业资本主义对于人们基本的生存安全保障需求的漠视与罔顾，是这种被剥夺感的重要构成。
传统的、陷于“内卷”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效率低下，但有基本的生存安全保障；新兴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效率高，但缺乏这种生存安全的保障。当安全（生存理性）与效率（经济理性）处于冲突时，就像安全与自由处于冲突时一样，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会优先选择安全。因此，要让人们积极主动地从传统的、劳动生产效率低下的经济部门脱身，投入新兴的、劳动生产效率高的经济部门，首先要给他们以生存安全的保障。在传统中国社会，就像费孝通所说，这种生存安全的保障通常只能在村落、家庭这样的小共同体层面尽可能解决，而对于个体来说，外出谋生意味着这种安全保障的失去而只能独自面对各种不可预期的风险。
但到了日益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无论中外，“现代生活中我们必须动用政治权力才能完成许多有关人民福利之事”，其中就包括由国家（政府）来为每一个个体公民提供生存安全的保障，这既是社会的现代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如传统小共同体的松懈解体等）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如鼓励流动、创新、变革等）。
我们说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原本在农业领域谋生的农民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和工厂并不是自觉自愿的，言下之意即，在后来的历次产业革命时期，人们从旧的劳动生产效率低下的部门转而投身于新兴的部门，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情不愿。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固然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从19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逐步以社会再分配、社会规制等社会政策手段，建立起了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保护体系，从而使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于脱离传统部门投身于新兴部门可能遭遇风险的后顾之忧。
前面已提，在户籍制度建立之前，笔者农村老家的农民大多将外出到远离家乡的城市谋生视作万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而在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尤其是国家（政府）为城市里的就业者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保护体系后，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将进城工作看作“跳龙门”“交好运”。
可见，要让那些“卷”在传统的、劳动生产效率低下的经济部门的个体积极主动地脱身出来，转而去新兴的、劳动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寻找、把握新的机会，而不是像黄宗智所提示的那样“不想去找”，国家（政府）需要给这些个体提供切实的生存安全保障。质言之，要让“经济理性”个体化，即成为每一个个体的思维、行为方式，最好先把“生存理性”国家化，即把对每一个个体切实的生存安全保障提升为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能。
一言以蔽之，对于走出“内卷”而言，国家（政府）不仅在促成客观条件方面（挖掘“机会存量”、开拓“机会增量”）要扮演好角色，而且在激发、培育社会成员积极、主动地去寻求、利用这些机会的主观意识和精神方面，也要发挥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