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北方朔风
2026年6月16日，是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顾方舟百岁诞辰纪念日。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有点陌生的话，那么“糖丸爷爷”的称呼一定不会陌生——正是那枚小小的糖丸，帮几代中国人摆脱了脊髓灰质炎的噩梦，也让顾方舟这个名字，永远留在了亿万人的记忆里。
今天我们纪念顾方舟的百岁诞辰，纪念的不止是一枚糖丸的甜，更是一位科学家把一生奉献给国家公共卫生事业，“为一大事来，成一大事去”的赤子初心。
在刻板印象中，我们常常认为，古代因为没有系统的医学和公共卫生学，所以古代的传染病流行一定比现代严重。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没有意识到传染病的复杂性，实际上很多传染病，都是在现代才开始流行的，脊髓灰质炎正是这样的例子。
从古至今的脊髓灰质炎
虽然在古代欧洲，一些记载中的残疾现象就类似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比如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就被认为感染过脊髓灰质炎，但相关系统性记载并不充足，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之前，关于脊髓灰质炎大流行的系统性记载几乎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按照之前的研究，脊髓灰质炎的R0（基本传染数）在5-7这个区间，属于传染性相当强的疾病。那么在古代，理论上应该发生过大规模流行，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记录。脊髓灰质炎确实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然而依然会带来大量儿童死亡，同时还有明显后遗症，不过在历史材料中并没有看到这些记载。
对此可能有两个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脊髓灰质炎病毒长期存在，但受古代交通限制等因素影响，长期只是地区性传染病，进入20世纪后才出现大规模流行；另一种解释则是，之前长期流行的毒株是一个传染病和危害性都弱很多的版本，在20世纪左右出现突变，导致脊髓灰质炎的流行。无论哪个解释，都很能说明公共卫生的复杂性。
第一种解释告诉我们，社会的进步不一定会消灭传染病，相反有可能带来传染病的大规模传播；第二种解释则提醒我们，一个无害的毒株，可能因为简单的几个碱基突变，就会变成极具破坏性的毒株。我们需要思考的大流行风险比想象中大得多，这两点都是公共卫生领域必须考虑的问题。
不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们，显然没有心情思考这么多的。在1894年，佛蒙特州爆发了第一起美国公认的脊髓灰质炎疫情，132人感染，18人死亡，在当时造成一定恐慌。不过这和后来的流行规模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
在1916年的纽约，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脊髓灰质炎的大规模流行。当年在美国，最起码有6000人死于脊髓灰质炎，其中纽约有2000多人，同时还有2000多人残疾。虽然1909年科学家就分离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但面对脊髓灰质炎当时并没有什么治疗方法。美国的医生实践了各种今天看起来很可笑的疗法，比如大剂量维生素C、奎宁、对瘫痪的下肢通电等等。而不出意外，当时美国人也把脊髓灰质炎的问题归结于有色人种。
在1916年，连铁肺都没有发明，更不要说现代的呼吸机了，所以一旦脊髓灰质炎影响呼吸系统，那么死亡率接近百分之百。面对这种情况，医学工作者十分无力。经过反复努力之后，1928年，科学家研制出了铁肺，这是现代医学之中机械通气的原型，虽然以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设备非常原始且笨重，但确实拯救了不少脊髓灰质炎患者。
一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男孩躺在被称为“铁肺”的呼吸机中。美国国家卫生与医学博物馆
并非一帆风顺的疫苗研发路
当然，科学家不是没有想到研发疫苗，毕竟此时距离巴斯德研发出狂犬疫苗成功已经有几十年了。但过程不太顺利，几个医生通过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猴子脊髓制作疫苗，可并未收获实际的效果。
这只是一个开始，从1920年代开始，在欧美国家，脊髓灰质炎的流行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连罗斯福也因为在污水里游泳，感染了脊髓灰质炎而坐上了轮椅。这样的过程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实际上1952年是美国死于脊髓灰质炎患者最多的一年，这和大多数传染病的情况有些不太一样。
甚至美国的一些关于残疾人关怀与公共卫生的政策，也是因为脊髓灰质炎才出现的，比如最著名的“禁止随地吐痰”。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对脊髓灰质炎传播原因的错误判断，但这确实大幅改善了公共卫生。
直到1950年代初，注射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才被研发出来，改变了脊髓灰质炎预防的格局。不过1955年，注射用脊髓灰质炎疫苗刚推出时，美国卫生机构接到报告，称有数百人因为接种疫苗而感染了脊髓灰质炎，从而严重影响民众的接种积极性。
转折点发生在1950年代后半段，阿尔伯特·萨宾和苏联科学家合作，研发出口服的减毒脊髓灰质炎疫苗，这种疫苗有更好的安全性与可及性，也就是大家小时候吃的“糖丸”的原型。在苏联科学家米哈伊尔·丘马科夫推广下，苏联快速完成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全覆盖。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效果无疑是理想的，今天全球范围的脊髓灰质炎得到控制，可以说主要就是依靠了口服疫苗。因为脊髓灰质炎的传播主要通过消化途径，口服疫苗在效果上无疑是更理想的。
我国科学家顾方舟在了解苏联情况之后，向国家建议推广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1960年，我国就生产出了第一批疫苗，以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能实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在广泛的公共卫生运动和预防接种之后，我国最后一例本土脊髓灰质炎感染发生在1994年。而印度等国，则到本世纪初实现感染的控制。对大多数国人来说，脊髓灰质炎不过是长辈时代的回忆罢了。
已经73岁的顾方舟仍工作在一线。央视新闻
消灭传染病不仅仅是医学问题
这听起来还不错，实际上很多科学家和卫生工作者也是这么想的，在人类消灭天花之后，公共卫生工作者曾经乐观以为，只要人类努力，是可以消灭大多数高危传染病的，但这样的想法显然有点天真。
冷战结束至今，人类医学水平突飞猛进，但社会组织层面的进步，着实就比较有限了。公共卫生层面，恰恰需要的不只是技术，更是社会组织。美苏冷战期间，双方在防治传染病上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外援助，尽管这也是双方竞赛的一部分，但从结果来说，极大帮助了不发达国家控制传染病。
我们不妨分两个部分来说。首先是当下依然有脊髓灰质炎自然流行的国家，分别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是挺穷的，但穷并不是主要的原因，脊髓灰质炎疫苗不是什么昂贵的药品，甚至有不少国际组织会往这两个国家输送免费的疫苗，根本问题在于没法覆盖下去。
巴基斯坦的情况比较复杂，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有限，并且受传统社会风俗的影响，推进疫苗接种工作的难度比较大。阿富汗的情况更糟一些，之前阿富汗政府的政令基本不出城，现在政令推行方面可能有所改善，但对于地方的各种部落也没什么控制力，推进疫苗接种的难度也很大。
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我想大概只有这两个国家实现了更大的现代化，疫苗才能更好地覆盖下去。只不过现代化也不是说有就有的，也不是凭医学就能解决的问题。
另一个部分，则发生在发达国家。口服疫苗里边的病毒是减毒病毒，一般来说没什么危害，但有时候也会发生改变，产生一种有传染性的毒株，这种毒株可能会随着排泄物污染水体，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这种病毒应该没有原版那么凶险，但依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近些年，各国也开始对脊髓灰质炎疫苗进行调整，用灭活疫苗替代减毒活疫苗，效果差一些，但在已经没有本土流行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发挥作用，还能减少不必要的风险。
问题在于，无论是减毒活疫苗还是灭活疫苗，都需要足够的覆盖率。很不幸的是，在欧美，反疫苗势力正在逐渐壮大。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有关于脊髓灰质炎的阴谋论，声称因为疫苗里面使用了猴子的细胞，导致HIV的传播。这听起来离奇，却真的影响了美国的疫苗接种。
当下，小肯尼迪成为美国公共卫生机构的负责人，对反疫苗这件事，也发明了无数个理由。尽管他和他的团队辩解，不是反对疫苗，而是要支持安全的疫苗，但美国现在正在面对三十多年来最严重的麻疹流行，美国公共卫生机构却在挂机，小肯尼迪这套话术的说服力就显得很低。
近几年在发达国家，已多次在水体中发现脊髓灰质炎病毒，这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问题。而小肯尼迪他们正一步步把人类推向危险的深渊。很遗憾，这又是一个仅凭医学绝对解决不了的问题。
另一个多次在水体中发现有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地方，则是加沙。因为加沙的公共卫生与基础设施遭以色列无差别轰炸而破坏殆尽，所以加沙也一直面临着这方面风险。这绝非加沙卫生工作者的问题，他们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已尽其所能；问题在以色列，他们的行为与人道主义毫无关系。毫无疑问，这也超出了医学的范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加沙进行紧急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活动。联合国网站
现在似乎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不需要消灭传染病，而要与传染病共存。这显然不能解释为公共卫生进步的结果，而是全球范围内社会风貌的改变。冷战时代虽然有很多问题，但积极进取的心态似乎强于今日；这种转变，我们无法认为是一件好事。
当然，我们也并没有说要消灭所有的传染病，这是不现实的，但类似脊髓灰质炎这样有很好的预防方法的传染病，是完全有可能的。实际上，学界认为有可能消灭的传染病都是如此，并没有不尊重自然规律。那些声称应该与病毒共存的人，才是忽视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遗憾的是，当下全球的这种悲观风气，不是单凭公共卫生手段就可以改变的，这可比传染病复杂多了。
必须要说明的是，假如今日脊髓灰质炎在全球范围死灰复燃，那么人类治疗这一疾病的手段并没有比一百年前进步太多。即便在护理方面有了极大进步，但对于神经系统至今依然缺乏治疗手段。假如那样的悲剧再现，死亡率会比当年低，但致残问题恐怕并不会好转。
结语
在人类消灭天花46年以后，我们遗憾地看到，人类并没有消灭更多的传染病，相反还要面对旧传染病的卷土重来。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导致这种无奈场面的原因，并不是技术的停滞，而是社会的改变。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当下旧的传染病正在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而全新的传染病也藏在暗处伺机而动，甚至技术进步有可能制造出更危险的病原体。想要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技术，而是一个更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