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美职联赛的球迷们或许对二〇二五年五月圣何塞地震队vs迈阿密国际队的那场比赛记忆犹新：看台上一片粉红色的浪潮，阿根廷国旗在看台西北角连成十米长的色块，支持梅西的人简直把圣何塞变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然而，作者置身其中，更真切感受到的不仅是竞技体育的热情，更是圣何塞死忠团球迷们对梅西和迈阿密队肆无忌惮的喧嚷、嘲笑、敌意背后美国社会的深层撕裂。与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以体育运动表征英格兰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不同，在他的观察中，当代体育运动场上场下的对垒，映射出的是美国经济竞争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极端化。
本文原载于《读书》杂志2026年7期新刊，授权虎嗅转载，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郑少雄，原文标题：《〈读书〉首发 | 郑少雄：梅西遇上圣何塞》，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去现场看球王梅西一直是儿子在美国期间的最大心愿。鉴于住在戴城，我们早早预订了二〇二五年五月同处北加州的圣何塞地震队对阵梅西所属的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门票。虽然是梅西的客场，但没有关系，梅西肯定能享受全美主场待遇。按照二〇二六年初“福克斯体育”的报道，足球已经替代曾经的国球棒球，跻身美国最受欢迎体育运动三甲，这一切都得归功于“梅西效应”！
为了近距离目睹梅西的进球，我们特意买了南助威者看台的球票，这是三年前才加建的看台，直接伸进场地内，与球门近在咫尺，全程都是站票。进场之后我们才吃惊地意识到，从场内一直延伸至山顶，正是大名鼎鼎的球迷组织“圣何塞死忠团”（SJ 1906 Ultras）的大本营，他们全员身着蓝黑色队服，像是兀立在粉色海洋中（其他区域几乎全都是穿着粉色梅西队服的粉丝）的一座孤独的火山，剧烈地喷涌着对梅西的敌意。
一对穿着梅西队服的情侣被保安勒令脱衣或离开助威者看台。在几名赤膊汉子的指挥下，整个看台自始至终都旌旗翻飞、鼓号齐鸣、战歌震天、啤酒四溅，梅西的每次触球都带来嘘声，极为罕见的鱼跃甩头引发刺耳嘲笑，仅有的一次任意球射门被疯狂鼓噪。
在这样的氛围下，梅西也越踢越急躁，虽然双方打成了3：3，但是梅西没有收获进球和助攻。最能表明梅西急躁甚至气急败坏的是，他对最后阶段的判罚极为不满，比赛结束后还追着裁判理论，吃到了一张黄牌，但梅西依旧不依不饶，若不是被主队教练劝离，他几乎当场被追加红牌。
网络上对梅西“仗势欺人”的行径也多有诟病，其中被点赞最多的是“这是我们的领地，不是博物馆”，“这里是圣何塞，不是迈阿密”——这句话偶尔还有后缀“更不是巴塞罗那”，来美之前梅西是那座西班牙城市绝对的国王。
只有了解相关背景，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两句话隐含的深意。
博物馆所影射的是“梅西热”（Messi-mania）。上一个周末，蒙特利尔把对阵迈阿密的主场搬迁到举办过一九七六年夏季奥运会的体育场，观众人数超过五万；再早一个月，哥伦布机员对阵迈阿密的主场更是被迁到了两小时车程外的克利夫兰，上座人数超过六万。
因为梅西的光临，二〇二五赛季至少七个城市的上座人数打破历史峰值，达到了职业橄榄球联赛的水准。更换球场是为了满足像我们这样的游客球迷或临时起意又临阵倒戈的本地梅西粉丝的需求，让人宛如置身喧闹肤浅的博物馆——甚至也被戏称为“巡回马戏团”。这使得本地球队的死忠球迷不但丧失了主场优势，甚至连物理意义上的主场也丢失了。
据说圣何塞地震本来也有转场的念头，湾区大球场星罗棋布，根本无需跑两小时那么远，就可增收千万美元之巨，但出于种种原因，至少包括顾忌到死忠团的冒死兵谏——历史上曾有数次先例——比赛最终留在仅有一万八千个座位的贝宝公园球场。赛前死忠团在官网上劝喻可能倒戈的本地球迷，“我们来这里支持地震队，不是来跟对手自拍的。这是我们的领地，不是博物馆”。
死忠团在人数上虽然不及粉丝十之一二，但至少可以盘踞在熟悉的看台上，以猛虎下山之势，对全球宠儿施以最高敌意和威压。事实上，圣何塞球迷也并非不熟悉转场的情景，至少从二〇一二年起对阵洛杉矶银河的比赛绝大部分转到斯坦福球场，二〇二三年起对阵洛杉矶FC改到李维斯球场（二〇二六年“超级碗”举办地），两者平均进场人数都远超四万。
但这里转场的意味完全不同：与银河队的比赛是美职联认证的“加州德比”（Cali Clásico），与洛杉矶FC之间同样带有南北加州文化对抗的意味，甚至偶尔也被称为“第二德比”。德比本身蕴含的宿敌对抗感、本地社群团结感使得增加的人数几乎绝大部分是本地球迷（除了贝克汉姆光临以外），这样的主场搬迁，没有带来博物馆式的屈辱，反而是对本地预备役球迷的总动员、大检阅。
换言之，面对梅西领衔的迈阿密时拒绝搬迁，面对洛杉矶双雄时搬迁成为惯例，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一场更短兵相接或更盛大的血腥械斗。
洛杉矶是圣何塞的加州近仇，迈阿密则是其东岸远敌。在成为“硅谷之都”前的一个世纪里，圣何塞凭借其肥沃的土地成为加州农业中心及世界上最大的水果罐头生产基地，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南美和东南欧的农业工人，“二战”结束后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军工、电子和仓储等行业崛起，又增加了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一九七四年，“秉持蓝领职业伦理，致力回馈所属社区”的地震俱乐部横空出世，成为工人凝聚其阶级和地方认同的载体。
经历了北美足球联赛（NASL）破产倒闭，地震俱乐部也于一九八八年停止运营，直到一九九六年才在美职联（MLS）首个赛季重现江湖，成为创始成员之一。在联赛主赞助商耐克的支配下，球队一度被迫以“撞击”为名，直到二〇〇〇年才艰难回归本源。
千禧的头几年，尽管处于战绩巅峰，但出于对球场条件和当地球市的不满，资方打算把俱乐部永久迁往得州休斯敦。二〇〇三年在两位罗马尼亚裔球迷的组织下，硬核球迷组织“一九〇六死忠团”诞生。“一九〇六”来自著名的旧金山-圣何塞地震发生的年份，隐含劫后重生之意。
死忠团的基本盘是工人、中下中产阶级，模仿欧洲和南美极端球迷组织，反对现代足球的过分商业化，追求面向社区和劳动者、带有独立和反叛气质的草根主义足球激情。死忠团成立后投入反对俱乐部外迁的行动但告失败，球队全班人马于二〇〇五年底远走他乡，但地震队的名称、徽记和历史战绩却留了下来。
死忠团没有解散，而是像地下抵抗组织般继续在圣何塞展开各种倡议、游说和抗争，终于迫使美职联和地方市政于二〇〇八年正式重建球队。这一独特的历程，焊死了地震队与死忠团的悲情共生关系。
地震队从未招揽过世界大牌球员，与此相反，洛杉矶双雄都不能摆脱与好莱坞相似的资本、明星、品牌及曝光等关键词的侵袭，其相继引入贝克汉姆、伊布与孙兴慜等媒体热捧的欧洲联赛巨星就是明证。二〇〇七年贝克汉姆第一次率队君临圣何塞，对阵哥伦布机员队，悲愤的圣何塞球迷打出了“始于一九七四”“球队不死”等横幅，以此声张地震队的历史权力和现实处境，“贝克汉姆来了，而我们的球队在哪里？”的屈辱感使得现场嘘声震天。嘘声帮助北方争夺关于加州的叙事权力。
迈阿密国际之所以成为地震队的远敌，是因为迈阿密俨然已经是洛杉矶2.0——不管指的是俱乐部还是城市。贝克汉姆加盟银河时，除了获得巨额薪酬外，还附加了一项美职联批准的特权——史称“贝克汉姆条款”——即他退役后可以用极低的投入组建一个新俱乐部，这就是二〇二〇年才正式参赛的迈阿密国际。
之所以选中迈阿密，是因为得益于所谓“自由州”的轻监管、低税收政策，新世纪以来迈阿密已成为美国重要的金融资本中心、加密货币之都、跨国公司面向拉美的门户，此外还是头部旅游城市及政要、富豪和明星云集的浮华之城。
贝克汉姆联手本地豪强马斯家族和全球私募巨头艾瑞斯，并把梅西——自然也得到了包含多项特权的“梅西条款”——带到了迈阿密，复制了比自己当年更为盛大的资本、媒体、消费和足球文化狂欢。迈阿密国际不是一个普通的足球俱乐部，它是被特许的金融机构，是声望、权力与财富的三位一体，是从乌有虚空之中自上而下长出的艳丽的簕杜鹃（迈阿密郡花）；相比之下，圣何塞地震及死忠团则是自下而上燃起、经过艰难抗争才得以保存的古老足球火种，更是本地社区的坚定捍卫者。
当然，这里的社区概念相当富有弹性，就像俱乐部官网所描述的：“亲爱的圣何塞地震社区，我们团结在一起。球迷、湾区居民、美国人，以及全人类。”它就像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非洲努尔人的裂变分支体系一样，层层解体或联合，以与不同层级或距离的敌人——洛杉矶、迈阿密、巴塞罗那乃至未来的宇宙球队（如果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成功的话）——对抗。
可见体育就是展示或至少是表演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载体。城市或俱乐部之间如是，个体之间亦如是。二〇二三年，扎克伯格麾下的“脆丝”即将上线挑战马斯克旗下“推特”的江湖地位，两人在网络上的口水战如烈火烹油，最后约定亲自下场通过笼中格斗来分胜负，并且已经由“终极格斗冠军赛”（UFC）总裁出面张罗，甚至一度打算从拉斯维加斯移师罗马斗兽场，但最终因为马斯克的退却而胎死腹中。
扎克伯格虽然不如马斯克魁梧，但曾经接受过专业柔术训练，人们多数认为后者将大出洋相。联想到后来马斯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前后的过火表现，加州人民除了借机砸特斯拉来泄愤外，大概也只能通过在俱乐部比赛中不断提高的分贝来纾解了。
经济竞争诉诸体育对决，并不是崭新现象，一百多年前韦伯就已经发现美国经济带有体育的特征。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写道：“营利追求最为自由解放之处，如美国，业已褪除此种一贯追求的宗教-伦理意涵，如今倾向于和纯粹竞赛的激情相连接，甚至往往使营利带上运动比赛的性格。”
换言之，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美国现代社会的根基似乎已经不是禁欲式冲动而是纯粹的世俗激情，不是宗教而是体育运动，我们不妨模仿埃利亚斯的“体育化”概念，将美国现代经济特征称为“资本主义的体育化”（sportization of capitalism）。
为什么美国资本主义走向了体育化？按照韦伯的脉络，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缺乏贵族传统。在欧洲，阶级地位由出身和荣誉决定；而在美国，阶级是由后天努力决定的。这个观察完全正确，由于对先赋等级的天然否定，加上其广袤的边疆和拓荒的历程，美国人的评价标准是完全平等的，即某个人的一生战胜和赢得了什么。
另一方面是宗教退潮后的真空。当清教徒的宗教外壳碎裂后，世俗化的美国人那种强大的“禁欲式冲动”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为对物质积累的极限追求。这两者在形式上都最接近于现代竞技体育。体育史家古特曼遵循韦伯的路径，指出现代体育不同于原始、古代及中世纪体育，具备了世俗主义、平等的竞争机会和条件、理性化（其中包含他早期单列的角色专门化、科层化，尤其是量化等三项），以及追求记录等四大特征。
从这些归纳来看，美国现代体育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完全同频共振。所有人——不仅仅是运动员或运动队——不但要赢，而且要破纪录：圣何塞死忠团并不稀罕此曲只应天上有的梅西球技，他们的唯一目标是击败对手；马斯克的财富远超物质享受的层次，也清楚“金钱买不到幸福”（他自己在X上的发言），但他不但要赢扎克伯格，更要追求财富极限，把所有同侪远远抛到看不见的身后。
阿伦·古特曼《从仪式到记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中译本封面（来源：douban.com）
不仅仅是表达经济竞争，事实上，在圣何塞与迈阿密之争中我们已经隐约意识到，体育更是展示或表演美国政治对立乃至近些年来意识形态极端化的舞台，我们且继续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体育化”（sportization of ideology）。
尽管迈阿密与圣何塞——以及各自背后的佛罗里达州和加州——都是拉丁裔移民重镇，但两者大相径庭。前者移民主要是冷战开始以后的古巴、委内瑞拉等国的逃亡者，特殊的生命经历使得他们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右倾民粹化趋势，在二〇二二年中期选举中，德桑蒂斯以绝对优势连任佛州州长，标志着佛州从传统的摇摆州正式转型为共和党堡垒，代表强硬的保守主义。加州移民则以早期墨西哥和其他拉丁裔为主，持温和的左翼多元化立场，一直以来加州都是民主党的铁票仓，是激进的进步主义阵营。
二〇二三年底，德桑蒂斯和加州州长纽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进行的“红蓝州大辩论”，言辞之激烈，立场之对立，几乎被称为“国家分裂的缩影”。在这样的氛围下，迈阿密与圣何塞之战更是直接沾染上了意识形态口水。比赛当日，佛州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贝宝公园球场附近的蓝色帐篷流浪者营地照片，配文内容如“欢迎来到纽森的乌托邦。一票五百，但不要望过街哦”等；而圣何塞球迷的回帖包括“我们宁愿要杂乱的街道，也不要书籍被禁。
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自由讨论无家可归问题，不必担心被州政府审查。佛罗里达的图书馆清理得怎么样了”。贝宝公园周边的流浪者聚集地是北加州的长期痛点，此时成为佛州球迷支持自家州长所攻击的“加州社会治理崩溃”的论据，而加州球迷也紧随州长的论调，继续痛击佛州近年通过的《家长在教育中的权利法案》，该法案严格限制学校里的性取向和性别身份讨论及实践，强化家长权利，后导致公立学校图书馆大量图书因为遭遇投诉而下架。
这一法案是佛州作为“保守主义治理样板”的象征，德桑蒂斯视之为打击“觉醒文化”和激进进步主义的核心战绩，而众所周知加州是这两者的高地。球迷交锋几乎是“红蓝州大辩论”的复制粘贴。
2012年、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各选区结果统计图。红色：共和党四次大选全部胜出；浅红：共和党胜三次；紫色：两党各胜两次；浅蓝：民主党胜三次；蓝色：民主党四次大选全部胜出。其中，加州为稳定蓝州，佛罗里达属红州（来源：wikimedia.org）
既然佛州球迷可以远道而来圣何塞，有朝一日地震球迷也会造访迈阿密——事实上随队出征恰是死忠团深以为傲的传统——并抓到更多佛州“自由之州不自由”的铁证，这一切都得益于团队体育中至为典范的主场/客场设置。与现代体育的发源地英格兰乃至欧洲大陆的纯联赛性质不同，美国人还在主客场之上叠加了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常规赛/季后赛设置。
主客场绝对均衡。美职联分为东西部联盟；美职篮（NBA）在东西部联盟下又各设赛区；美职棒（MLB）及职业橄榄球联盟（NFL）则各自分为“美联”和“国联”，其下再分设赛区。越小范围内的对手交锋机会越多，范围越大交锋越少，但主、客场数量必定相等。非职业的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篮球一级联赛（NCAA D1），数百支球队来自数十个联盟，第一阶段也是主客场均衡的单循环或双循环。
主客场设置使得美国球迷周期性地陷入了清代中国闽粤台地区的械斗现场：相似的“纠众、敛钱和约期”。与叛乱、起义、盗寇等相比，械斗并非最惨烈的暴力形式，但按照弗里德曼的看法，与其说械斗是宗族或村落团结的目的，毋宁说械斗是实现团结的工具，因此械斗必须仪式化地表演最极端的敌对意识。
同理，在主客场制中，客队及球迷的每次到访周期性地激发“我们圣何塞地震宗族”（社媒上经常使用clan一词）的身份政治；主场馆作为神圣领土——类似于水源、土地、坟山、宗祠——面临入侵和亵渎，必须誓死捍卫，此时我们更能理解不肯轻易搬迁场馆的缘由了；相应地，每一次客场失败必定激发“回去复仇”的意识，通过长时间的循环约期，敌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
我们在戴大的协调人之一施格勒先生曾是中下游球队萨大男篮的小前锋，他记得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赛季的客场战绩是惨不忍睹的1胜14负，但回到主场却硬生生抢到了7胜，“回到我们自己的部落”（tribe是另一个社媒常用词）时的地缘主权优势使得声势、技能和敌意都提升到了全新的层次。
季后赛更是常规赛基础上的进一步戏剧化，与从两年一次的中期选举到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中期选举从各州初选到普选，总统大选从党内初选到普选的进阶模式几乎如出一辙。季后赛阶段，虽然有些联盟如美职篮实行多场制，但美职联、职业橄榄球，尤其是大体协则是残酷的单场淘汰制了。
大体协一级联赛的季后赛正是美国社会最脍炙人口的所谓“三月疯”（March Madness），六十四支脱颖而出的球队云集在不同城市，在没有任何容错空间的极限状态下捉对厮杀，胜利者踩着敌人的尸首一步步登上总冠军领奖台。场外更能体现疯狂气氛，据说每年都有近亿美国人热衷于填写“三月疯”对阵预测表，二〇一四年巴菲特更是曾拍出十亿美元悬赏“完美预测表”。
类似地，每次也有至少数千万选民参与对中期选举和总统大选的预测及投注。在海量统计数据——古特曼所说的作为理性化最重要标志的“量化”——的支撑下，产生了数字占卜、全民算命的神秘氛围。可以说不仅是名称，甚至连阵头、占卜、向中心圣地进发等特征，“三月疯（体育）”都与笔者曾经观察过的风靡台湾地区的“三月疯妈祖”民间迎神赛会惊人地相似，在这个意义上，体育简直可以说就是美国的“世俗宗教、民间宗教”。
这一宗教是图腾制的，与我们熟悉的驴象之争同构。前文提到过助威者看台被驱逐的那对穿梅西队服的情侣，新近发生的另一个例子更能精准地表明体育服装的图腾意义。网球运动员凯斯和佩古拉是好朋友，她们将在二〇二六年澳网第四轮对阵，两人约定谁输了就要公开“受辱”。
凯斯是职业橄榄球堪萨斯酋长队的死忠，她的要约是让对手穿上酋长队服，而众所周知佩古拉的父亲是其宿敌布法罗比尔队的老板。最后佩古拉击败卫冕冠军凯斯，她表示“今天我打球动力十足，就是为了不穿那件球衣”。这一场闺密之约在社交媒体上也被戏谑成“进步的东北部蓝州”纽约与“保守的中西部红州”密苏里之间的对决，穿上对方的图腾似乎就意味着臣服于其经济、政治和文化进程。
结构主义赛制是美国体育的灵魂。准确地说，美国体育是以主场/客场空间二分、常规赛/季后赛时间二分为框架的图腾制宗教，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美国当代经济及政治体育化的基本形式。韦伯和古特曼费尽心思论证的美国社会及体育的现代化、理性化，终于又掉头回到了更为“初级”的宗教。
《追寻兴奋：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中译本封面（来源：douban.com）
埃利亚斯所提出的“消遣/休闲/游戏的‘体育运动化’”概念是字面意义上的，表示前者转变成了体育运动，我的借鉴是比喻意义上的，表示美国当代经济竞争和政治对立都出现了体育化的特征；埃利亚斯借助体育化概念旨在说明英国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即冲突与暴力被约束在共同议定的规则之内，因此可以说体育是消解暴力的安全阀，而我借助体育化概念则试图指出美国社会近些年来的反文明化进程，即资本主义竞争和意识形态对立反而吸收了体育的敌对性和攻击性，呈现出越发暴力化和情感极化的趋势。
我们抵达戴城后约半个月，特朗普总统宣布赢得第二个任期，从那时起美国社会内部撕裂几乎肉眼可见地加深，爱国者和叛徒被拿来标注普通民众，总统自己也毫不犹豫地说他是“为你们的复仇”而来。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但埃利亚斯的核心启发仍然是决定性的，他在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与现代体育的兴起之间建立了坚实的关联，指出体育运动研究应与社会研究相辅相成。
英格兰社会整体的缓和催生了现代体育，早期托克维尔也曾观察到，美国人通过加入各种协会来消除党争，但二十一世纪以来，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这些协会（尤其是体育俱乐部）反而成为加剧党争的象征堡垒。
埃利亚斯认为，在文明化进程中，尽管规则的正式化至关重要，但也端赖于社会大多数人平稳的自我抑制和自我和缓；对暴力的约束，并不是“文明化了的民族”的本性更优越，而是因为良知的形成。但他更意识到文明化进程是可逆的。梅西遇上圣何塞，毫无疑问是美国当下政治、经济乃至普通人的情感和道德急剧逆转的一个隐晦切面，使我们意识到，契约、共识、规则以及民情、伦理、精神这些词语可能会失去它们原有的光晕。
（《追寻兴奋：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英]埃里克·邓宁著，何江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