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王苏辛 李唐，原文标题：《专访王苏辛：用长篇小说对抗算法的剥夺 | 对话新锐》
王苏辛生于1991年，但从第一篇小说发表算起，已写作16年了。作为认识很早的朋友，与许多读者一样，我能够清晰地看到王苏辛写作变化的轨迹——从最初有些超现实的、先锋的写作风格，到如今更沉潜、更“熔炼”。她的小说是非常当代的，但并非简单地复刻现实，而是像从未来回来的人，来向我们描述她所经历过的一切。因此，即使在写最贴近此刻的现实，王苏辛的小说也有一种灰蒙蒙的“科幻感”。
她最新出版的是长篇小说《重新醒来的一天》，写了4年。最初听到她写的是短视频从业者，多少有些惊讶，但读过之后又觉得很符合王苏辛长久以来关注的关于“人的境况”的主题。生命体验、自我诘问、时代变化……这些内容在她的作品中你很少能找到确凿的答案，但探索的过程已弥足珍贵和重要。
媒介不再是单纯的工具，它在塑造我的“存在”本身
经济观察报：你从哪一刻开始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并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你的启蒙作家都有谁？
王苏辛：开始写小说大概是在初中的时候。我给一部动画片写了续集，不知不觉写满了好几个笔记本。高中时开始写完整的中短篇，也写长篇，那时候写下的文字加起来也有几十万字了。但真正算得上创作的小说大概是2010年初刊登在《青年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唢呐》，小说是高三暑假写的，这次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它收录在小说集《马灵芝的前世今生》里。
我的写作启蒙是帕慕克。我15岁时，他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书店里他的书摆在特别显眼的位置，我那会儿没读过几本正经文学作品，就一路把他的书读下去，最喜欢的是《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呼愁”的表达特别吸引我，也唤起了一种写作的渴望——把故乡和成长连接起来写进小说里。因为我觉得现代人的故乡不是地理概念，而更接近精神概念，故乡是由一个人在不同地方的漂泊生活混合而成的整体。不久前在武汉做新书分享会，李修文老师说《重新醒来的一天》里有乡愁，我非常感动，因为这层东西在我现在的小说里其实已经很隐晦了，但他很敏锐地看到了。
余华也是我的启蒙者之一，但除了他的中短篇，我当时最喜欢的是他的文学随笔《我能否相信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用这个书名做签名。有一段时间我也沉迷于书写县城魔幻故事，喜爱《佩德罗·巴拉莫》这样的作品。而如果要还原到现在的写作，福楼拜的《布瓦尔和佩库歇》则对我来说更重要——那种用语言建构起的世界的精密感。
经济观察报：你最新的作品是刚出版的长篇《重新醒来的一天》，能跟我们说说写这部小说的缘起吗？这也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与中短篇相比，你觉得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在哪里？
王苏辛：写这部长篇的冲动，其实来自一种感受的落差。我一边被当下的信息轰炸，一边忍不住去想，现在包围我们的信息和20年前接触到的信息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想把这个跨度纳入小说——从BBS时代写到AI广泛应用之前，把大概20年的信息技术变迁通过一个女孩的成长与探索，呈现出来。主人公岳予同从豫南小城出发，辗转在不同城市，最终落脚上海，成为一名短视频博主。她是一些当代青年的缩影——在流量涨落中体验狂喜与失落，在独自跋涉时享受孤独的重量。
这部小说里的角色从网络空间中建立的连接出发，逐步蔓延到全国各地，乃至包括他们在世界一些其他地区的生活体验。我的青春期正是因为有互联网，才结识了很多朋友，收获了来自远方的信息和情感陪伴。那些在线上可以深聊的话题、那种特别的情感联系，在青春期给了我很大的慰藉。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这些关系像砖头一样，一块一块地叠成了我对自己人生的认知。我不回避这本长篇是精神成长小说，但它不是某个人的成长故事，而是由一个人到一群人，他们在社交网络连成的世界中，一边借助彼此的眼睛，一边敏锐地感知、看清生活世界变化的过程。
与中短篇相比，长篇最难的地方是结构。中短篇可以浓缩、切片，用一个场景、一刻的情绪完成全篇，但长篇需要把一种状态扩展成持续的过程。写这部小说时我试着把自己当成一个“视觉艺术家”，借鉴了美术、视觉传达甚至影视的叙事逻辑，同时采用类似古希腊戏剧“歌队”的框架来赋予小说新的结构，试图反抗短视频那种“无前奏、直接高潮”的模式。但这个架构设计和实际执行之间，是一个漫长的平衡与修改过程。
经济观察报：书名《重新醒来的一天》同时也是主人公岳予同的短视频账号名。书中提到，她不断地“注销、重新生成、注销、再重新生成”。为什么是“重新”醒来，而不是譬如“真正”醒来？你如何理解“重新”的含义？
王苏辛：“重新”和“真正”差别很大。“真正醒来”似乎暗示有一种完美的、完成了的苏醒状态，好像有一个终点在那里等着你抵达。但我不相信这种终点。诗人余幼幼在一次分享中说得很好——主人公不断注销又注册账号，看似在更新自己，但现实中的创伤并没有消失，她只是在互联网里无限循环地“重新醒来”。
这种循环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每一次醒来都不是最终的解决，而是一次新的开始，伴随的可能还是同样的困惑和焦灼，但又与前面一次有所不同。像曾经大热的台剧《想见你》中，男主角在反复的时间循环中，发现每一次的他与上一轮时间循环中的他的行为，已经有微妙的变化。岳予同和她周围的人也一样。“重新”里有挣脱的愿望，也包含着挣脱不易的诚实。
经济观察报：这部作品被称为试图“为短视频时代立传”，你在其中安排了从BBS、社交网站、同人论坛、校园网到视频号、短视频的完整互联网媒介变迁史。作为同样在互联网浪潮中成长起来的90后作家，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些媒介形态不只是工具，而是正在重塑一代人的感知方式与情感结构？这种"立传"的野心，是否也包含某种对算法时代的抵抗意识？
王苏辛：我很早就有一种模糊的直觉——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有一层“屏幕”在那里挡着。这个意识真正清晰起来，大概是在短视频全面席卷日常生活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我获取信息的方式、我感受时间的方式、我理解他人的方式，都被重新编码了。媒介不再是单纯的工具，它在塑造我的“存在”本身。
这种“立传”的野心当然包含对算法时代的某种“抵抗意识”，但这种抵抗不是喊口号说“我不要用手机”——那也太自欺欺人了。我更想做的是：用文学的结构去抵抗短视频的节奏。短视频追求的是无前奏、直接高潮，要把你的注意力瞬间捕获，但文学是相反的东西，它需要耐心、需要时间去沉淀。我的小说采用“歌队”式的叙事框架，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用长篇小说的体量去对抗算法的注意力掠夺——不是去对抗设备本身，而是对抗它在精神上施加的规训方式。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青春期的网络友谊曾像“砖头”一样叠成了你对自我的认知。在小说的结尾或过程中，岳予同真的找到了与这种“虚拟链接”和解的方式吗？在AI和算法推荐时代，这种链接的质感，和当年BBS/论坛时代的链接本质区别在哪里？
王苏辛：岳予同并没有找到一个“完美解决方案”。她在前行中执行想法的落地，又在挣扎中推翻过去的自己。这个小说没有提供标准答案，甚至不需要一个温暖的结局。更重要的问题是，她能否在循环中多一点自我觉察，能否在“渴望被看见”和“害怕被看清”之间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很多内心的挣扎是无解的，但人依然可以往前走。
至于BBS/论坛时代和算法推荐时代的链接质感，区别在于是“你在寻找同类”还是“同类在寻找你”。早期互联网的社区形态更像一个开放的公共广场，你得主动发言、主动寻找同好，你建立起的关系是因为聊过某个话题，在某个帖子里产生了共鸣，它带有一定的选择和主动投入。现在的平台，算法把内容推到你眼前，也把“可能认识的人”推到你眼前，链接变得更加自动化和轻便，但恰恰是因为太轻便了，反而少了那种因付出和理解而生成的厚重感。这是我写这部长篇时一直在感受的信息差异。
我看到的世界更大了，感受到的局限也更多了
经济观察报：主人公通过屏幕观察世界，别人也通过她的主页观察她。书里提到“我没有自己，我却表达着自己”。你认为在过度分享的当下，“自我”是否已经演变成了一种为了被观看而演绎的“人设”？互联网时代对“自我”的阐释是否与此前的时代有所不同？
王苏辛：“我没有自己，我却表达着自己”这句话，其实是岳予同内心矛盾的一个浓缩。当我们的每一次表达都被纳入某种表演框架、被点赞数和评论数衡量的时候，“自我”好像变得既存在又不存在了。我们以为自己在表达真实的感受，但不知不觉间，那些表达已经根据“大家想看什么”被调整过无数次。就像这本书在成都来树下书店的分享活动中，余幼幼提到的：你的身体被包装、被贩卖，到最后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自己，哪一个是互联网人格，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互联网时代的“自我”阐释与从前最大的不同在于，自我不再是内在生成的，而是被外部的观看所塑造的。过去的自我是个人的内在叙事，现在的自我则包含着被观看的“人设”。这种变化可能会带来新的裂痕——它可能让你看到了之前被压抑的另一面，但也容易让你失去身体的“真实触感”，在做人和做人之间模糊了边界。当然，这不是全然的坏事，但绝对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课题。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沉迷于短视频的短暂狂喜与沉浸在文学阅读中的深度思考，对于当代青年来说，是对立关系，还是可以共存的两种接触世界的方式？
王苏辛：我不觉得它们天然就是完全对立的。我自己也刷短视频，也会在其中得到一些直觉的满足，这没什么好否认的。问题不在于短视频本身，而在于它构成了我们的“默认环境”——当你被算法推送的时间线淹没时，你很难主动选择去“阅读一本长篇小说”。
从这个角度看，两者的关系更像是“争夺注意力”的对立。人类的精神生活不能只有短暂的狂喜，还需要深度的沉思；但反过来，文学经典在诞生之初，在广义上也是在给它的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所以，更加温和地说，它们能够并存于同一个人身上，但后者（文学）往往需要我们主动的意志力去克服前者（算法）制造的惯性。
经济观察报：你出生于河南，现在生活在上海。岳予同也经历了从小城到上海的迁徙。在你的写作地图中，“小城”与“都市”分别承担着什么样的叙事功能？是故乡为你的写作提供了厚度，还是距离为你提供了审视的客观性？
王苏辛：小城在我写作中提供的是一种“初始状态”——一个人在它的有限性中慢慢苏醒，世界的可能性和限制都在这有限空间里初露端倪。都市提供的则是“复杂的重力场”——漂泊、流动、在拥挤人群中感受到的孤独、在无数选择中感受到的无所适从。
回到故乡和距离的关系，我认为两者缺一不可。故乡为我提供了某种质地和厚度，没有那段生活，我的写作可能无从生根。但距离确实为我提供了审视的客观性。当你不再是身处其中而是隔了一段距离回望的时候，那些日常的细节、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张力，反而看得更清楚了。这就像我在2020年写下《象人渡》时的感受，某种距离和“回看”，会让你重新认识到很多旧名词已经成为需要重新定义的新事物。写作的意义之一，就是在这种距离之中重新定义那些看似已经明白了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在前作《象人渡》中，你关注的是人在精神困境中的“渡”与“变形”。到了《重新醒来的一天》，主人公不再有那种剧烈的、形而上的“变形”，而是被现实和流量裹挟着走。这是否意味着这一代人的焦虑已经从“我是谁”的存在主义式追问，变成了“我在哪里能被看见”的注意力危机？
王苏辛：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写《象人渡》的时候，我关注的是一个人在精神上的艰难攀升——那些“再往上一步就很难”的时刻，那些内心想要挣脱但又被日常琐碎拉回原地的时刻。而《重新醒来的一天》中的岳予同，不是不想攀升，而是她被现实和流量的合力推着走，来不及停下来做太多形而上的思考。这并不是说存在主义的问题不在了，而是它被注意力危机所覆盖和压制。今天的困境可能更倾向于：你应该先解决“被看见”的问题，才有余力去追问“我是谁”。但这样下去，“我是谁”就可能被流量化的“人设”所替代，这是个真实的悖论。
经济观察报：相比家乡、上海等标签，你的写作中地域色彩并不重，而是在书写一种更粗粝、悬浮的都市状态，有时如同一个平行世界。这似乎是一种抛弃了表象而进入更本质的现实的探索。你如何理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你觉得自己的写作是现实主义的吗？
王苏辛：如果现实主义指的是“写实复制一切细节”或“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那我大概不是。但我觉得“现实主义”在今天需要重新定义——它不应该只是对表象的复刻，而是应该触及一种更本质的状态，去抵达有生长性的现实。如果写作仅仅是表达“局限的现实”，那我觉得这种写作是可惜甚至失败的。
我自己的写作，用李敬泽的话来说，“不是反映，而是熔炼”。是对现实的重新组织。但是一切现代性来自现实生活本身提供的强大素材库和强烈的反映。不管怎么写，我都会承认自己的写作是充满现代性的。如果非要说的话，“现代主义”难道不就是新的“现实主义”？
经济观察报：从你比较早期的《白夜照相馆》到如今，似乎也发生了从某种先锋、超现实写作到现实主义的“转变”，这是有意识的变化还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王苏辛：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从一个年轻的小说作者变成了三十几岁的成熟女性。我生活在现实场景中的诸多限制之中，感受着自我压制，也鞭策着自己去调整，去接近那个更加完善的自我。写《白夜照相馆》里的篇目的时候，我刚二十出头，小说对我来说更像一种智识冒险，我想把我在想象中看到的世界画下来，至于别人怎么看待它，我不在乎。到了《象人渡》，生活经验已经进入了写作的内核——那本小说集不是被“计划出来”的，而是从我的生命和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我和可能的读者生活在一起了，我看到的世界更大了，感受到的局限也更多了。
现在写《重新醒来的一天》，更像是戴着“现实的镣铐”继续跳舞：我要处理的是真实的媒介变迁、真实的焦虑困境，但我仍然希望用文学语言的绵密体验去重组这些经验，而不是简单地复刻生活。所以并非“从先锋走到现实主义”，而是我把虚构的逻辑安排在了现实世界里。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写作过程中感受到“共同体的消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越来越原子化。小说中岳予同试图通过网络寻找同类，而你是否认为互联网时代仍有重建共同体的可能？
王苏辛：这个问题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反复想过。表面上，互联网把人和人连接得更紧密了，但很多时候这种连接反而加剧了原子化——每个人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不需要真的和别人发生摩擦、不需要真正的对话。岳予同寻找同类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这种困境：她通过网络连接，但总是隔着屏幕的，有紧密也有疏离，甚至也是有限的。
但我不希望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绝望的。共同体在形式上和质感上确实是改变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和物理空间深度绑定，但在虚拟空间中同样存在着一种情感上脆弱的共同体。如果我们愿意打破算法的被动推送，主动选择去探索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关心的问题”，共同体或许仍有重建的可能。只是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主动建立和维护它。
我宁愿慢一点，写对得起自己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你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极具力量感或探索精神的女性形象，但你从未标榜“女性主义写作”。你如何看待当下对女性主义的讨论与你的创作之间的关系？
王苏辛：我没有刻意标榜“女性主义写作”，因为我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处境。在我看来，女性主义是一种认识和解放的现实力量，但文学创作如果只剩下“主义”就变得干燥。我更愿意把我笔下的形象当作血肉之躯来书写。当然，我写的是女性的成长轨迹——从岳予同和阿K的情感模式，到她和卢之间有跨度有深度的友情，到岳凯乐和湘之间微妙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主体意识、她们的挣扎和力量感，会自动浮现出来。我不会因为要彰显女性主义就去刻意塑造某种角色，也不会回避我想要探索的女性经验。所有的思考和讨论都会通过人和人关系的肌理自然呈现，对我来说，关系催生形象的变迁，而这种变迁托起角色本身。
经济观察报：现在你是一名专业作家，这样的身份对你的写作节奏、题材选择或生活状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是否提供了一种安全感，抑或带来了某种新的束缚？
王苏辛：成为专业作家确实带来了一些变化。最直接的是写作时间上的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安全感——不用再挤出业余的时间去写作。但要说有没有束缚，也是有的。专业作家这个身份有时会带来一种无形的期待，好像你必须不断产出“大作”、必须回应时代。但其实时代是什么，真的能通过某部作品表达清楚吗？有的寻根文学代表作家至今也只能写好1990年代之前的经验，你说他们没有经历现代化吗？当然不是。有的80后仍在反复清晰化他们的千禧年，可是这又怎样呢？一个作家能表达清楚某个局部已经很优秀了。
但我始终提醒自己：写作的最大敌人就是重复和套路。我宁愿慢一点，写对得起自己的东西。我深知90后作者面对的经验是更加混沌的一整块，但这一整块也不是铁板，仍有无限可能的缝隙可供攀登，只是这种可能也意味着借鉴不了前辈作家的文学经验，因为我不曾生活在那个断代的生活里，我面对的世界就是这么庞杂的，这是我必须面对的写作难度。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专业作家的身份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写作的意义”——它不仅仅是讲故事，而是渴望用理解我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其他人、理解整个世界。
经济观察报：当下许多读者对国内原创文学颇有微词，无论从作品质量、影响力的角度，还是近期的“鉴抄”风波，原创文学的口碑和市场都受到了挑战。作为青年创作者，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王苏辛：我觉得本质上还是有的青年创作者自身在处理经验的时候，他们可以依托的参照系、经验库过于单调。抛开可能存在的写作正义问题，转化他者经验确实是艰辛的，它不是修改一些表达就可以完成的，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理解，真诚地熔炼，乃至于有时候你觉得那些事情就像自己经过那般。所以写作是消耗气血的，因为你可能在代替一些人活一遍他们生活可能延伸出去的片段，这里面是有作者本人的心力的，故事可以虚构，情感是很难虚构的。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纸质化读物，比如书籍、报刊，终将被电子化阅读彻底取代。作为还在发表、出书的作家，你会有危机感吗？相比电子阅读，你对纸质读物是否有更深的情感？你觉得纸质读物确实会退出历史舞台吗？
王苏辛：危机感倒没有特别强烈。从阅读习惯的改变来看，纸质读物的市场受到冲击是事实，但它是否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我觉得未必。纸质读物提供了一种电子阅读难以替代的物理体验——纸张的触感、翻页的节奏、一本书拿在手里的厚度感。这些都在阅读过程中留下独特的情感印记。
我经历了从纸质到电子的媒介变化，也更真实地感受到两者可以并存。纸质书可能会变成一种更加“经典化”或“收藏化”的存在，我不认为它会彻底消失。毕竟，每一次打开一本书，那种进入另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感觉，是屏幕无法完全替代的。
经济观察报：你对AI的发展怎么看？你觉得未来AI有可能写出不亚于人类的小说吗？
王苏辛：AI的发展确实很快，也许有一天它可以写出技术上挑不出毛病的故事——结构完整、语言流畅、没有语法错误。但小说不只是技术。人类写作的核心在于那些“不完美”的东西——个人的软肋、性格的短板、生命经验的独特性。这些恰恰是真人创作的珍贵之处。AI目前只能组合已有的人类文本，它没有自己的生命经验。一篇真正好的小说，往往不只是讲故事，还是在探索一种无法被替代的体验和情感质感。所以，即便AI能写出“不亚于人类”的小说，我也认为“不亚于”的标准本身就值得推敲——文学不是奥运会，不只是比较技术得分。
经济观察报：最后，给经观的读者推荐一本你近期觉得不错的书吧！
王苏辛：既然问题中提到青年创作的问题，我就推荐一本近期个人觉得值得阅读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吴纯小说集《驯虎》。我觉得吴纯是天然具备独特观察视角的作家，她本身是一个有独特性的人，不会因为外界的反应改变自己。她关注地理和空间变化带来的抽象体验，并把这种抽象经验描绘得十分具体。因此她的小说写作更接近用小说进行发明仪式。
我一直觉得吴纯是天生的作家，她的疏离反而给予她的写作以许多发挥的空间，她似乎是可以把自己与周遭的格格不入化为才华的那个人。但是这种写作在当下能有多少读者，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