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叶檀财经 ，作者：锡难老
就在投资者被AI上（下）涨（跌）“恐惧”裹挟的时候，美国生物科技指数XBI默默走出了13个月连阳。
截至6月30日，XBI指数年内涨幅达27%，距离历史最高位仅一步之遥。一场不亚于AI产业的生物医药行业大牛市，悄然破壳。
XBI指数是什么？
据www.etfrc.com网站，XBI主要追踪美股中小生物医药公司，按照市值划分，低于100亿美元的占比在75%，XBI反映的更多是美股中小医药生物企业的景气度。
美国资金非常看好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即便“加息利空”慢慢靠近，也不影响生科指数的表现，甚至有借AI调整崛起的态势。
XBI指数缘何走强？
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大药企面临专利悬崖，并购重组空前。
据东方财富消息，2026年前6个月，美国制药行业并购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已经接近2025年全年水平接近。其中，二季度并购强度达到540亿美元，为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
第二，为了应对中国创新药崛起，美国政策也在不断放开。
最新的例子是6月22日，美国FDA发布的“Operation TrialBlazer”计划。据英为财经消息，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压缩从药物筛选到首次人体试验之间的时间间隔。
FDA表示，未来会采用更符合各阶段特点的开发方式，帮助企业将研发周期缩短6至12个月。在后期开发阶段，药企可凭一项严格且对照良好的关键性试验，取代传统上需要多项关键性研究的要求。
中国创新药差哪了？
并购活跃+政策红利，这些条件中国也具备。
过去一年，我们一直强调，国内创新药持续兑现BD，政府也不断释出扶持创新药的产业政策。但，为何两地市场表现天差地别？
6月22日，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知名医药投资管理公司DeerfieldManagement旗下机构Cure发布了中美创新药比较报告。
该报告是经过产业大量调研反馈之后的结果，颇具权威性。调查显示，在六个评估项目中，中国在临床研发和供应链两项目中占据明显优势，美国则在资本与商业化、人才吸引力、技术转移等方面领先。
双方在科学发现上打成平手。
参与中美产业比较的美国专家库马尔说：中国拥有速度、规模、制造、开发和执行能力。美国在科学质量、人才、技术转移方面更胜一筹。另外，美国有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医疗市场。在医药商业化方面，美国是超级大国，是真正的买家。
在被问及美国创新药如何维持竞争力的时候，81%的受访者表示：恢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以下简称NIH）的职能是当务之急。
巧合的是，饶毅也认为，美国生物技术的领先优势源于NIH。
2025年6月，饶毅接受《自然》杂志专访的时候说：中国在数学、物理和化学等方面的科研经费已经赶上美国，但生物医学还没有，原因在于美国有NIH……未来只有中国没有类似于美国NIH的机构，这方面的创新就会落后于美国。
饶毅补充道，当然，如果老川打定主意削减NIH的经费，那另当别论，中国可能很快赶上甚至超越美国。
如果美国国会不制止，老川会“让中国的生物医学第一次伟大”。
老川两次上台都心心念念要削减NIH等机构的经费，每一次都被国会阻止。2026年1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发布了两党一揽子法案，基本废除了老川的削减计划。
老川用拖延手段膈应NIH。据全球技术地图公众号，今年以来，NIH新研究资助发放量仅为过去六年同期水平的约30%。
NIH，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的灵魂
NIH最早创立于1887年，是美国海军总医院，如今的美国公共健康服务中心，一间不起眼的实验室。最早建立的目的是，借鉴德国模式，为公众健康服务。
此后，齿轮开始转动。
首任负责人JosephJ.Kinyoun对NIH的未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身为内科医生，Kinyoun对细菌学充满热忱，在实验室成立后，Kinyoun便借助蔡司显微镜观察到霍乱弧菌。
1891年，实验室乔迁至华盛顿特区，主要从事水及空气污染的检验，Kinyoun在细菌学上的建树让他如鱼得水。
从1891年到1901年，十年间，实验室只有Kinyoun一名专职人员，在本职工作之余，他还负责给卫生官员们科普细菌学。
据说Kinyoun的工作广受好评，让其在1901年获得“嘉奖”，奖品是：卫生学实验室得到国会35000美元拨款，且身份被政府认定。
时间来到1930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尽管经济不好，但美国国会还是通过了“Ransdell法案”，正式将卫生实验室更名为“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即NIH。
NIH从公众健康部门过渡到医药研发资助主体，主要是在二战时期。
据《科学的艺术与政治》，1940年，面对纳粹的科技威胁，美国顶尖学者向罗斯福请缨，集中各路科研力量用于军事突破。于是，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成立，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随之诞生，而后者是美国政府大规模资助大学科研的开端。
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对科研体系的资助原则是：不盈利，不损失。
为了保障“不营利，不损失”，美国政府不仅支付项目直接成本（科研人员薪酬、实验设备、材料等），还会提供间接成本补偿。
具体安排是，对大学的间接成本补偿为直接成本的50%，对企业的补偿高达100%。
二战后，范尼瓦·布什的巨作《科学：无尽边疆》对美国政府影响深远。美国政府开始成立各种研究所，以加快全领域研发，过程中，NIH以资助和合同形式向政府实验室外的科学家分配资金。
如今的NIH运作模式，基本沿用了《科学：无尽边疆》报告的思想。
NIH每年约80%到85%的预算经费，通过竞争性科研的方式，分配给全美250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30多万名研究人员。其余的约10%，用于NIH的内部研究。
总统每年公布年度预算后，由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审核通过。
审核过程非常漫长，众议院每周三天，每天两次听证会，持续三周之久，直到每个研究所主任都接受听证。听证过程往往充满话题度，成为全民公共健康话题论坛。
从1887年的卫生实验室，到如今，NIH已发展成为拥有27个研究所和中心的庞大科研体系。
如此庞大的体系怎么保证效率呢？
首先，27个研究所和中心专注于各自的领域，特定的疾病，彼此不打架。
其次，美国研究所都有独立的预算和科研议程，以兼顾研究的独立性和民众的健康诉求。
NIH院长办公室也并非传达指令的机构，而是负责协调各研究所的项目与活动，保证资源高效配置。
具体到“钱”上，竞争性评议机制是最关键的。申请经费的项目会经过科学评审中心专家组打分，打分原则基于：重要性、研究者、创新性、研究方法和环境影响五大标准。
专家组打分后，上交各机构的咨询委员会，对项目使命，优先级进行再定义，确保资金用于最符合公共健康需求的方向。最终裁决人为27个研究所的主任。
整个过程高度竞争，据统计2025年NIH的资助成功率仅约13%。
NIH取得了什么成果呢？
在《2010—2019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新药批准研究支出与制药行业研究经费比较》这篇论文中，研究者发现：截至2024年10月，有174名NIH资助的科学家获得了104项诺贝尔奖。
8.4%的NIH资助直接产生专利，另外30%贡献了后来被商业专利引用的研究。
每500亿NIH资金会带来850亿美元直接短期产出，以及1075亿美元至1575亿美元的长期回报。
2010年至2019年FDA批准的356种药物中，有354种（99.4%）获得了NIH的资助。
在创造就业方面，2024年NIH资助的研究支持了全美接近41万个就业岗位。
2026年6月18日，美国医学研究联合组织（UMR）发布专项报告显示，2025年NIH共拨款365.8亿美元，拉动941.5亿美元经济活动，单位美元投入带来2.57倍回报。
尽管NIH功勋显赫，但争议不少。里根和老川政府在赤字膨胀时，都会对NIH的间接成本发出质问。
1964年，美国国会规定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活动间接成本率最高不得超过20%。
但1984年，里根政府时期审计署发布的《确保NIH科研项目间接成本合理增长：一个困难的问题》报告显示，1982年NIH资助项目的间接经费占比已上升至平均30%。大量经费被用于与科研人员个人相关的开支，或者相关的辅助开支，比如请行政助手等。
老川上台后，提出和里根时代一样的问题，并列举了哈佛、耶鲁、约翰霍普金斯三所大学，质疑三所高校坐拥百亿基金之余，还要获取NIH 60%的间接成本补偿。
未来，老川会不会继续拿NIH开刀，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中国来说，建立属于自己的NIH体系，势在必行。
饶毅在接受自然杂志的时候表示：迄今为止，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是关键角色，尤其是新型研发机构，正在或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未来，可能有一两家机构会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但整个生态系统发生改变可能还要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在中国改变生态的时候，美国也静等着中国追上来。
据Cure中美创新药比较报告，72%的研究者表示中国生物医学领域的进步速度超过美国，
85%的人认为美国的领先优势还剩10年，甚至更短。
从原创性来说，这样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
为了阻止中国追赶，2025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新兴生物技术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在未来五年内必须投资至少150亿美元，方能巩固全球领导地位。
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出现或许成了NIH的护身符，让老川不敢太过造次。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而中美之间在生物制药领域的竞争刚刚开始，中国借助产业化和市场优势，才上台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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