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107调查》 ，作者：王乙铭 姚佳慧
离开英国那天，伦敦在下雨。
栗子后来已经记不清太多告别的细节。她只记得自己很难过，难过到不想再细想，只想快点走。4个月前，栗子被公司告知，由于无法为她提供工作签证，她必须在毕业生签证到期前辞职离开。这个结果她早有预感，但真正收到的那一刻，仍然掩饰不住失落。
在英国工作的两年里，她一点点和这座城市发生关系，感觉自己的生活“建立的有些眉目了”。可最后，她努力搭建的稳定仍然抵不过一纸签证。
栗子的经历并不是孤例。数据显示，2025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57.06万人，留学回国53.56万人。2025年我国留学生回国人数较2024年增加4.06万人，较2023年增加12万人。[1]
越来越多人走出国门，也有越来越多人重新回到国内。在这组接近持平的数字背后，是许多年轻人在毕业、签证、工作和生活之间反复权衡的现实。
留下来，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栗子拍摄的伦敦
隔着一层生活
第一次到英国时，伦敦还不是栗子的目的地。飞机落地后，她一个人拖着两大一小三个箱子，坐上了一辆前往南安普敦的大巴。大巴驶入伦敦市区，特拉法加广场从车窗外掠过。在栗子眼中，那时的伦敦是一个繁华却遥不可及的地方，让人向往，也让人惶恐。
一年制硕士没有给她太多慢慢适应的时间。从入学开始，找工作的焦虑就已经启动。她一边写论文，一边投简历、准备面试。10月底，她终于拿到一家伦敦公司的录用通知。
这是一份居家办公的工作，公司在伦敦设有办公室，但并不要求坐班，她可以住在任何城市。可栗子还是搬去了伦敦，那个第一次到英国时只能隔着车窗望见的都市，终于变成了她可以真正住下来的地方。
只是，住进伦敦，并不意味着立刻进入伦敦。
为了让自己和公司产生更多连接，栗子会逼自己每两周去一次办公室，但她所在的数据部门，大部分同事并不在伦敦，即使人在伦敦，也很少去公司。所以很多时候，她特意去了办公室，却发现那里几乎没有人。她原本是想去寻找一些社交机会，最后反而更觉得孤单。
入职那天，经理请栗子和在伦敦的同事们吃饭，大家在餐桌上聊天、说笑不断。栗子坐在旁边，努力听，努力笑，然而大部分内容她并没有真正听懂，只能装作自己跟上了对话。
许多时候，栗子感觉自己像“游客一样在英国生活”，这座城市的节庆、文化与秩序，似乎总和她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距离。身边的人来了又走，关系一茬茬地换。缺少稳定的陪伴，她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漂泊感。
但异乡的隔膜并不总是来自无人同行。木木的孤独感，则爆发在一个热闹的深夜。
为了自己喜欢的专业，木木在马德里读完预科后，独自前往了西班牙北部的一座城市读本科。那里中国人不多，身边大多是西班牙同学。刚到时，语言和生活融入都让她感到吃力，所幸，她遇到的室友和同学都非常友好，木木可以和外国同学聊观点、聊想法，也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老师还会主动给她做一对一辅导，约她喝咖啡，和她聊学习、创作和生活。她能感受到，身边的人是真的爱她、欣赏她。木木始终觉得，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但有些差异，仍会在不经意间露出来。比如聊到笑话和梗时，有些他们觉得好笑的东西，木木并不能立刻理解；而她觉得好笑的东西，对方也未必能接住。
毕业典礼后的那天晚上，同学喊她一起去迪厅跳舞。对很多西班牙同学来说，蹦迪、音乐和舞池是从小熟悉的玩乐方式，但对木木来说，这种经验仍然是陌生的。
凌晨一点多，迪厅里的人还没有完全到齐，舞池前面已经有人跳了起来。木木进去后，站到了后面比较空旷的地方，手里端着一个酒杯，杯子里面装着一款饮料。她身后是栏杆，但她没有靠着，只是站在那里。
一个木木玩得很好的朋友，带了两三个朋友过来，在她前面不远处跳得很开心。木木站在后面看着，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来这里干嘛呢？”她说，那一刻自己有一种很强的抽离感。她不是在自己的视角里看现场，而像是用第三个人的视角，看着舞池里的人，也看着站在后面的自己。
她不是没有朋友。可也正是在那个热闹的地方，她突然发现自己和这个场域之间隔着一层东西。她形容那一瞬间是孤独的、有点凄凉的。但矛盾的是，同学们明明又都待她很好。
后来，她走出了舞池，坐在迪厅门口的楼梯上，悄悄哭了起来。朋友们很快发现了她的离场，陆续过来抱她、摸摸她。面对木木的倾诉，西班牙同学安慰她说，“我们非常理解你，这种心态是很正常的。”
还没等木木缓过来，一个朋友又把她拉回舞池。她跟着人群干跳了一会儿，直到现场放到一首她听过的歌，木木才突然找到了感觉。可那种进入只是短暂的。抽离后，她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随着那些陌生的歌舞动，也不知道自己该怎样真正进入那个场景。
回家躺到床上，孤独感仍然没有完全消失。木木总觉得，自己和这里之间缺了一点什么，“身边人再怎么好，好像我也不属于这里。”
很快，木木开始准备搬家。她把去各地旅游收集来的纪念品，一个一个从置物架上取下。那个曾经被装扮得像博物馆的家，变得空空如也。
木木邀请朋友去本科时租的房子玩
图源|受访者
卡在政策里
硕士毕业后，为了延续身份，栗子申请了英国毕业生签证（PSW）。当时这类签证的有效期是两年，两年后如果想继续留下，需要公司为她提供工作签证。
刚入职时，栗子并没有觉得这会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那时她其实有两个选择：一是直接申请工作签证，二是先用毕业生签证留在英国工作。她最终选择了后者，希望先在公司稳定下来，再慢慢争取下一步身份。
可两年时间里，很多事情都变了。到她真正需要申请工作签证时，英国移民政策开始收缩，全球经济下行让公司的用人成本和内部预算变得紧张。栗子所在的公司并不小，是英国很多人都知道的企业，但她能明显感觉到，公司福利政策已经不如她刚入职时宽松。原本允许员工在国外远程办公两周的政策被取消，部门聚会预算也在减少。
工作签证的问题，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变得更加困难。公司后来告诉她，除非职位达到中高级级别，否则很难为她争取到工签。对栗子来说，最失落的地方在于，离开并不是因为她没有找到工作，也不是因为她一开始没有规划身份，而是原本看起来可以继续往前走的路，在大环境的变化中一点点变窄了。
对于留学生来说，身份这根弦正被越拉越紧。2024年，英国《移民规定变更声明》实施，学生签转工作签的薪资要求从约2.1万英镑提高到约3.1万英镑。仅一年后，英国政府白皮书宣布，2027年起，普通本科和硕士毕业生签证（PSW）将从两年缩短至18个月，门槛的提高，让留学生从“毕业”走向“留下”的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
夏夏在马德里读了一年制硕士，毕业前她产生了再留一年的想法。当时西班牙政策规定，要获得工作居留，必须待满三年。为了继续合法停留，夏夏把毕业论文延到第二年，又补交了一部分论文注册费，相当于为自己多争取了一年学生身份。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易延长身份。夏夏曾在华人圈的旅行社工作，旅行社由两个中国人创办，全公司只有一个正常上保险的合法员工，剩下的有像她这样拿学生居留打工的人，还有一些居留已经过期、正在等待工作居留的“黑户”。
夏夏说，这样的生态在马德里华人经济圈并不少见。在她看来，这背后首先是一笔现实的成本账。雇一个合法员工，公司除了支付工资，还要承担保险、医疗、失业保障等额外费用，每个月可能多出六七百欧。可如果雇的是学生居留者，或者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人，工资大差不差，公司却能省下一整套用工成本。省下的钱，甚至足够再多雇一个非法员工。
因此，华人公司成了许多留学生和新移民暂时落脚的地方。它们提供工作、收入和继续留下来的可能。夏夏在旅行社那一年，亲眼见到老板为一位工作三年的女生提供了工作证明，帮她换出了合法的工作居留身份。但这样的老板并不多。更多人会选择“买合同”等灰色渠道获取合法身份。
2018年前后，三四千欧可以在马德里买到一份相对不错的工作合同，而现在价格已经涨到七八千欧，甚至上万欧。交易时很多人会先交一部分定金，等工作签证审批通过后再付尾款，而买卖合同本身并不合法，被拒的可能性很高，一旦被拒，定金往往就打了水漂。
当地时间2026年4月16日，西班牙政府正式启动面向境内无证移民的“特别合法化程序”。这是自2005年以来，西班牙时隔20年再度实行的“大赦”，预计将为约50万名非法移民提供合法身份，其中包括约3000名中国籍无证移民及华裔移民。[2]这表明，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困在身份的灰色地带，他们中间不乏从留学生身份“逾期”下来的年轻人。
即使有机会获得身份，“工作”和“工作居留”之间似乎仍然存在一条界限。对于留学生来说，找到工作只是第一步。真正困难的是，雇主愿不愿意承担等待、申请和行政成本的手续。
庄庄硕士毕业后找到了一份法国大厂的工作，然而对方只能提供短期合同，并不能解决她之后的居留问题。她提到，在法国，想从学生身份转工作身份，通常需要和公司签长期合同，再由公司申请工作许可。一般而言，工作许可要等一两个月。走完这道手续后，申请人再申请新的工作签证。这一步又要一两个月。这样一道道程序下来，不仅申请人要等待数月，用人方甚至会出现三个月左右的职位空档。庄庄说，必须找到一个“愿意等你”的公司。
那些等不到的人，就只能离开。
离职那天，栗子去公司还电脑。出门时一个男同事叫住她，给了她一个拥抱。那个同事并不是她最亲近的朋友，只是某个圣诞节前，公司里没什么人，他们偶然聊过天。也正因为这种关系并不浓烈，那个拥抱反而被她记了很久。
除此之外，她离开得很低调。她写了一封简短的告别信，去东伦敦转了一圈，见了见自己以前照顾过的猫咪。
两天后，一个雨天，她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归来仍是客
可她很快发现，回国求职并不只是把英国的工作经历翻译成中文那么简单。她试着向国内的公司讲述自己在英国的工作经历，但大家做的东西、用的工具，甚至描述同一件事的词汇，都不一样。她能感觉到，国内职场更在乎的是“你到底帮业务赚了多少钱”，而对于她在技术上具备的能力，很难建立直观的理解。最终帮她敲开大门的，更多还是她本硕的教育背景。
最终，栗子进入了一家跨境电商的小公司。从强度上说，这份工作并不糟糕，可是和英国的工作相比，它意味着另一种日常：重新回到办公室，重新适应固定工位、上下级沟通和更具体的公司规则。她曾见过领导对同事出言不逊，如果在英国，她大概率会去举报。可是在国内，语言上的粗暴，似乎不至于构成一个“事件”。
这些细微的落差，栗子并不觉得是身边人有恶意。只是过去两年的英国工作经历，让她对职场边界、反馈机制和人与人之间的表达方式有了另一套参照。回国之后，她需要重新调整自己对“正常工作”的理解。
2019年，夏夏回到上海。没过多久，她就顺利地进入了一家外企的人力资源部门，但高压、裁员和人际消耗打断了她试图安稳下来的节奏。夏夏在三份工作中奔走，身体也开始报警。刚回上海时，她只有一百一十斤左右，后来体重一度逼近一百六十斤。长期加班、饮食不规律和持续的压力，让体检报告几乎处处标红。
数据显示，2025年，在国内求职的海归人数较2024年增长5%，达到2018年的1.51倍；其中，应届留学生回国求职人数同比增长12%，达到2018年的2.25倍，创下近八年来新高。越来越多人选择回国，也意味着“海外经历”不再天然构成优势，而需要重新被国内岗位理解、比较和定价。[3]
奕贝喜欢故事、电影和剧场，也曾想象过自己以后会进入创意产业，做编剧，或成为电影节、艺术节背后的工作人员。本科毕业后，她前往英国读电影视觉文化与艺术管理硕士，一度想继续留在英国读制片方向的二硕，只是疫情打断了原本的计划。硕士结束后，她回到上海。
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过广告编导，但那并不是她想象中的创作：每天要大量产出剧本，一周可能写十五到二十个，还要配合导演、剪辑和广告优化师不断修改，创作变成了机械重复的劳动。
后来，在家乡一家科技馆做策划时，奕贝才第一次真正想清楚自己擅长什么、不想做什么。于是，她决定再出去读一次书。这一次，她不再选择艺术类专业，而是申请了瑞典偏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方向的硕士。她想补上技术和信息设计的能力，为以后转向用户体验设计（UX）方向做准备。
奕贝曾在小红书上写到：我也后悔过，如果没有来英国，是否能更好地适应现实的逼仄和无可奈何。但后来她发现，这可能只是逃避痛苦的一个方法，痛苦不会因为没有见过别的可能，就变得不痛。“痛苦永远都会是痛苦，你永远都要去接受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如果我没有看过更自由的生活方式，我就可以接受这一切了。”
到现在，奕贝仍然觉得自己走过很多弯路。她羡慕那些一开始就知道方向的人，“我有时候会觉得挺难过的，为什么我一直在找方向，而人家一开始就找好了。”可后来她慢慢接受了这件事：弯路是一定要走的。
“我绕的圈子，我的犹豫，我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避免不了的。你花了这么多时间才成为今天的你自己，这个弯路就是值得的。我可能只是需要比别人多付出5年来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是人生那么长，我觉得这5年不算什么。”
“这个世界跟你如此相关”
不是所有海外经历，最后都会通向一个稳定的身份、一份留下来的工作，或一个可以长期生活的城市。但有些东西仍然留了下来。
楠楠在英国读博期间，前往阿曼做田野研究。2026年2月28日，美伊战争突然爆发，两天后，她原本订好的机票被取消。战争没有真正落到马斯喀特的街道上，城市生活看起来也仍然正常，但恐惧已经以另一种方式进入日常。
早上醒来，亲戚朋友的信息不断涌进手机，她开始查阿曼有没有美军基地，查附近有哪些美国资产，甚至出门前都会确认自己距离美国大使馆有多远。
有一天清晨，她听见一声像战机一样巨大的破空声，猛地被吓醒。“我几乎是滚下床，抓着衣服跑到窗边，又打开飞行软件查看，屏幕上什么都没有，窗外也什么都没有。声音很快消失在天空里，我一下子瘫在床上，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
战争不再只是论文里的背景，也不是新闻里的远方。她在社交平台写道，“战争离我只有一片海”。
楠楠习惯自己做饭。来到阿曼之后，她从来没去过中超，也没特意去吃过中餐。可第一次从边境续签回来那天，她突然很想吃饺子。于是她走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中餐馆。
店里人不多，加上她一共三桌。一桌像是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另一桌是一大家子，有大人，也有小孩。他们原本在阿联酋工作，因为战争临时改道，从迪拜逃到阿曼，再准备从这里飞回国。没有人主动寒暄，也没有人讲太多自己的遭遇。大家只是各自坐在桌前，低头吃饭。
这几个月的经历，让楠楠意识到，和平并不是一种天然存在的背景。它更像平时不被察觉的空气，只有在被抽走的瞬间，人才会突然感到窒息。对她来说，那个原本被研究的世界，第一次如此具体地回望了她。
“这个世界跟你如此相关”。这是栗子在伦敦真切感受到的事情。出国以前，很多地方只是地图上的名字，很多新闻也只是遥远的国际事件。在伦敦工作期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曾发生轰炸。那天中午吃饭时，栗子见到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同事，像往常一样问他：“你怎么样？”对方沉默了一下，说不太好。因为他的母亲还在贝鲁特，每天都能听见轰炸声，情绪几乎崩溃，常常哭泣。
她通过攀岩认识了一个巴勒斯坦朋友，对方的社交账号里，一边是攀岩的日常，一边是关于故乡的战火。她的邻居是印度家庭，同事里有土耳其人、意大利人。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国家、语言、政治和生活难题。伦敦像一个巨大的接口，把这些原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故事，压缩到同一座城市里。
28岁的奕贝现在在瑞典读二硕，她的的公寓旁边是一片森林，森林里有小鹿，也有很大的野兔，再往外走，就是海。那些曾经让她反复犹豫的选择，并没有把她带向一个更确定的答案，却把她带到了一个更开阔的位置。
她开始觉得，能置身于一个更大的世界里，能看见更多事情，本身就已经足够宝贵。过去几年里，她也慢慢不再用同龄人的节奏衡量自己。她为已经结婚、成家的朋友感到开心，但不再因此觉得自己落后。“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节奏也不一样。”她说，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一个让她感到舒服的地方。
栗子如今住在上海，空闲的时候会去攀岩、徒步。经历了留学、工作、回国、跳槽，她在今年4月份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偶尔她会担心自己比别人走得慢，但环顾四周，她发现不管什么年纪的人，似乎都还在寻找。
“好像没有什么所谓的上岸吧，”栗子说，“大家都在往前游而已。”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jsj.moe.gov.cn/news/3/2080.shtml
[2]新闻《西班牙新移民大赦数据出炉：50万人名单中，华人仅三千！》https://tidenews.com.cn/tmh_news.htmlid=69e37ecc19886e000107312c
[3]智联研究院《2025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https://www.sdyanbao.com/detail/942481(无智联官网资料，链接为转载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