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谈炯程
在算法编织的社交网络深处，一个幽灵正在徘徊。
Pick up artist，即PUA，正潜移默化地重塑着当代人对爱的认知。它让爱不再诉诸诗歌的朦胧或承诺的厚重，而是化身为一系列可复制、可优化的技术指标——从聊天话术的“推拉技巧”，到朋友圈精心设计的价值展示，从情绪打压到精神控制……
这并非遥远的亚文化奇观，而是日益弥漫于我们呼吸中的情感尘埃。英国学者瑞秋·奥尼尔的《亲密陷阱：伦敦PUA产业研究》是一部专以PUA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它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PUA产业光鲜的营销外壳，暴露其核心的残酷逻辑：在新自由主义的叙事下，亲密关系已被彻底资本化，它不再照亮彼此的灵魂，而是异化为一场基于符号计算的狩猎，一次对自我与他者的双重物化，一次陈旧的保守主义性别观回光反照式的集中呈现。
在瑞秋看来，简单地妖魔化PUA参与者，不仅于事无补，更模糊了PUA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合谋的本质。对个别职业骗色者的抵制，甚至会成为其绝佳的宣传资料。正因此，她选择了一条艰难的田野之路。透过有时对于一个女性学者来说近乎残酷的民族志，《亲密陷阱》逐渐逼近PUA产业的内在逻辑，窥见其真正的可怕之处。
当亲密关系扭曲为一种中介
或许，没有人比瑞秋更希望她的这本民族志过时，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算法逻辑让PUA的基本姿态化整为零地弥散于网络空间，甚至于操弄人们的潜意识。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PUA与新自由主义的合谋，窥见这一产业并非只是有毒的亚文化，可以被轻松扫进某个犄角旮旯，而是主流文化中隐而未显的症侯凝结而成的脓疮，一日胜过一日地肿胀，要刺破它，必须承受疼痛与难堪。
过去，我们认为PUA只是遥远的背景声，故对其视而不见；当下，我们却将其看作一层紧紧附着于血肉之上的皮肤，潜移默化地左右我们进入亲密关系的方式，几乎难以挣脱。网络空间中任何以男性为目标的情感课程，它们所制造的话语煽动无不深受PUA体系影响。我们必须追问的是，此类言论究竟加固了怎样的价值观，而不能因为PUA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勾连赋予其豁免权。我们要做的，不单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层面检讨PUA，更是以社会学、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寻找其背后更深层的意识形态病灶。
好莱坞电影的娱乐化叙事，往往将PUA浪漫化，图解成风流浪子对未经世事的痴顽童子的改造，如1987年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泡妞专家》、1999年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木兰花》以及2005年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全民情敌》。那些连环骗色师，在电影中充当摩菲斯特式的助手角色，搭讪技术在他们手上如同魔术般绚烂。PUA产业背后潜藏的金钱关系、阶级矛盾、种族冲突、性别歧视等等阴暗面，在此类电影里得到净化。
然而，只身进入PUA产业现场的学者瑞秋，却需要面对一种粗粝而不堪的现实。在她看来，PUA产业可怖之处，就在于其被呈现为一个“中介式亲密关系”的场域，让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侵入到个体生活之中，用后女性主义的论调将新自由主义零和博弈下男性的失权归罪于特定的性别结构。
人们开始以公司经营的逻辑，将亲密生活视为某种可以投资、学习、优化的“项目”。结构性的困境不再被关注，一切成败皆因个人奋斗。新自由主义之下，对“自我”的强调反而成为一种消费话术。现代人的“自我”与“个性”沦落成富丽堂皇的时尚单品，可以按次出售，点缀着各种流苏般的时髦思潮，其本质却是一块匀质的、因沾满丛林法则的油渣而发硬的抹布。快时尚消费品可以是自我；耳钉、鼻钉、唇钉等等装饰物可以是自我；一款奢侈品皮包、一只瑞士名表可以是自我；文雅一些的话，一本小众读物也可以是自我。但唯独对艺术、崇高和永恒的爱，不是自我，而是前现代的落后古板，是格子间或出租屋里的堂吉诃德式的痴念。
成功，被单一地理解为物质上的优渥，而非精神上的自足，这正是滋生PUA的绝佳土壤。当然，PUA所教授的猎艳技巧并非横空出世，使PUA与那些陈腐的指南书区分开来的，是系统化、技术化、市场化此类技巧的方式，是一个精准收割空心化的中产阶级的全新情感市场。
PUA与其背后的性别政治
读《亲密陷阱》时，读者可以在字里行间听到上野千鹤子《厌女》的回声。《厌女》第一章，上野分析了“喜欢女人的男人的厌女症”，她写道，所谓好色之徒“只要对方是女人，无论是谁都能让他们发情，对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性器甚至女人的符号或片断的肢体部位，都会条件反射地自动发生反应。其实，让他们发生反应的，不是女人，而是女性符号”。
通过占有女性，通过对欲望的符号化再生产，男性确证着自己的社会存在。他们总是会将风流韵事与物质上、世俗上的成功挂钩，甚或认为欲望催动着男人迈向顶峰。这似乎是只会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级出现的“奇迹”，参与这一场PUA的人，彻底丧失主体性，被异化成客厅里的一只甲虫，却以为甲虫才是他们的本质。
瑞秋的民族志为上野的观点提供了诸多实证。通读《亲密陷阱》，最令人震惊的即是PUA产业内男性集体的情感漠视。他们猎艳的逻辑，与收藏蝴蝶标本别无二致，只看重女性身上的符号价值，比如特定的职业，如模特、明星、白领；抑或相异的种族特质——伦敦PUA产业主流人群之一的中产阶级白人，总希望在猎艳场内上演某种微型的帝国主义，故其对东欧人、亚裔与黑人有着别样的征服欲，之于本国女性，则因过度文明化而显得乏味、高傲。
对确定无疑的性别特质的强调，构成伦敦PUA产业的意识形态底色。有时瑞秋的受访者们将此种性别想象投射于异域，有时则投射于过往。他们相信“曾经有个黄金时代，它没有争议，性别稳定，男人做男人，女人做女人，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满意得很”。就这群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而言，1960年代至1970年代即是其心中的黄金岁月。
当下，遭到女性主义腐蚀，“被母亲养大的这一代人”却全然失去了男子气概，变得女性化。PUA由是成为传统性别秩序的回光返照，它似乎确信，未被阉割的所谓男子气概仍然能够无往不利；它似乎在召唤一种强硬的、偏执的，有时近乎暴力的卡里斯马式人格，而其最危险之处，在于它随时有可能沦为性犯罪的托辞。
PUA狡猾地承认了女性快感的存在，却将之从解放话语中抽离出来，变成满足男性征服欲的借口。在骗色社群中，流传着一项名为“最后抵抗”，简称LMR的知识实践。LMR声称，“女性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经常在发生性关系前的最后一刻‘象征性地’抵抗”。透过这一话语操弄，女性主体的性同意权被悬置了。
骗色者最初阶段的情感漠视，在日复一日忽视女性主体性的骗色过程中，堕落成刻意的残忍与伤害。虚伪的是，为了保持自我的体面与高道德感，他们往往指责那些被其欺骗的女性，认为她们竟然拜伏在其乏味的PUA技巧之下，这恰恰是此类女性毫无自身主体性的明证。殊不知，他们看不见女性之主体性的原因，恰恰在于PUA的体系本身便抹去了女性主体性的存在，甚至于最基本的身体权也不被他们所谓的“男子气概”承认——因为真正的男性总是征服，从不会煞有介事地寻求同意，而真正的女性永远渴望被征服。
但成为男性、女性之前，他们首先是人，并且要作为人被看见。性别之分并非只是生理上的区分，更多的时候，女性或男性，都是一种社会际遇的总和。
风险社会下爱的失序与重建
2019年，北大女生包丽（化名）之死，让大众第一次不得不直面PUA的存在。彼时，PUA似乎只是藏在阴暗角落里的不可名状之物，被其所吸引的也是一群素质成问题的纨绔子弟与暴发户，他们常常购买PUA导师提供的素材，用简陋的炫富手段包装其流水线般生产的朋友圈。这一阶段，PUA是大门口的陌生人，是可以被摘除、被排异的他者，是某种邪恶的地下力量，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无关。
然而，如今再打开各类社交媒体，绝大多数情感类博主走的依然是本土化后的PUA路线。虽然不像国外版本那样强调卡萨诺瓦式的放荡生活，此类话语的危害却更隐蔽。它总是刻意地迎合泛滥的物质主义与社会达尔文思潮，将亲密关系扭曲为物质层面绝对的零和博弈，把爱情的构建肢解成聊天话术，冠以“高情商”“低情商”之名，贩卖焦虑。
当这类情感指南一遍遍地强调主动权，强调个人魅力，强调浪子般满不在乎的不动声色，强调可以被符号化的高度可视的“自我”，却往往主动遗忘了一种内省、缄默而高贵的精神生活。爱是此类精神生活发生的空间，是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其中，人们透过忘却自我而成为自我，如同两枚齿轮在长久磨合下，熟悉了彼此的每一处曲折。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与伊丽莎白·贝克-盖恩斯海姆在合著的《爱的失序：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中写道：“那些曾被视作牢固且注定的要素正在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必须在与所爱之人共同生活的宏观-微观世界里，寻找并获得曾经由社会分配给各种职业或城市不同区域的功能。”我们需要在这小小的个人世界里，直面现代社会的诸种不确定性，以构造“浪漫爱情、保持情人关系、怡然自得的亲密感、摆脱成人责任与乏味日常的解放、得到罪责的宽恕、在家族历史与未来规划中寻求庇护，还有为人父母的那份自豪与乐趣——还有那些，神秘而彼此难以兼容的种种面向”。
简单地赞颂爱的伟大——此事古往今来已有无数文人骚客做过。《亲密陷阱》与《爱的失序》，虽然一本讲PUA的混沌世界，一本讲个人主义与风险社会之中家庭的处境，却异曲同工地以对理想之爱的赞词作为解药。瑞秋说，抵制骗色，归根结底“就是支持更多元，更可持续的交往方式，不论我们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也不论我们作为个体想探索什么形式”。《爱的失序》则告诉我们，在一个由漂泊个体组成的社会中，究其浪漫主义源头来看，“爱是一场抵抗社会的谋反，除了自身的规则，它不承认界限、阶级或任何法律”。如今，它却成为昔日浪漫爱情的回声，成为两个人的孤独，成为个人主义的斤斤计较、婚前协议里的严密条款。
重建这亲密生活的场域注定是艰难的，如同认清一场风暴，但我们终究要在风暴眼中，看见那清澈澄明的片刻晴朗：我们的生活便是为着这点缘由而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