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看理想编辑部
要列举过去20年的现象级国产剧，《蜗居》必定是其中之一。
这部剧于2009年首播，飞速打破收视纪录后，引发了大量关于房奴、蚁族、贪腐、小三等等话题的讨论。
近几年，《蜗居》又在短视频平台翻红，相关话题有上百亿播放量，解读视频动辄点赞破万，还有博主靠着反刍《蜗居》，涨粉几十万。
不太寻常的是，大部分翻红的老剧，如《甄嬛传》《潜伏》等，都质量上乘，口碑过硬。《蜗居》却有着很明显的缺点，豆瓣评分8.2，常见的差评是内容杂糅、价值观混乱，或对具体角色的攻击。
一部充满瑕疵的作品，如何跨越时间，激起一代又一代观众的讨论欲？要理解《蜗居》的火爆，不能回避《蜗居》的缺陷。
01.
欲望怪圈
《蜗居》能翻红，离不开对欲望的极致刻画。利欲、性欲、贪欲……众人密密麻麻的欲望组成一条衔尾蛇，环环相扣，每个人都在渴望自己够不到的生活。
海藻和海萍是一对姐妹，妹妹海藻毕业没多久，图清闲，最大梦想是找个上二休五，月薪过万的工作。
海萍更现实，也更有闯劲。她和丈夫苏淳都是复旦毕业的高材生，想有头有脸地在大城市扎根。对大城市的向往浓缩成一套80万的房子，月薪3000的夫妻俩不仅自己节衣缩食，还得掏空父母家底。
两姐妹能想到的，最美好的生活，就是那些住在大房子里的富太太，嫁个有本事的老公，清闲度日，吃穿不愁。
姜淼淼无疑是姐妹俩最羡慕的那类富太太。她丈夫是市长秘书宋思明，不缺钱权。她自己都说：“该得到的我都得到了。爱我的丈夫，可人的女儿，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女人到我这个年纪，活得这么舒畅的，不多。”
但是镜头拉近，精明如姜淼淼，也要面对婚姻中的一地鸡毛。她年轻时任劳任怨，凭娘家的关系托举宋思明。人到中年，彻底活成了丈夫的依附，甚至整部剧都没人提起她原本的名字，只会喊她“宋太太”。
丈夫却不领情，男人的出轨和功成名就同步推进。更让人寒心的是，宋思明压根不遮掩自己的出轨，因为算准了，糟糠之妻只能忍耐。
宋思明是站在《蜗居》生态位顶端的那个人，手握特权，呼风唤雨。能砸死普通小老百姓的巨石，到他手里，都变成轻飘飘的棉花。
饶是宋思明，也逃不出欲望的深渊。在编剧六六的解读中，宋思明年轻时靠妻子起家，“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任何权力可支配。当他各方面条件到达顶峰时，需要一个出口，这个出口是他的财富和权力能支配的”。
女性是一种处境，年轻时，宋思明是婚姻里的“女人”，委曲求全。后来他变回男人，贪污腐败包养第三者，但逃不开法律的制裁。
被纪委盯上后，宋思明终于后悔所做的一切，他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会带着你们过另一种生活，不要太多的钱，每天去菜场斤斤计较……也许，这才是一种幸福的生活，而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
讽刺的是，这样的“平平淡淡才是真”，恰好是海萍和苏淳的人生。真正身处其中时，海萍和苏淳很少幸福，常常拮据，总是为一根菜、一支烟吵到险些离婚。
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曾说过，“欲望是无法满足的”。因为欲望不是朝向自身的需求，而是朝向外界，朝向他人。这些欲望不可能回到自身被满足，只能被不断延伸。欲望对象本身永远空缺，只能环绕这个空缺，追求周边的满足和愉悦。
这山望着那山高，尤其在《蜗居》故事发生的经济上行期，向上的欲望没有止歇，只会变本加厉地膨胀，连带着让整个社会陷入迷茫。
社会学家严飞指出，社会高速发展和上升的时期，很容易走入社会失范的状态。旧规范没有完全褪去，新规范来不及发挥效力，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的统一标准。再叠加不断扩张的欲望，最终“人们常常处于摇摆不定的自相矛盾状态之中”。
社会失范具像化到《蜗居》中，就是海萍从小被教育要脚踏实地，结果毕业后才知道，农村出身的孩子，多拼命都买不起上海一套房。报纸上，别墅豪宅平地起，她下班回家，却不敢在泡面里加蛋。
欲望和现实之间的张力带来行动上的混沌。海藻禁受不住诱惑，半推半就，瞒着男友小贝，成为宋思明的情人，最终沦为“职业情妇”，想靠怀孕上位。海萍明知妹妹的堕落，却困于窘迫现实，一次次接受来自宋思明的帮助，对海藻的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2.
浪漫化的权力
在《蜗居》中，众人的欲望最核心的投射对象，是房子，也是权力。剧中人被权力诱惑，剧外大批观众为宋思明折服，放言“没有哪个女孩能扛住宋思明”。
演员文章在剧中饰演海藻的男朋友小贝，被宋思明横刀夺爱。但连他都说过：“要是我换成海藻，我也选择宋思明……是男是女都喜欢宋思明，女的想找到宋思明，男的想变成宋思明。”
这份趋之若鹜，部分来源于创作者对权力的美化。编剧六六多次在采访中，笃定宋思明和海藻的关系“是一种交换”，是“特权阶级对感情的掠夺”，只不过“披上了爱情的外衣”。但是，当六六解读观众的追捧时，又不自觉地承认，“女性观众的感情我可以理解，女性是慕强的”。
原则上否定权力，事实上仰慕权力，最终结果就是，剧中不乏反对攀附权贵的大道理，但大多是通过画外音或台词的方式展现。具体到海藻与宋思明的相处细节，创作者就开始添加玫瑰色滤镜。
宋思明年逾四十，位高权重，身边美女环绕，却偏偏只对海藻一人动心，爱到无法自拔，深夜驱车到海藻陪客户的KTV对面，只为见她一面。他会满足海藻提出的一切要求，没有任何怨言。就算两人分开期间，宋思明依然愿意在海藻根本不知情的时候，动用关系帮助海藻。
现实主义题材的剧集中，突兀地插入一个晋江式霸道总裁。权力与美色的交易被包装成爱情。因为一切都是上位者主动给予的，所以这类关系中常见的讨好、隐忍、服从、依附通通消失不见。
在宋思明和海藻的相处中，有着权力控制的因素，却常常一闪而过，点到为止。比如宋思明最早心动，只是因为海藻酷似他年轻时暗恋的校园女神，但海藻得知这个消息后，心如止水，连被比较的感受都没有。
海藻不追问，是因为一旦问出口，就会动摇这段关系中“爱情”的根基，戳破泡沫。
在权力叙事的框架里，向上是唯一的选择，阶级壁垒又如同天堑，于是海藻除了爱上宋思明外，别无他途。创作者给海萍海藻姐妹提供的其他选择，本质上都是死胡同。
网文研究者薛静指出，霸总文学的真相是，“在权力秩序中，女性所渴望的目标并不是男性，而是男性所象征的权力彼者。但是，这种渴望与追求必须诉诸某个对象，让这条意义链能够结成，于是，男性才作为女性欲望的中间物出现。”
海藻爱的不是宋思明，而是宋思明所代表的权力。更进一步，《蜗居》借海藻和宋思明的关系，浪漫化与这段关系绑定的权力秩序。
剧集结尾，海藻成为“职业情妇”，半只脚跨入传统家庭关系。她试着洗手作羹汤，在空旷的别墅中等待宋思明的临幸。爱情退场，权力关系放大，这本是撕破双方温情假面的关键契机，故事却在这里戛然而止。宋思明贪腐被查，自杀身亡，宋太将怀孕的海藻打到流产。
男性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生命，而对一个“不守规矩”的女性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让她失去子宫，无法生育。
直到最后一刻，这段高官与第三者的生离死别都是被浪漫化的，因为权力丧失了，但爱情没有。
正如学者李佩菊所说：“《蜗居》虽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其视点却更多地从男权意识形态出发，维护的是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和性别观……呈现出一种对男权欲拒还迎、在利用与依赖之间暖昧不清的性别话语。”
03.
割裂的叙事
《蜗居》创作的另一重割裂，体现在编剧和导演的分歧中。导演滕华涛最初看到《蜗居》小说后，找不到出发点，迟迟无法开拍，“为什么我要拍一个小三和贪官的爱情故事”？
后来，滕华涛决定加强海萍的占比，讲述普通人在大都市的奋斗，“可以有奋斗的艰辛、迷惘、痛苦，甚至是神经质的发作，但是从来没丢掉过自己的原则”。
编剧要讲婚姻的失守、特权的任性，导演要聊原则的坚守、奋斗的意义，创作者内在的割裂，决定了《蜗居》对权力的叙事左右横跳。
观众一会儿看到海萍白手起家，一会儿又发现海萍度过每个难关，都必须仰仗宋思明的垂青。就连苏淳入狱，好人蒙冤时，主创也没有借此理清权力和正义的关系，而是把这个桥段视作又一次权力秀肌肉的舞台，最终宋思明出手，苏淳出狱。
创作者想让观众相信向善的价值观，但屡屡用最不正义的方式伸张正义。创作者想讲述奋斗的意义，但又不相信努力真的能改变命运。最终，全剧两个拥有房子的家庭，海萍一家靠宋思明搬入新房；另一家则是做钉子户，赔上一条人命，才换来一套精装修的好房子。
《蜗居》一直没有捋顺几个问题：抗风险能力极低的普通人，遇到沟沟坎坎，能否不借助灰色手段迈过去？勤恳的老百姓，除了向权力低头，有没有别的办法搭上时代的顺风车？
对此，主创的答案是含混的，甚至自相矛盾，所以剧情也常常左右互搏。
但这样明显的缺点，恰巧也是《蜗居》翻红的原因之一。《蜗居》的割裂，刚好映照出我们所处时代的割裂。
《蜗居》播出同年，学者廉思提出“蚁族”这一概念，指代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年轻人，毕业后却薪水微薄，只能住在大城市边缘的城乡结合部聚居村。
海萍就是蚁族的化身，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愿意打拼，信奉努力的意义，却被时代列车甩在身后。支撑海萍们忍耐现实的，是一种名为“向上”的梦想。
海萍曾经劝说海藻留在大城市，因为这里有电视塔、歌剧院、麦当劳、伊势丹……有无穷无尽的活力和改变命运的可能。然而，当海萍为了留在大城市成为“房奴”后，她却根本没有时间和金钱享受城市专属的种种便利。
学者刘建新曾言：“‘城市神话’欺骗了在城市中生活的和想在城市中生活的所有人。对于那些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小城市走向大城市的人来说，脑子中充满的就是这种‘城市想象’，他们渴望有一种城市人的身份，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
怀揣着阶级跃迁的梦，蚁族来到大城市，却发现就算经济蓬勃发展，依然有人赶不上时代的高速列车，在城市寸步难行。
当年的向往延续到今天，许多事都已悄然改变。廉思曾分析“蚁族”诞生的结构性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在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况下，出现了知识型劳动力的过盛。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如果说当年的蚁族，是随增长诞生的副产品，只有一小部分人需要支付代价，那时至今日，蚁族的处境早已变成无数年轻人共同经历的生活。
04.
围城
17年前《蜗居》播出，无数观众在贴吧掀起骂战，辩论“海藻该不该当第三者”。
但到了今天，互联网上相关的讨论，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平静。没人再反对海藻的选择，反而涌现出曲曲大女人、ayawawa等大批博主和拥趸，竞相研究怎么成为海藻。
这固然是因为理性算计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失权以无法抵挡的方式向年轻人袭来，原有的上升渠道收窄，就必然会有更多人拐向歪路。
过去，人们争论哪条道路能通往成功，生怕慢人一步，就抓不住逆天改命的机遇。就像廉思访谈城市新移民时，有人自信满满地说：“虽然还没有成功，但在成功的路上——即便这路有可能没头儿。”
如今，一切尘埃落定，跑得再快也追不上已经开走的列车，于是人群归于麻木。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认为，“大家的平静是社会不平等结构固化的结果，年轻人已经习得并内化了现有的结构，甚至可能从心底认为，自己不可能改变。年轻人未必认同现有结构，但连改变的意识都没有了，足以证明这个结构的稳固。”
庞大的结构无法撼动，向上的幻梦撞上板结的现实，轰然破碎。此时重看《蜗居》，观众是在共情剧中人的挣扎，也是在回味那个冉冉升起的梦。
但问题在于，《蜗居》就和那个横冲直撞的时代一样，太迷信上升的意义，却没有质疑过：是不是只有出人头地、灯红酒绿、有房有车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
剧中有一句传播甚广的台词，出自宋思明之口：“原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褴褛衣衫。国际大都市就像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把焦点放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所看到的，就是华美壮丽绚烂澎湃。对于光线照不到的角落，即便里面有灰尘，甚至有死耗子，谁会注意呢？”
宋思明们可以不在乎角落里的灰尘，但灰尘本身不能不在乎。
现在回看，从创作者到剧情再到观众，《蜗居》内外共同构筑成了一座巨大的围城。无数人被这座围城诱惑，前赴后继，却忽略了，大多数人只会成为城市的地基。
17年后，围城金碧辉煌的外壳逐渐褪色，城内城外的人也终于开始重新思考：是该继续拼命向上爬，还是干脆转身，走出这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