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谷雨星球 ，作者：小团，原文标题：《新一代高学历爸爸，正在改变「丧偶式育儿」》
大家好，我是小团。
最近，全网爆火的离职信《置身钉外》发布后，钉钉CEO换帅，员工终于不用熬到凌晨才下班了。一位阿里员工的妻子就在作者社交媒体下留言：
「谢谢你，今晚孩子在睡前看到爸爸了」。
这句话也戳中了无数人，很多人都在发问，究竟是怎样的前程，值得爸爸们把孩子珍贵的成长都错过呢？
■「缺席的父亲」已经成为全球各国都有的现象，也有了很多衍生研究
很有共鸣的，还有那些被「丧偶式育儿」养大的年轻人。他们长大后回头看，才发现自己和父亲之间，隔着一段从未真正靠近过的距离。
甚至包括很多爸爸自己，他们未必不爱，只是从没被教过、也从没被允许，去做一个「在场」的父亲。
所幸，近几年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新变化：一群「陪伴型爸爸」，正在主动接过育儿的接力棒。
而更神奇的是，他们的变化，其实和我们前段时间刚写过「贝塔妈妈」，那群不再拼命鸡娃、开始为自己松绑的妈妈，共同构成了时代变化的一体两面。
■图源IPUMS MTUS，谷雨星球进行了中文版重制
这一代爸爸开始主动选择育儿
这个关于父亲的新研究，来自美国男孩与男性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Boys and Men），研究员Ariel Binder用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时间使用调查数据，比较了2017-2019年和2022-2024年两个时间段。
结论发现，有大学学历、家中有年幼孩子的美国父亲，每周工作时间比疫情前少了6小时，同期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多了超过4小时。
Binder在研究中用了「Novel」这个词。在学术语境里，这个词的意思是：过去几十年的数据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模式。
而在英文里，其实早就有一个词专门指这群人「Daddy track」（爸爸轨道）。
它是对应「Mommy track」（妈妈轨道）造出来的。意思是，过去，是妈妈为了孩子主动放慢职业脚步、走上一条更慢的路；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爸爸，也开始主动走上这条「陪伴优先」的轨道。
越来越多人变成「陪伴型爸爸」，这个变化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
数据给出了答案：有18岁以下孩子的父亲，劳动参与率仍然是93.7%，和口罩时期前几乎没有变化；6岁以下孩子的父亲失业率只有2.8%，远低于全国平均失业率4.3%。
也就是说，这些人没有失去工作，他们是主动选择减少工作、多陪娃。
■图源IPUMS，谷雨星球做了中文版重制
媒体还采访了几个这样的父亲。
其中一个叫Michael Toribio，2021年时在奥兰多的一所K-8学校当老师，距离升任副校长大概还有一年。但最终没有等晋升，而是转去一家教育科技公司做远程职位，薪资降了大约30%。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等晋升，就还要忍受每天12小时的通勤和加班，加上两个孩子的托育费用，钱和精力其实都被掏空了。换了工作，到手的钱没少多少，还能换回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另一个叫Mike Anderson，科技行业，2021年放弃了一个年薪多出13万美元的CTO职位，因为那个工作工时更长、加班更多，通勤也更久。
他现在的工作是一份朝九晚五的远程岗位，不过他说：「我一秒钟都没有后悔过」。
变化背后，是一场「权力转移」
像这两位爸爸一样这样算过账、最终选了「陪伴」的父亲，在2022年到2024年间显著增多了。
研究者给出了部分解释：后口罩时期，男性职业结构的变化和远程工作的普及，合计解释了这场变化的约44%。
剩下的56%，指向另一个更值得玩味的方向：女性经济地位的上升。
先说远程工作这个因素。全球大流行时期，大批父亲被强制推回了家，他们第一次在日常时间里看见孩子午睡的样子、听见孩子在隔壁房间和自己说话。
这种物理意义上的在场，悄悄催生了一种很难用数据量化的东西：习惯。
后来，一部分父亲选择了保留这种习惯，哪怕代价是放弃某些职业机会。
■图源IPUMS MTUS，谷雨星球进行了中文版重制
而女性经济地位这个因素，更令人深思。
堪萨斯大学经济学家Misty Heggeness的解释是，女性在教育和劳动市场上地位的提升，给了她们在家庭内部谈判中更多筹码。
她用的词是「Bargaining for their preferences」，就是「为自己的偏好讨价还价」。
要知道，美国女性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比例超过男性，已经持续了二十余年，在越来越多的双收入家庭里，妻子的收入不低于丈夫。
于是，「谁该少上点班、回家带孩子」这个曾经默认答案是「妈妈」的问题，第一次有了新的答案空间。
有学者甚至认为，即便未来就业市场对男性不利，这个趋势也未必会逆转——经济压力，反而可能加速它。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1990年后出生的中国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其丈夫，与前几代人相比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研究发现：「平等」有很强的阶层属性
说到这里，还是不得不泼一盆冷水。因为这场变化，并不是均匀地落在每一个爸爸身上的。
和高学历爸爸主动带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大学学历的爸爸，工作时间几乎没减少。他们家庭时间的小幅增加，主要是从自己的休息和娱乐里挤出来的，而不是从工作中主动让渡出来的。
两类父亲的差异说明，这场变化有很强的阶层属性：它首先发生在有条件做出选择的人身上。
受过高等教育的爸爸，更可能拥有一份能远程的工作、更高的议价能力，以及「降薪之后家庭依然转得动」的经济缓冲。
换句话说，「主动陪孩子」，首先是一种只有部分人负担得起的奢侈。
而且，即使在这群负担得起的人里，变化的幅度也很有限。有报告显示，即便在父母双方都全职工作的家庭里，仍有37%的妈妈认为自己是主要照料者，而爸爸这个比例只有11%。
在变化最显著的高学历群体里，妈妈每周承担的无酬家务劳动，依然比爸爸多出将近15个小时。
那多出来的4小时，是建立在一个极度不平等的地基上的。研究者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真实的转变，但距离「男女均等」，还很远很远。
「母职惩罚」，也会发生在爸爸身上
不过，在这群「陪伴型爸爸」身上，还有一个少有人提及的点：当一个爸爸真的想多陪孩子，他付出的代价，和妈妈惊人地相似。
可以说，「母职惩罚」也会平等地发生在承担育儿的每个人身上，只是惩罚的方式不太一样。
社会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弹性工作污名」（flexibility stigma），即在一个默认「理想员工就该无条件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文化里，任何为了家庭而要求弹性、要求请假、要求少加班的人，都会被怀疑「不够投入」，进而在收入和晋升上吃亏。
对女性这叫母职惩罚，而研究发现，对男性来说，一个把「我要回家带孩子」挂在嘴边的男人，会被刻板印象判定为「不像个能扛事的男人」。
有学者用美国全国性的追踪数据算过，那些为了家庭而中断工作或减少工时的男性，未来收入会出现明显下滑，幅度和女性受到的惩罚相当。
这也让我们看清了一件事：
「母职惩罚」，本质上从来不是某一个性别的专属，它是一种「处境」——只要你想认真陪伴孩子，就必须承担代价、有所放弃。
过去这个代价默认由妈妈承担，而当爸爸们开始走向陪伴，他们才发现，原来这堵墙一直都在。
写这篇文章时，我想起经济学家理查德·里夫斯在《男孩与男人》里的一个判断。
他说，男性「养家者」这个角色，曾经建立在「女性经济上依赖男性」的基础之上；而当女性获得了经济独立，这个旧角色就被瓦解了。问题在于，旧的父亲模板已经碎了，新的却还没建立起来。
而这一代人，可能正好站在那道裂缝上。
人们一边骂着丧偶式育儿，一边又默认「爸爸赚钱、妈妈带娃」才是天经地义；一方面希望爸爸多陪孩子，却又会下意识觉得一个为了孩子降薪辞职的男人「没出息」。
所以，丧偶式育儿真正的「新解」，是一个需要整个系统一起回答的问题：
当我们不再要求妈妈独自承担育儿的全部代价时，我们是否也准备好，允许一个爸爸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想多陪陪我的孩子」，而不必为此感到羞耻、也不必独自承担那份代价？
这条路或许还有点距离，但这群爸爸的主动改变，已经打开了一道口子。
最后，还是想对所有正在努力「在场」的爸爸说一句：
节日快乐，你多陪的每一个小时，孩子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