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施道红，头图来自：AI生成
最近，我看到泡泡玛特的王宁的一个分享，非常触动。
他说，Molly去年卖了400万个，但如果给泡泡玛特的Molly加上一个U盘，让她能存几个G的文件，她绝不可能卖出四百万只……
我的理解是说，一旦Molly”有用”了，她就从一个被爱的对象，降格成了一件被使用的工具——而在”有用”这条赛道上，她注定打不过一只真正的优盘。
真正决定一座科技城十年后是死是活的，往往不是那些算得出回报的“有用”空间，而是那些算不出坪效的“无用”之地。
这个观点有两千年的哲学根基，有半个世纪的实证案例，而且也有一条清晰的、可以落到图纸上的设计逻辑。
一、创新本身，就是一种“无用之用”
我们这个行业(或许所有的行业都如此)，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本能：把一切都问一句“这有什么用”。
每一平米要算租金，每一条动线要算效率，每一处公共空间都要追问它的产出。这套逻辑用来盖写字楼没有问题，但用来“养”一个创新生态，却几乎必然失败。
2000年前，庄子在《人间世》里讲过一棵栎树——这棵栎树长得歪歪扭扭，木匠看都不看一眼。可正因为这“不材”、这“没用”没人去砍它，它反而活成了庇荫千人的神树。
庄子由此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里的”无用”不是真的没用，而是逃脱了被工具化的命运：
一棵树一旦“有用”，它的价值就由别人(木匠、用途)来定义，它自己就丢失了成长的空间，丢失了可能性。
看起来都像是浪费——它是一场没有KPI的闲聊，是一次跨领域的胡思乱想，是两个本不该碰面的人在走廊里多站了五分钟。
两百多年前，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写下一句话：
“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
游戏的本质就是无目的——你踢球不是为了把球送到某个坐标，你下棋不是为了消灭几块木头。
人正是在这种摆脱了生存逼迫和功利算计的“无用”状态里，才成为自由而完整的人。
创新，恰恰只发生在这种“游戏状态”里。
比如费曼在倦怠期决定纯为好玩去研究食堂里飞盘的摆动，这段无用的玩耍最终通向了让他获诺奖的量子电动力学。
比如安德烈·海姆用玩闹的姿态让青蛙在磁场里悬浮(搞笑诺奖)，又用普通胶带反复粘撕石墨剥出石墨烯(诺贝尔物理学奖)。
再比如谷歌给员工20%时间玩，于是孵出了Gmail和AdSense。
这就构成了创新区设计的核心悖论：你越是想“高效地生产创新”，你就越是生产不出创新。
一个把每一分钟、每一平米都规划成”有产出”的园区，等于系统性地抽干了创新最需要的那种无目的的游荡，它会变成那个加了U盘的Molly——功能齐全，却没有灵魂；租户来了又走，不产生黏性，更不产生突破。
二、历史上最伟大的“烂建筑”
如果只能记住一个案例，那应该是MIT的20号楼(Building 20)。
它是二战期间为雷达研究仓促搭起的一栋临时木板楼，谁也没指望它活过战争结束后的半年。
它丑陋、漏水，窗户因为从1943年起就没好好装过，会在冬天直接掉下来；屋顶没有隔热，覆盖着焦油纸和砾石，到了夏天，顶楼的人就感觉自己在蒸锅上；一楼走廊看起来像地下室，因为光线确实不好；热湿的环境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有着熟悉发霉气味”的建筑。
它也从未获得一个正式名字，因为它“只是临时的”。
二战结束后，许多重量级的研究项目搬入了自己专有的建筑内，而这个品质一团糟的20号楼就是“学术难民”的避难所，专门收留在MIT找不到地方的研究人员。
然而就是这栋楼，一诞生过许多伟大到影响世界进程思想与创新：
这里孕育出了九位诺贝尔奖得主；
它是黑客文化的发源地；
这里诞生了首个跨学科实验室；
这里有第一座消声室，也是Amar Bose（下图）最早对扬声器进行研究的地方，后来BOSE公司就诞生了；
Jim Williams在这里进行了十年的电子实验室研究；
高速摄影开拓者Harold“Doc”Edgerton的频闪实验室也在这里扎根多年；
还有很多很多研究所的许多知名教授……
它被MIT人称作“魔法孵化器”(The Magical Incubator)，直到1998年才被拆除。
它为什么神奇?
答案恰恰在于它的“无用”和“不值钱”。正因为这栋楼随时准备被拆、没人爱惜，研究者可以肆意改造它——MIT的电气工程学院教授保罗·彭菲尔德（Paul Penfield)所说，“它的‘临时性’允许其使用者随意摆弄，甚至是‘虐待’它，如果你想把电线从一个实验室接到另一个实验室，不用经过任何人的许可-你只需要自己拿出一把螺丝刀，在墙上戳一个洞即可，一下午就搞定。”
在别的办公楼，科研人员要想动改变办公室格局，比如拆一面墙，都非常困难。但在20号楼，有一次研究者为了做原子钟实验，直接拆了两层楼的地面。
MIT的犹太裔美国语言学家莫里斯·哈雷（Morris Halle）在20号楼待了37年，他肯定地说——“这（20号楼）对研究来说绝对是完美的，你可以推倒一堵墙，可以冲出天花板，可以腾出空间。在学术界，空间就是一切！……许多相当有风险的项目在这里落成，如果它们不在20号楼，那么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被做出来。”
混乱的房间编号反而逼着人四处乱走、撞见彼此；不同学科的人——语言学家、声学家、核物理学家——被随意地混居在一起。
这种“未完成”和“可被随意蹂躏”的粗糙，成了跨学科碰撞的温床。
故事还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20号楼拆掉后,MIT在原址花重金请盖里(Frank Gehry)设计了精致炫目的Stata中心。但那种魔力，再也没有被复制出来。某些评论者形容新建筑是“用力过度，价格过高，僵硬受限，累觉不爱。overpriced,overwrought,unloved,unadaptable”
当一个空间太完美、太精致、太“有用”，反而没人敢去激活它了。
三、低效的相遇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有一个著名论断：“弱连接的力量”。
突破性的信息和想法,往往不来自你最熟的同事(强连接)，而来自那些偶然碰到的、来自不同圈子的人(弱连接)。
问题是，弱连接需要物理基础设施。它需要走廊、咖啡角、楼梯口、广场——那些不直接产出任何东西、却让“意外相遇”得以发生的“无用”空间。
比如贝尔实验室刻意设计了长到夸张的走廊——长到你从办公室走到食堂，几乎必然会撞见好几个不同领域的人。这种“被强迫的低效行走”，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偶遇装置。
皮克斯总部则更激进。乔布斯坚持把员工的信箱、咖啡厅、会议室，乃至全楼唯一的卫生间，全部集中到中央那个巨大的中庭里。
导演布拉德·伯德回忆，这个中庭“初看像是一种空间的浪费”，一开始也确实把大家逼得够呛——上个厕所都得长途跋涉。但正如乔布斯所说：“当人们彼此相遇、目光交汇时,事情就发生了。”皮克斯的首席创意官拉塞特后来说，这套理论“从第一天起就奏效了”。
请注意这里的措辞：那个中庭“初看像是一种空间的浪费”。
这正是关键——在功能主义的坪效表上,它确实是浪费；但在创新的账本上，它是整座建筑最有价值的部分。
诺伯格-舒尔茨(Norberg-Schulz)在《场所精神》里早就点破了这层区别：建筑的最高任务不是提供空间(space)，而是创造场所(place)。
space是可出租面积，是功能；
place是让人产生归属、愿意非正式聚集的地方，是意义。
创新生态要的，从来不是space，而是place。
四、别把生态做成了房地产
过去这些年，中国建起了海量的“科技城”“创新园”“产业社区”。
其中相当一部分以招商、坪效为唯一导向，把每一寸土地都切成可出租、可计费、可监控的单元，公共空间能省则省、能压则压。结果是造出了一批功能齐全的甲级写字楼，却没有长出生态——它就是那个加了U盘的Molly：每一项功能都达标，但丢失掉了可能性。
对比那些真正鲜活的创新地带，差别一目了然：波士顿的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之所以充满活力，靠的是它混杂的街道、随处可见的咖啡馆、不规整的小尺度公共空间——人愿意在街上停下来。
旧金山近年崛起的AI聚集区“脑谷Cerebral Valley”，也不是哪个规划画出来的园区，而是黑客之家、周末聚会、街角咖啡自发生长出来的。
它们卖的都不是“平方米”，而是一种让人愿意闲逛、愿意停留、愿意偶遇的氛围。
这也正是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那个尖锐的洞察：无用本身可以是一种价值的证明。
一座舍得为“无用”留出余地的创新区，本身就在向最优秀的人才与企业传递一个信号——这里有余裕，这里不把你当成一台生产机器；这里允许你游荡，不把你当工具。
而真正的人才，恰恰会被这样的地方吸引。
五、五条设计原则
第一，把”无用空间”当作核心基础设施,而非剩余地块。
中庭、宽走廊、大台阶、屋顶、咖啡角、半室外的灰空间——它们不应是楼宇填满之后剩下的边角料，而应是规划的起点与骨架。
第二，刻意制造”必要的低效“。
学贝尔实验室的长走廊，学皮克斯的中央中庭——不要让每个人都能以最短路径抵达目的地。适度的”绕路”，让不同团队、不同公司的人在公共空间里被迫交汇。
低效的动线，常常是高效创新的催化剂。
20号楼的教训是，太完美的空间会抑制创新，因为没人敢动它。给创新者留出可以自己凿墙、刷漆、占用、重组的粗糙余地。
让使用者参与塑造的空间，他们才会真正爱上它、激活它。
第四，设计“游荡”,而不只设计“通行”。
功能主义只关心如何从A到B，创新区还要关心：如何让人愿意去任何地方地待着。
可坐、可停、可发呆的台阶与角落——那个让人发呆的屋顶，可能就是下一个项目诞生的地方。
第五，用混合对抗分区。
传统规划偏爱功能分区:办公区、商业区、研发区泾渭分明。但创新生态需要的恰是“不纯粹”的混杂——让实验室紧挨咖啡馆，让创业公司楼下就是酒馆。
肯德尔广场的活力，正来自这种功能的交叠。
六、留一点“无用”给创新
回到开头那只Molly。
她卖出四百万只，不是因为她有用，而恰恰因为她无用——无用，才能成为情感的容器；有用，只会沦为工具。
创新区的道理与此惊人地一致。
一座只追求“有用”的科技城，最终会盖成一台精密、合规、却谁也不爱、自己也激发不出任何东西的机器。
真正伟大的创新场所——从MIT那栋漏水的木板楼，到皮克斯那个“浪费”的中庭——无一例外，都为”无用”郑重地留出了位置。
我们设计创新区，设计的从来不是可出租面积，而是创新得以自发涌现的生态；不是把突破“装”进高效的楼里，而是把它“养”在松弛的场所中。
那些算不出坪效、却决定一座城十年后是否还有人愿意来的“无用”之地，才是我们真正的专业价值所在，也是这个赛道上最难被复制、最难被压价的护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