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故事FM ，作者：收集故事的人，原文标题：《精神分裂症的妈妈失踪后，警察通知我们去验尸｜故事FM》
爱哲按：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致残性精神疾病，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中国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这些数字背后，绝大多数患者并不住在医院里，而是被留在普通家庭里，靠父母、配偶或子女，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看护。而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抗拒治疗、幻觉和妄想、甚至自杀倾向等症状，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照护难度巨大。照护者存在极高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
今天的讲述者婷婷在出生前，妈妈就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在童年时期，婷婷就见证了母亲经历的巨大不幸，而她自己，也不得不被命运，很早就推入到了一种「生存模式」。
80年代的大学生
大家好，我叫婷婷，是一名设计师，目前生活在西藏拉萨。
我老家在内蒙古通辽市的一个镇，那是我姥姥家。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姥姥会包两种饺子。一种是正常饺子，给我们吃，另一种是包了安眠药进去的饺子，给我妈吃。两种饺子用不同的做法区分：一个蒸，一个煮。如果今天我妈说想吃蒸饺，我姥姥就会把安眠药包进蒸饺里。
如果我妈晚上睡得好，第二天就跟正常人一样。但如果她晚上没睡好，就会变了一个人。
最开始发病的症状是莫名其妙的笑。她会坐在床上一边织毛衣，一边呵呵笑，好像是想起什么事一样，有时候她能连着笑三天。
如果第二天她再睡不好，就会开始骂人，像是跟人吵架一样，嘴里说着「你管我呢？我就这样。」她的脑子里有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也有人物，她在跟那些人对话，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存在。
症状再继续严重的话，就会出现强迫行为。比如地上掉了一根头发，她就会反复打扫，反复洗手、冲水，停不下来。
关于我妈妈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原因，我听到两个说法：
第一个来自我姥姥，她说我妈实习的时候，有次爬烟囱时来了例假，被吓到了就生了病。
第二个来自我三舅妈，她跟我妈妈关系最好，她说是我妈妈亲口说的，她上大学时喜欢上了一位老师，后来老师调走了，她解不开这个心结，精神就错乱了。
姥姥和舅妈说的两个版本——无论是一次受惊，还是一段相思——都把发病归因于某一个瞬间。但精神科的共识是，精神分裂症很少由单一事件引发，更多时候，是一种遗传带来的易感性，叠加某个应激时刻，才让病情显现出来。而最容易显现的年纪，恰恰是十几岁到二十多岁这段人生剧烈展开的时期——婷婷妈妈生病，正是在大学期间。
妈妈是1965年生人，家里有6个孩子，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妈妈排行老三，是家里的长女。婷婷听姥姥说，妈妈从小就乖巧懂事，学习非常刻苦，经常学习到凌晨3点才睡觉。
后来，妈妈考上了沈阳电力大学，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姥姥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坚持供婷婷妈妈读完了大学。
大学一毕业，妈妈就进入了「东北电业管理局第四工程公司」工作，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病，妈妈将成为那个年代稀缺的电力技术人才。
其实，我妈妈应该能成为一名工程师，我曾经看过她的一本书，里面全是非常精密的机械图纸。
但她得病之后，公司不敢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她，只能给她安排一些打扫卫生这样的简单工作，能继续领取一些工资。
那时候我姥姥在老家经营一个加工面条的小作坊，我爸爸就在附近的部队当兵。我妈妈当时的病情还不是太严重，我爸爸来姥姥这边买面条时，就遇到了我妈妈，两人便结了婚。
爸爸是南京人，我出生后，我妈妈应该是带着我去了南京生活。我听家里人说，我刚出生那会，过得跟公主一样，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擦香香，那会就用上护肤品了。我穿的衣服也很好，看的书也都是彩色的，村里孩子都没见过。
可是我3岁那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只是听说，我妈妈好像拿斧头去砍我爸爸了。
从法律上讲，我判给爸爸会给更好，他更有能力抚养我，但我姥姥坚持把我要了回来，想让我留在妈妈身边。但我从小一直是姥姥带的，跟着姥姥在农村生活。
妈妈喂我安眠药
大约在我四五岁时，姥姥把我从老家带到她工作的地方，想让我跟她一起生活。那时候她在赤峰市，住在一个大院里，有员工食堂，她一个人住在一个三十平米左右的小单间。
有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发现姥姥回老家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了那里。我就在那里崩溃大哭，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因为即便年幼，我也知道母亲有精神疾病，她不正常。
后来有一个晚上，大概是7、8点左右的样子，我妈妈她就犯病了。她打开了一个咖啡色的玻璃药瓶，瓶子是透明的，我看到药是装满的，我就看到她倒了一整个瓶盖的药，拿过来让我吃。
我不肯吃，转身就跑，但我那个时候有点笨，没有往门口跑，而是往床的右侧跑了，那里是一个死角，我妈妈两步就把我堵在了墙角。
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她当时的表情，她就死死地盯着我，眼睛瞪的特别大，非常凶的神情。让我觉得反抗不了了，只能哭着吃下了那一整瓶盖的药。
当时可能心里在想「死就死吧」，吃完药后我便没意识了。
再次醒来时大概是中午的样子，我躺在床上，没法直接起来，先是用手摸了摸周围，感觉黏糊糊的，然后我的眼睛、睫毛和头发也像被黏住了的样子，睁开眼睛都很费力。
缓了一会，我才勉强睁开眼睛。再清醒一点后，我就下床了，看见的就是我妈妈口吐白沫躺在地上。
我的眼神当场就吓得呆滞了，赶紧跑出去找人，碰巧遇到了一个小朋友，我就说「我妈妈好像死了」。那个小朋友赶紧跑回去找了他家大人。
后来，我姥姥她们赶来了，也带着我去医院看了我妈妈，她洗了胃，被救了回来。
其实她喂我吃安眠药不是想害死我，她想自杀，但害怕我醒得早，去救下她，她喂我吃安眠药，是想让我多睡会，这是她当时的逻辑。
这件事之后，姥姥又把我带回了农村，我又继续跟着姥姥一起生活。
少数的温情时刻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终生自杀风险在4%到5%之间，是公认的高危群体之一。国内一项追踪了17万名患者的研究发现，有过自杀未遂史的人，后续自杀身亡的风险还要再翻一倍以上；患病时间越长、起病年纪越轻，风险也越高。
妈妈出现自杀倾向后，连打扫卫生这样的工作也无法胜任。
婷婷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妈妈被调到了通辽市。工作单位很人性化地为婷婷妈妈办理了「离职退养」，每月为妈妈发放补贴并缴纳社保，直到妈妈正式退休。
这一阶段，妈妈有了稳定的生活住所，病情也得到了控制，姥姥就带着婷婷一起，来到通辽跟妈妈一起生活。
我不知道她具体经历了什么，但她身边的同事都特别好。
有一位叫崔姥姥的同事，她是一位大夫，她会给我妈妈打针，让她病情稳定下来，我妈妈也很信任她。
崔姥姥跟我妈妈说，单位可以买房子，价格应该买一套，这样她和孩子就能有一个稳定的住所。我妈妈就听了她的话，在通辽东电四公司的大院里买了一套一居室，大约有40平米。
那时候，我妈妈犯病的频率不算太高，长一点的话，能连续正常20天，短一点的话也有个7天。她状态好的时候，会开开心心地跟楼下的奶奶、阿姨们打打麻将，大家也都很喜欢她，愿意和她聊天。
有时候她状态好转，还会和我姥姥畅想未来。她会说「妈，你看我最近是不是好了？你说我是不是已经是个正常人了？」因为常年吃药，她的身体有些发胖，她也会说「妈，你看我是不是要减肥了？是不是要去找个工作？要不干这个，要不干那个吧。」
那时候她一个月的工资有700多块，也不用交房租，生活没太大压力。她找工作是想分散一些意识，把注意力放到具体的事情，而不是幻想上。
她曾经去我们小学门口卖过酸奶，因为我同学跟我说「你妈妈是不是在门口卖酸奶呢？」她只卖了几天，后来也没去了。我实话说，我有点嫌弃她，她可以去别的地方卖，但别在我们学校门口。
不过她对我确实不吝啬，我记得有一次就我们两个人在家，我说想吃方便面，她直接就从包里拿出一张一百块钱给我，说「那你去买吧。」，我说太多了，她说「这个给你了。」我正好看上一个她的包，就要了那个包过来，把100块放进了夹层里，最后带回了老家。
那时候家里没电视，我觉得每天都很无聊，特别想看电视，就去崔姥姥家看。回家后天天念叨想要一台电视，我妈妈她就给我买了一台长虹牌的彩电。
还有一个很美好的记忆，晚上睡觉时我会跟妈妈、姥姥躺在一张床上，她们会轮流给我讲故事，妈妈讲一个，姥姥讲一个，有段时间每天晚上就是听着故事入睡的。
被妈妈撵出家门
像婷婷妈妈这样患有重度精神疾病患者，能否坚持服药直接决定了病情的走向，自行停药或者是不规律服药是导致病情复发，甚至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原因。
但是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明显，加上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损，患者普遍存在抗拒用药的情况。婷婷妈妈也是这样，对服药治疗有很强烈的抵触情绪，为了让妈妈的病情保持稳定，婷婷和姥姥经常要想尽办法，来劝说妈妈吃药。
如果某天母亲独自在那里发笑，我们就会马上采取措施。通常是找崔姥姥，骗她说现在需要打疫苗了，哄她去打针。一般打完针第二天就会好转。崔姥姥比较权威，我妈妈会听她的话。
有时邻居也会过来打断她的思绪，劝她按时吃药。邻居在的话，我妈妈会控制自己，但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她就回到了那个状态，不回应别人，不愿意对话。
如果这些人都不在的话，就只能是我劝她吃药。我会一手拿着药，一手端着水，很卑微的跪在她面前，跟她说「妈妈，求求你吃药吧。」
我妈妈发病时，她对自己的力量是没有感知的，就像一个全身醉倒的人瘫到你身上，所有的力气都通过那一个巴掌打上来。小时候她曾经教过我写自己的名字，我没写好，她一个巴掌打过来，我当场就鼻子流血，一直耳鸣。
有一次，我妈妈发病了，她跟我妈妈站在一张桌子前，我姥姥个子又小又瘦，还有脑血栓。我妈妈一巴掌扇在姥姥脸上，幸好旁边有个柜子，姥姥靠着柜子，身子晃了三晃。姥姥是最疼我的人，这一幕我实在接受不了，但我也没办法，我又不能去打她，也打不过她，只能想办法让她吃药，让她变正常。
后来有一天，又发生了一场冲突。我起床时就看见母亲和姥姥扭打在一起，我上前去拉姥姥，结果反而限制住了她，她就被母亲打到了。我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会责怪自己，我姥姥也说「我本来就打不过她，你拉着我，我更打不过了。」
当天，我妈妈就把我们俩撵了出去。我们住的大院很长，一共有7栋单元楼，我们走到第5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有本练习册没带。我姥姥当时就催我回去她，她想着我回去了，我妈妈能把我们留下。我觉得姥姥这个想法太愚蠢了，我就想快点走，我甚至都不想回去拿。
但我还是回去了，我敲门后，妈妈打开门时，眼神和脸色都异常冷漠，看我的表情就比看一个陌生人好一点。我说我拿练习册，她一句话没说，就站在门口。我拿完便转身走了。
最后，我和姥姥还是离开了通辽，又继续回了农村。
妈妈放火烧了房子
我三年级时开始在农村上学。到了四年级下半学期，通辽那边又给我姥姥打来电话，说我妈妈把房子点着了，让姥姥赶紧过去。
姥姥带着我赶到了现场，那栋楼一共三层，我们家住在二楼，远远就能看到，单元门蒙着一层黑烟。从一楼到二楼，尤其是二楼那一段走廊，全都熏成了黑色。门已经被烧焦了，屋子里更是黑黢黢的一片，房间里面的衣柜，有一大半都烧糊了。
庆幸的是，这次放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房子也烧毁得不算严重。家里人帮婷婷家重新修整了房子，让姥姥和婷婷住了进去，祖孙两人就在通辽继续生活。至于婷婷妈妈，在这件事发生后，就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我妈妈的病房在四楼，一上楼梯，迎面就是一道铁门，医生会打开铁门让我们进去，进去之后是一个食堂。
食堂挺大的，柱子上面挂着电视，侧面有一道铁门，进去就是病人病房。我没有走太深，但出于好奇也看过几眼，床是面对面摆放的。
我们去探视的时候，医护人员会打开病房和食堂中间的那道铁门，把我妈妈叫出来。我们就坐在食堂里聊天。
她的状态看起来还算正常，只是不怎么说话。我想她心里应该也很期盼家人来看她，每次有人来看她时，她也会露出笑容，她病友会在旁边说「这是你姑娘吗？你家人来看你了！」这样的话。
不久后，婷婷姥姥先是被查出了肝腹水，又确诊是癌症晚期，医生说，姥姥可能活不过三个月。但这个倔强的老人并不想认命，她跟家里人说，她不去医院治疗了，一去医院，医生就给她判死刑。她相信，自己肯定还能再活好几年，能把婷婷带到18岁。
家里人拗不过老人，只能先把姥姥接回老家照看。再让住在附近的婷婷舅妈，代为照看婷婷。
我姥姥回家休养了不到一年左右，她感觉身体好了一些，就赶来通辽接着照顾我。我姥爷也来了，老两口一起来了通辽。
那时我上五年级了，我妈妈住院后，工资只够交住院费，我和姥姥没有收入来源，只能在小区里捡垃圾。
家属院每个单元楼里都有一个垃圾桶，铁门从楼道里翻下去，垃圾就直接从上面扔到下面的垃圾口，我们就在下面翻捡。每天捡3次，中午12点和1点各一次，晚上7、8点一次，最后一次是凌晨1、2点，必须赶在收垃圾前捡。
凌晨1、2点的时候我实在起不来，我姥姥就要自己去捡，但我觉得天太黑了，我们住的地方又很偏，路灯也没有，万一姥姥摔了可怎么办？于是我硬撑着爬起来，跟着姥姥一起去捡。
那是2004年，还没有快递，很难捡到好的纸壳，我们就捡烟盒、牙膏盒，单独拿着这些去废品回收站，人家是不收的。姥姥就把烟盒和牙膏盒一个个拆开、铺平，整理得非常整齐，看起来就像一整片纸壳，收货站的人就不会仔细检查，直接放到秤上称重。
我第一次吃芒果，就是在垃圾桶里捡到的。谁丢了一个袋子，里面的水果我看着挺好的，只是表面有点黑色斑点，可能别人就不要了。我当时还不知道那是芒果，上大学才知道，想起我之前吃过，是在垃圾桶里捡的。
我们还捡过到锅包肉，平时吃不上肉，那次捡到的锅包肉还挺好吃。我们只吃没有变质的东西，如果变质严重，就不会吃了。
我和姥姥就这样生活着，挺高兴的，也觉得挺幸福。我不觉得捡垃圾丢人，反而有一种成就感。
遭遇校园霸凌
虽然要靠拾废品维持生活，但婷婷并不觉得苦，她觉得，跟着姥姥两人自力更生，生活也是踏实又安稳。
到了初中时，有一次，一位老师当众提到了婷婷的家境，也许这位老师的本意是希望同学们能多关心、照顾婷婷，但是青春期的孩子，处于一个正在发育，心智混沌的阶段，同学们不仅没有对婷婷更友好，反而把婷婷树立成了一个班级异类，变本加厉的欺负她。
学生时代被霸凌的同学，要么是太优秀，要么是太弱势。那些霸凌者，无非是为了逞强，显示自己有本事，他欺负你了，我也要欺负，这样才能证明我合群。
上自习课，老师说谁说话就把名字记在黑板上，班长就会写上他们能欺负的人，我的名字常常在上面，其实我不是那么爱说话的人。
我用着捡来的文具盒，他们就嘲讽说「你们家不是没钱吗？怎么还用这么好的文具盒？」，邻居给了我一件绿色衣服穿，洗的时候染了点红色，他们就说「你来大姨妈了呀，衣服都洗不干净。」
我也同学发生过争执，但始终没有底气。我也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我就通过努力学习来表现自己，成绩一直能保持在班级前十名左右，但还是换不来同学们的好感和善意。
初一那段时间，被霸凌的确实有点严重，我绷不住，回家跟姥姥说「他们都欺负我」，姥姥也没有办法。我心里很难过，怎么会这样呢？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帮我呢？
到了初二，班级里要排练一个节目，那个节目讲的是一个农村孩子去城里上学，他不好好读书，跟着城里孩子学坏，后来得知妈妈卖血给她交学费，当场就给妈妈跪下了。
就这段剧情，老师让我演里面的妈妈，让另一个班里比较刺头的同学演孩子。那个同学不愿意演，说「让我给她下跪，演不了。」后来老师说要不让我演那个孩子，演到要下跪的情节时，我直接就跪了下去。
同学们都看傻眼了，那天放学后，同学们跟我说「再见，婷婷再见。」，就开始主动跟我打招呼了。
从那以后，同学们的书本也给我攒着，水瓶也给我留着，带回家给我。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要用什么去说服别人？只能用我真正的行动，用我做人做事的实际行动，去赢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我姥姥也是人狠话不多，她很少说教，都是用行动来教育我。初二时，姥姥有一次给我100元，让我去买一条裤子。结果我把这100元弄丢了，这钱太多太重要了，我就哭了。回家后我跟姥姥说，姥姥说「没事，姥姥再给你拿100块钱，你再去买一条。」
这件事让我铭记于心，从此再也不敢犯这样的错，再也不敢丢东西了。
无人认领的一具女尸
我上了初中后，我姥姥的身体每况愈下。我初二时她还能下楼遛弯，到了我初三，她连从床到卫生间这一段路都要走很久。我很少听见姥姥疼痛地呻吟，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剧痛，她只是忍着。
初三上学期，快要到暑假了，姥姥说要把我妈妈从医院接回来。我当场就炸了，趴在床上嚎啕大哭，还砸床，姥姥坐在我对面，我说「如果你把她接回来了，我去上学了，她在家把你打死了咋办？我坚决不同意。」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非常恐惧，但姥姥后面也没有再跟我讨论这件事。
过了两天，我放学回家后，妈妈已经回来了。妈妈回来的第一天，很高兴，笑着跟姥姥聊天，她们两个都挺高兴的，只有我不高兴。
那时候我正处在青春期，气得不行，但我跟自己说「我必须忍着，既然都接回来了，那她是病人，我得让着她，不能耍脾气。」
到了第三天，妈妈的病情已经上了脸，就面无表情，非常冷漠。那天家里还做了顿肉，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想着给她夹一块肉，说「妈妈，你吃肉。」她也不理我。
从医院回来后，我妈妈的面相都变了。她以前是圆脸、大眼睛，但回来后，脸明显脱了相，中庭变得很长，头发全白了，看起来就像五六十岁的人。我和她最后的画面，就停留在我给她夹肉的那一幕。
她在家里待了七天之后，就离家出走了，她走的时候穿着一件暗紫色的、带绒毛的衣服。
姥姥出不了屋，只能姥爷出去找了，姥爷还用土方法叫魂，把妈妈的拖鞋拴在阳台上，一边拍一边喊她的名字说「快回来呀，快回来呀。」，喊了持续好几天。
其实她第一天没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一个接受的状态了。我甚至松了一口气，她不在，至少姥姥是安全的，我没有那么恐惧。
后来姥爷可能去报警了。大概不到10天左右，警察找到我们，说有一名女尸在火车上卧轨自杀了，让我们去认尸。姥爷立刻给我三舅妈打了电话。
婷婷的三舅妈给姥姥、姥爷提建议，让他们不要去认尸，一是认尸对心理的冲击太大了，二是老人和孩子小孩现在都没有收入来源，如果不去认尸的话，还能继续以婷婷妈妈的名义领取工资，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些生活保障。
家里人最终后来有没有去认尸，婷婷也不知道，但这些年婷婷妈妈多次的自杀未遂，让婷婷早已想好了答案。
我躲在被窝里默默猜测过，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很痛苦吧，才一次又一次自杀。无论是我们救她，还是她自己自救，可能都无能为力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祝福她。
初秋之后，找妈妈的事情就被搁置了。但院里有些姥姥，会来我家说「我好像在哪里哪里看见你妈妈了。」她们一这样说，我姥姥就觉得，不行，我姑娘还活着，我得找她。
这件事让我很生气，我姥姥已经病入膏肓了，在她最后这一段时光，听到这些话反而让她更不得安宁。
那一年一月份，我姥姥去世了。临终的时候，姥姥呼吸已经很微弱了，她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叫任何人的名字了。我一边哭一边叫她，也渐渐失去回应。
听我舅妈她们说，我老姨过来照顾她的时候，她就瞪我老姨。她心里想的只有她的大姑娘，我老姨怎么照顾她，她都不满意。
后来的人生之路
失去了妈妈和姥姥后，婷婷从悲痛中挺了过去，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学业上。后来中考时，她考上了高中，成为了一名美术生，又在高中得到了一位美术老师的免费指导，如愿考上了武汉的一所大学，就读设计学专业。婷婷考上大学那天，家里人都为她感到骄傲自豪，还帮助她联系上了爸爸，想让她们父女重新建立联系。
我没见过我爸爸，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唯一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是我高三毕业那年。
考上大学后我拿到了通知书，但我没有钱交学费，我舅妈他们帮我联系到了我爸爸。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当时的感觉就是「这就是我爸爸的声音。原来他跟我同学爸爸的声音在同一个声线上，沉稳度也差不多。」
我就跟他说「我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交学费，能帮助我吗？」他说「你要来南京看我。」
我说「你和我妈妈之间是什么感情，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但我是你的孩子，你不是应该来看看我吗？如果说我们两个都要互相迈一步的话，你作为父亲，不应该是迈向孩子的那一步吗？」
他最后也没有给我交任何学费，没有给我转过一分钱，我们再也没有联络。
大学期间我谈了一个男朋友，他那时候在当兵，我们俩只能电话沟通。我给这个男朋友讲了一下我家里的事。后来他休假回家之后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
我去问他，他就说要跟我分手，我问他分手的原因是什么？他找了很多在我看来不是理由的理由，最后，他说了三个词：家庭、环境，还有一个词我有点记不清了。
当我看到这三个词的时候，眼泪唰就下来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我的家庭特殊，但我这个人不特殊，我一样是正常人，我可以做到比你们优秀，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你对我的看法。
但是我的家庭我选择不了，我的妈妈我也选择不了。如果对方在意的是这些，那我确实没办法，无力回天。我本来毕业的时候还是挺自信的，结果被这三个词打击到了，第二天连穿什么样的衣服都不知道了。
婷婷刚上大学时，妈妈单元的员工就找到了婷婷姥爷，让婷婷家把妈妈登记为「失踪人口」，按照规定，可以在妈妈下落不明的4年里，继续发放妈妈的补助金，补助停发时，婷婷正好读完4年大学。大学毕业后，婷婷去了北京，进入了自己热爱的家具设计行业工作。2017年，婷婷姥爷离世，从那之后，婷婷就不再回老家了。独自北漂了快10年后，婷婷成为了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成年人，也逐渐能坦然面对往事。
前两年，婷婷觉得工作累了，她决定辞职休息，去了西藏拉萨旅居，在拉萨婷婷认识了现任男友，男友在公安系统工作，听说了婷婷妈妈的往事后，拜托了东北的朋友帮忙，去查了当年那具女尸的情况。2024年，东北那边给婷婷男友回信儿，当年那具卧轨自杀的女尸，身份信息与婷婷妈妈一致。
当时我抱着男朋友就哭，怎么就让他给我查了呢？感觉这件事突然call back了，让我轮回出来了。但这个答案也让我很踏实，比起我看到的在大街上捡垃圾吃、衣不蔽体、被别人打的精神病人，比那样要好。
长大了之后，我理解了姥姥为什么要把妈妈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孩子是病了也好，怎么了也好，她都不嫌弃她，就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陪在孩子身边。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姥姥心里惦记的只有我妈妈，她也不惦记我，就想知道她这个大女儿在哪？是活还是死？她心里有郁结，走得并不安宁。
我有一张妈妈的黑白照片，那是一张半截的照片，另一半不知道是谁。那张照片拍下了她二十多岁的样子，能看到她是那么漂亮，眼睛那么清澈。她应该拥有更美好的人生体验，但她一直在失控的人生里挣扎，这让我觉得很可惜。
爱哲按：
2022年发表于《中国全科医学》的一项覆盖东中西部三座城市共1001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的调查显示：
40.28%的照护者处于未就业状态
50.75%的家庭未获得任何形式的补助
25.28%的家庭月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
不仅有经济上的压力，面对患者突发暴力行为的持续恐惧和患者自杀风险的长期警觉，常常让像婷婷和姥姥这样的家庭照护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更不必说社会剥夺感和病耻感等负面情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亲职化」的现象，就是未成年子女早早地承担起了父母本该承担的照顾家庭的责任。有研究指出，当亲职化的程度超出孩子年龄的承载能力，且缺乏外部支撑时，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
目前，国内缺乏专门针对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的系统性支持政策。学校层面、社区层面的专项干预几乎空白。他们被夹在父母的疾病和社会的污名之间，是制度视野中最容易消失的人。
这些，都有待于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参考资料：
基于队列数据探索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死亡的影响因素：一项来自中国西部170006例样本的实证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2023。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照护者社会支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全科医学》，2022，第25卷第4期。
贾培钰、米家文，《亲职化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中国心理学前沿》，2023；Spark and Boszormenyi-Nagy，1973，经上文综述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