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施道红
前不久，我们去雁栖湖参加了一场世界一流企业研发与创新管理论坛，论坛中有一个理论框架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因为它重塑了我对“我们这一行到底在建什么”的理解。
那是一张讲创新范式演化的幻灯片，讲者把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以来一百多年的创新史,梳理成三个阶段:
熊彼特范式(1912年起,大企业时代,创新封闭在企业内部,靠"创新制度"治理)→新熊彼特范式(1950年起,科技革命时代,大学、研究机构、政府被纳入主体,靠"创新政策"治理)→后熊彼特范式(1990年至今,知识、数字与AI时代,创新主体扩展到普通百姓、创客这些"非生产者"，治理模式则进入一个陌生的词——创新公地)。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演化脉络
随着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的兴起，创新的主体，缩小到一个个被AI武装起来的个人。但创新者小到只剩一个人时，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无数个这样的“一人公司”，靠什么协作?
答案，恰恰就是——
创新公地。
被误读了半个世纪的
"公地"
1968年，生物学家哈丁写下著名的《公地的悲剧》:
一片公共牧场,每个牧民出于私利都想多放一头羊，最终草场被啃食殆尽。这个隐喻太有冲击力，以至几乎所有人都默认公共资源必然走向毁灭，出路要么是私有化，要么是政府管制。
个体逐利滥用公共资源，最终造成集体利益受损的公地悲剧
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有不一样的看法，她大量的田野研究都在说明，在“私有化”和“国家管制”之外，社区完全可以长期、可持续地共管一片公共资源。
她更厉害的，是在2007年与夏洛特·赫斯(Charlotte Hess)合编的《将知识理解为公地》(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里,把这套范式从草场、渔场，推广到了一个全新领域——
鱼被捕走就少一条，但一个想法被你用了，它丝毫不减，反而可能在分享中变得更丰富。奥斯特罗姆和赫斯由此点出一个深刻的反转:
数字时代的知识，知识不会因过度使用而枯竭，却会因过度圈占而枯竭。
所以它真正的威胁是过度的专利、版权与封闭许可带来的“圈占”。
创新“起源”于公地
到了2019年，演化经济学家杰森·波茨(Jason Potts)更进了一步，那一年，他写了一本《创新公地:经济增长的起源》(Innovation Commons:The Origin of Economic Growth)。
在书中，他追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在一项新技术诞生的最最早期——在它还没变成任何公司、任何产品、任何产业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杰森·波茨在《创新公地:经济增长的起源》一书中提出创新公地理论，
论证开放协作的公共制度才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本源
主流答案要么是“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要么是“企业家”(熊彼特式的孤胆英雄发现机会)。
波茨说,都不对。
他指出，创新最早期的本质是极端的不确定性：
此时根本没人知道这项技术有什么用、值不值钱、该怎么做。在这片浓雾里,无论企业还是单个企业家,都无力独自看清。
那人们怎么办?
合作。
一群对某项新技术充满热情的人——工程师、爱好者、修补匠——会自发聚到一起，把各自手里那一小片零碎的信息、知识、经验汇集(pool)起来,共同摸索“这东西到底能干什么”。
多元主体汇聚零散知识形成创新公地，
商业机会从中涌现，由企业家发掘落地。
波茨把这种“为汇集信息、以最大化发现机会的可能性而形成的合作规则系统”，命名为创新公地。
他说:
创新的起源，不是企业家的行动本身，而是先有一个公共资源池，企业家才能从中发现机会。
而创业，是创新的下游，不是源头。
波茨给出的原型案例，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是硅谷的早期技术开源社群，乔布斯与沃兹尼亚克
正是在俱乐部中，完善了Apple I初代个人电脑
1975年，几个发烧友在门洛帕克一间车库里，围着一台刚上市的Altair 8800套件展开讨论——那个时间点根本没有“个人电脑”这个产业，没人说得清它有什么用。成员们把电路图、代码、焊接技巧毫无保留地摊开共享，门槛低到只要来过一次就算“会员”。
正是从这个松散的车库俱乐部里，走出了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
而当个人电脑成为成熟生意后，俱乐部也在1980年代中期悄然消散。
这也恰恰演出了波茨说的公地生命周期：
非正式的松散合作→有人发现机会、带着成果出走创业→公地制度化、僵化、瓦解,产业由此诞生。
我们的追问
我的一个追问是，公地是否是创新唯一的起点？
我们注意到，波茨挑的都是“先有公地、后有产业”的成功案例，但换几个例子画风就立刻变来：
晶体管诞生于贝尔实验室的内部研发，mRNA疫苗的底层突破来自卡塔林·考里科在宾大近乎孤独的多年坚持加上BioNTech、Moderna的公司化攻关，CRISPR是几家顶尖大学实验室的竞赛成功，深度学习的复兴则是辛顿等少数人在学界普遍不看好时硬扛出来的。
但它们的早期形态是公司实验室或大学课题，而非公地。
那么，真正决定一项创新会“长”成公地、还是“关”进实验室的，究竟是什么？
这，才是我作为一个创新区设计者真正想弄清楚的问题——
因为答案直接关系到，我们到底能不能、以及如何“种”出公地。
想来想去，发现苹果和谷歌恰好是一组干净的对照。
两家都是硅谷神话,诞生时所处的技术不确定性都极高——1975年没人知道个人电脑有什么用,1996年也没人真正搞懂该如何驾驭爆炸增长的网络信息。不确定性这个变量,大体相当。
可它们的出生方式截然相反：
苹果长自公地(那个车库俱乐部)，谷歌则生于实验室。
既然不确定性都很高，那么分野就只能来自别处。
真正起作用的，是三个更结构性的条件：
第一，关键知识的分布形态——
决定有没有可被汇集的东西。
个人电脑的关键知识,在当时高度分散——散落在成千上万个会焊电路、会写汇编的业余爱好者手里，谁也不掌握全貌，于是只能靠把碎片“汇集”起来，公地因此成为最优解；
而搜索算法的关键知识(信息检索、图论、大规模系统)高度集中在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那里，本就不存在“分散的碎片”等待池化，公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用于确定搜索结果的显示顺序的PageRank算法，
是Google早期成功的决定性技术之一
第二，参与的门槛——
决定业余者能不能真的贡献。
你在车库里就能焊一台Altair、能改装一辆自行车,业余者既进得来、又贡献得出,公地才长得起来；可你没法在车库里跑一次PageRank，更没法造一条晶圆产线、跑一次三期临床——高资本门槛天然把创新锁进有资源的机构。
第三，有没有一个让人低成本聚集的场所——
决定分散的人和知识能不能真的相遇。
前两条都满足了，但如果这些散落各地的爱好者永远碰不上面、没有一个共享的媒介，那一池碎片就永远只是碎片。
Homebrew需要一间车库加一份油印通讯，开源社区需要GitHub，更早的科学共同体则靠书信和咖啡馆——场所，是让前两个条件真正“反应”起来的容器。
把这三条连起来,就是有可汇集的知识、有能参与的人、有让他们相遇的地方，任何一环断了，公地都不会发生。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把创新组织分为4种，
横轴问“知识对外是否开放共享”,
纵轴问“内部治理是开放自治、还是科层封闭”，这样一共有四个象限：
1.对外开放+内部自治=纯公地
(Homebrew、开源社区)，试错面极广，最擅长在浓雾里摸索方向；但缺资本和纪律，不太能做硬科技，且一旦商业价值显现就会被圈占而瓦解。
2.对外开放+内部科层=大学实验室
能攻克需要专业深度的难题(CRISPR、深度学习)，成果又因开放发表而能被全领域接力；但内部PI一言堂、优先权竞争激烈，成果常卡在出不了实验室的"最后一公里"。
3.对外封闭+内部自治=贝尔实验室式
用一家公司的资本和耐心，圈养出一片内部跨学科、低目标压力的自治空间，于是能孕育晶体管、信息论这种"既深又野"的突破；但它极度依赖垄断利润供养，且成果私有、外溢有限。
4.对外封闭+内部科层=普通公司的封闭研发
执行高效，擅长把一个确定的东西做得更快更便宜；但几乎不可能产生范式级原创。
上面这张地图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和前面那三个条件能完美地叠在一起——三个条件是“因”，四个象限是“果”。
四个象限不是平行的四个盒子，而是三条件被满足的程度从高到低排出来的一道序列。
一个领域的三条件满足得越齐，它就越能停留在左上角的纯公地；每失守一条，就被迫往右下掉一格。
而在这三个条件里，前两条——知识分不分散、门槛高不高——基本是技术的天命，我们做设计的动不了:造芯片就是贵、就是需要专门训练，你没法把它变成Homebrew。
但第三条——那个让人低成本聚集的场所——几乎完全是被“造”出来的,而它撬动的,恰恰是纵轴：
内部能不能开放、能不能交叉、能不能自治。
于是我们创新区设计者的角色，变得无比清晰：
我们改变不了一个组织的横轴命运，
但我们能用空间，为它争取纵轴。
我们能给那些落在第三、第四象限的组织,造长走廊、造中庭、造公共广场,让它们内部尽可能往上挪一格，更像公地一点。
还有一个当代转折让这根杠杆更关键。
在Homebrew的年代，“聚集的场所”几乎只能靠物理空间；
而今天，它有一部分迁移到了线上——GitHub、Discord、论坛。
这反而让物理场所的角色更聚焦了:
线上能高效传递确定的信息(代码、文档),却传递不了那种带宽最高的东西——偶遇时的眼神、白板前的争论、端着咖啡随口一句“你试过这个吗”。于是物理创新区在数字时代的不可替代性，恰恰落在了线上做不到的那部分:高带宽的、非正式的、身体在场的相遇。
我们到底在建什么?
长期以来，产业园区的潜台词是房地产逻辑:
我提供优质的物理空间(楼、地、配套),你(企业)入驻，创新随之发生。在这个逻辑里，我们交付的是space——可出租面积。
但"创新公地"理论提醒我们:
创新最早、最关键的那一步，根本不发生在“企业”里，而发生在企业还不存在的、那片陌生人合作的公地里。
一座只擅长招徕成形公司的园区，其实错过了创新真正的源头——它服务的是创新的“下游”(已发现机会、要把它商业化的企业)，却没培育创新的“上游”(那群还在浓雾里、靠汇集信息摸索机会的用户与创客)。
这就解释了一个普遍现象：
为什么那么多硬件一流、招商满员的园区，始终孵化不出原创突破？
因为它们建好了承载“下游”的写字楼，却从未建立起滋养“上游”的公地。
它们有空间，没有公地。
诺伯格-舒尔茨在《场所精神》里早有一个区分：
建筑的最高任务不是提供space(空间)，而是创造place(场所)——前者是功能,是让人产生归属、愿意非正式聚集的地方。
创新公地要的，从来不是space，
而是place。
所以，我们做创新区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我们真正该交付的，不只是一片物理园区，更是一套能让陌生人愿意贡献、愿意共享、愿意把信息汇集到一起的制度与场所环境。
"设计"创新公地
创新公地能被“设计”出来吗?
好消息是——能。
奥斯特罗姆和波茨的研究都指向，公地不是浪漫的自发奇迹,它依赖一套可被有意营造的规则与条件。
翻译成创新区可操作的设计语言,大致有这样几条：
第一，降低“汇集信息”的成本
公地的核心功能是把分散的信息池化。
这意味着创新区真正该经营的，是更密集、更高质量的交流——黑客松、行业沙龙、开放实验室、跨领域的非正式聚会。
把“促成高质量的信息交换”当作核心指标。
CerebralValley（脑谷）的Hackathons（黑客松）活动
第二，用奥斯特罗姆的"设计原则"来治理社区。
健康的公地需要相对清晰的成员边界、参与者共同制定的规则、有效却不扼杀活力的监督、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机制。
创新区运营方的角色,应当从"二房东"转变为“公地的治理者”——营造信任、设计协作规则、奖励贡献者、约束搭便车与圈占者。
第三，警惕“圈地”，保护早期的开放性。
知识公地死于过度圈占。
在创新区里,这意味着要警惕过早、过度的壁垒，在最脆弱的早期阶段，刻意维护一种"愿意分享反而更有利"的文化。
共享越顺畅,机会被发现的概率越高。
第四，为公地的不同生命周期提供不同空间。
既然公地会从松散走向制度化，创新区就该同时容纳两种状态:
既要有滋养“上游”的松散、开放、可游荡的非正式场所(咖啡馆、公共工坊、混合街区)，也要有承接“下游”的正式办公与商业空间。
最忌讳只建后者——那等于只接住果实，却从未播下种子。
第五，珍视“无用”的余地。
公地里的合作,大量发生在没有明确产出的闲聊、游荡与偶遇中。一座把每一平米都"用尽"的园区,等于抽干了公地赖以运转的松弛空间。物理上的留白,正是制度上的公地得以呼吸的前提。
建筑无法“生产”创新，正如园丁无法命令种子发芽。
但我们能做的，是把土壤、湿度与光照调到最适宜的状态——把入口做成欢迎的姿态，把广场做成愿意逗留的尺度,把动线做成促成偶遇的路径。
剩下的，就交给在这片土壤上自由生长的人吧。
我们相信，园丁虽然不创造生命，但他能营造让生命得以涌现的环境。
创新也是如此——它不能被“招”来，也不能被某个天才凭空“造”出来,
它只能在一片精心培育的公地里，被慢慢地“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