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上海电影节出警、公共场合反二手烟出警现象为切入点,分析年轻人热衷“出警”的根源,反思公共治理与公共空间的冲突问题。 ## 1. 上海电影节:年轻人的观影规则出警潮 上影节期间多场放映出现争执,其中四成场次可见“出警”行为,即年轻人主动制止屏摄、交谈等不文明观影行为,还会在线共享违规观众信息。 支持者认为出警是破窗效应下的必要行动,是“为众人抱薪”,能逐步普及观影礼仪;反对者则指出出警已逐渐极端化,咳嗽、迟到等客观小失误也会被追责,成为部分人宣泄戾气的出口。 最引发讨论的是石挥影迷老人因整理资料屏摄被年轻人围堵批评的事件,暴露了规则坚持与人文共情、代际认知的冲突,也凸显影院将管理责任转移给观众互相监督的问题。 ## 2. 公共禁烟出警:从维护权益滑向身份歧视 二手烟问题因公共执法难,成为年轻人出警的核心领域,年轻人在小红书形成反烟舆论场,部分主张已经极端化,呼吁吸烟者禁医保、禁考公,将吸烟行为上升为道德原罪,甚至主张把吸烟者划为二等公民。 这种主张存在明显逻辑漏洞:按此逻辑肥胖、饮酒等行为也该被同等限制,且全面禁烟草会滋生黑市,美国禁酒令时期平均每年有1000人死于受污染烈酒。吸烟本身是烟草资本、文化塑造共同形成的结构性顽疾,202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作品中80%都含吸烟镜头,Z世代甚至兴起纸烟复古潮。 ## 3. 出警乱象的根源:公共治理缝隙下的社会自治困局 目前公共空间的很多不文明行为采用“有限执法+社会自治”模式,正式执法缺位导致普通人自行扮演执法者,边界模糊后很容易升级为冲突。 公共领域缺乏能让所有人信任的统一规则权威,年轻人失去对公共治理的信心,才会支持以私刑维护自身权益,印证了霍布斯《利维坦》中“缺乏共同权威会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判断。 ## 4. 代际与情绪:年轻人出警背后的社会心态 年轻人信仰明确规则,老一辈更习惯规则外的灰色空间,二者的碰撞是前现代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对撞。 年轻人对公共秩序的高度敏感,本质是失权状态下的情绪宣泄:年轻人以高道德标准约束自己,却无力改变普遍的不文明现状,只能在可及的公共空间通过出警抒发积累的挫败与愤怒。社交媒体放大了这种对立,斗争优先的逻辑下,人性的灰度与温度被彻底消解。
从电影节到二手烟,到处都是出警的年轻人
原创2026-07-04 07:00

从电影节到二手烟,到处都是出警的年轻人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黄瓜汽水

编辑 | 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上海电影节落幕,最精彩的不是电影,而是沪上UFC擂台的真人无限制格斗大赛。


传说中最温良的中国文艺青年们,竟然被迫化身格斗之王。


还有比这值得拍成黑色喜剧电影的场面吗?



今年上海电影节的《搏击俱乐部》连续拍了好几集。


纵横上海各家影院,几乎每一天都会出现小规模战争,逐鹿沪上,精彩纷呈——


要么是单挑决斗,要么是情侣四人互殴,要么是影迷不满迟到观众产生互殴,要么是老头在影院抽烟被年轻人狠狠教育。


今年我有幸现场参与了上海电影节,看了六场电影,其中有四场都能听到争执冲突的声音。


最著名的场次,是6月13日在美琪大剧院《怦然心动》大打出手的两对情侣。由于距离太远,吵闹声又太大,我恨不得当场放弃电影追出去看热闹。


不少围观群众大为震撼,在小红书的评论区下面祈愿:


“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要打去练舞室打。”




这些真人搏击事件的源头,来自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名词:出警。


所谓出警,指的是一部分年轻人在影院里充当辅警,一旦发现违反观影礼仪的行为(例如屏摄、交头接耳、饮食、发出声音等),立刻对嫌疑人展开行动。


在我经历的几场观影中,除了大打出手的情侣外,每一场几乎都能遇到正在出警的年轻人。


他们会在一片漆黑中大声喝止不文明的观影行为,非常有震慑力且异常奏效,不文明的观影人在被训斥后通常都会老实坐着把电影看完。也不乏许多脸皮过厚之人,被出警后仍然我行我素。


出警后,年轻人会将影院内的不文明行为在线上收纳成册,偌大的共享文档就像学生时代的花名册,每一场几乎都有不守规矩的观众被默默记下座位号。







对于“出警”这件事的合法性,在社交媒体引起了大范围讨论。我和几位影迷聊了聊。


A告诉我,在影迷圈子里,出警是一件非常正确、必要且需要传承的事。


人人都知道破窗效应。今天是小声聊天,明天是咀嚼薯片,后天是肆意屏摄。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发声,电影节的氛围只会越来越差。


所以在小红书上能看到许多年轻人互相勉励:无条件支持每一个出警的人,是你们的正义发声维护了影院秩序。


出警也讲方式方法,影迷圈默认的基本原则是不发生肢体冲突,不辱骂对方,若不听劝阻就大声吼,现场扼杀所有不文明行为。


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人与人的交际很难遵循固定准则,很难不升级为个体之间的暴力冲突。



影迷A表示,“你不能要求文明和礼仪被自动植入到每个人的大脑里,必须有人站出来对大众进行教育”,就像“禁止屏摄”的概念,也是这几年由年轻影迷们通过普法教育完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坚持出警的年轻人,大众恐怕很难把观影礼仪当个事办。


A告诉我,所有在影院正义出警的人,都是“为众人抱薪者”,保卫的是影迷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世外桃源。而那些指责出警的人,都是“使其冻毙于风雪”的冷漠路人。他们享受了出警带来的便利,却无法忍受出警那几秒钟的干扰,“真正该被指责的,是那些在影院里不遵守观影礼仪的人。”


“既然选择了参加电影节,就默认要管理好自己,如果连两个小时都控制不住,那干脆在家用网盘看吧。”



而另一位影迷B告诉我,现在所谓的出警,其实是排解社会戾气的出口。


“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电影节的氛围变得越来越紧张。我是遵守规矩的老影迷,现在一听到大声出警,都会不自觉绷紧身体,正襟危坐两个小时,可我明明啥也没干。”


诚然,屏摄、交谈、饮食、玩手机——这些明显影响其他观众的行为,是非常有必要出警的。


但事实是,当一件事被赋予无限正当性的时候,参与进来的人会变得越来越极端,最后发展成“为了吵架而吵架”。


拳头会无差别落在所有人头上,哪怕是不可抗的客观因素。


有人咳嗽打嗝打喷嚏被出警,有人不小心洒了水被出警,有人迟到说了声抱歉被出警,喘气声太大可能也会成为被出警的原因。




“说难听点,如果真正全身心投入观看一部电影,大约不会为了谁的手机亮了几秒就要拿小本记下座位号,散场后将其挂在文档上。”


大约是许多人没当够纪律委员,遇到了电影节这种严肃的艺术场合,终于可以展开拳脚工作一番。有网友嘲讽这些年轻人:在社会上弯着的腰,到电影节终于直起来了。





真正将“上影节出警”事件推向高潮的,是一位老人和一群年轻人的争执。


在电影《哀乐中年》的放映期间,一位老人多次进行屏摄。电影结束后,几位年轻人围住老人进行“不许屏摄”的普法教育。


言语冲突在争执中逐渐升级。


老人情绪激动地反问年轻人: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道他有多伟大吗,你知道这个演员命运有多惨吗,你知道这个演员的墓地在哪里吗。


年轻人表示:你不该屏摄,我干嘛要知道他的墓地在哪里,他伟大你就能拍了吗?


老人是演员石挥的影迷,屏摄的原因是想留个纪念。石挥是上海滩话剧皇帝,1957年跳海自杀,尸体被认领时仅剩骸骨。


老人给年轻影迷解释,由于时代原因,石挥的相关资料较少,老人正在整理这些资料。他觉得自己只是拍了几张照片留念,并不构成侵权。


但无论是现场的年轻影迷,还是社交媒体的围观网友,只会重复一句话:“无论如何,屏摄都是不对的”。似乎在这句话之外,没有任何余量空间。


小红书博主@阿屁记录了争执的过程


这场年轻人与老年人的争执,恰好也呼应了《哀乐中年》这部电影的主旨。


在争执之外,也有几位被老人打动的年轻影迷,表示自己愿意留下来听一听石挥的故事。一位年轻影迷表示,愿意帮老人去收另一场石挥作品的电影票。


电影院外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甚至可以拍成一部新的电影。



从年轻人的角度看,规则是正确的,为了维护规则发声是正确的,将所有不文明行为从影院驱逐出去更是正确的。


从老年人的角度看,他或许没有渠道了解中国电影资料馆其实经常放映石挥的电影,也不知道“禁止屏摄”是如今影院政治正确的铁律。比起那些在互联网百科上能查到的生平事迹,年轻人更在乎你是否遵守规则。违背规则就要道歉,年纪大并非借口。


两边都委屈,两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倔强。



电影节不但是道德的战场,也是代际冲突的舞台。


以沪北电影院为例,影迷圈称之为“上影节最强恶人谷”。爷叔阿姨群贤毕至,嗑瓜子的,打电话的,扯家常的,就差在电影院辅导孙子写作业了。


一拨人是前来朝圣的原教旨主义影迷,电影节是属于他们的一年一度的马拉松,欧洲艺术电影是圣经,观影礼仪是至高无上的信仰。


一拨人是居委会赠票的大爷大妈,看电影对于50后60后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娱乐项目,你捧在手心的艺术品,在他们眼里和几十年前露天电影没什么区别。


但大家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明明是影院方需要完成的管理工作,悄悄责任转移,变成了群众互相监督检举。


电影也没心思看了,“盯着谁犯错误了”变成了更重要的任务。



说到底,在影院看艺术电影的机会实在是太稀缺了。抢票恨不得用筋膜枪,赶场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一口,甚至许多人从外地请假赶来,人人都珍惜这场来之不易的艺术体验。


一旦有任何微小的因素影响了宝贵的观影环境,都会让人勃然大怒。



一部分年轻人的问题在于,沉浸在电影艺术中,忘记了现实世界存在某种社会默认的灰度。这确实令人懊恼,但也是社会的宽容度。


也许他们精通电影理论,能现场综述《电影手册》历代主编的的口味,能脱稿背诵20个以上小国冷门导演的名字,对着又臭又长的大闷片能滔滔不绝聊两个小时。


大家都很懂电影,但是却不懂身边具体的人。



事实上,“出警”这一行为本身很难被定义。


因为“出警”天然具备正义性,大多数被出警的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电影院屏摄、插队、抖音公放、公共场合抽烟、熊孩子制造噪音。


电影院出警只算是温和版本,“二手烟”才是这两年出警的重点区域。


相信你也有过类似“被二手烟贴脸霸凌”的体验——


走在路上,前方的人边走边抽烟,后方的人被迫成为二手烟过滤器,就差a对方一半烟钱了。


刚从高铁站出来,旁边的人急不可耐地点烟,三四五支烟的浓雾无差别攻击路人;走进空空荡荡的电梯,上一个人留下的浓烈烟味让人无处可逃;哪怕是骑电动车,也有人要在等红绿灯的间隙点一根。


“二手烟”就像鞋里的石子儿,硌脚还甩不出去。这也是年轻人在世界中心呼唤林则徐的原因。



其实问题很好解决。要么靠政策法规进行约束,要么靠人与人之间的交涉沟通。


但现实是,政策法规处于暧昧地带,实际执法有困难,个体只能展开一对一的斗争。


于是我们看到了“女孩劝烟泼饮料被打”这类故事,现实中的公共冲突案件,进一步将互联网的禁烟情绪推向新高潮。


小红书就是年轻人禁烟的舆论主战场。


如果说2025年是全民禁烟元年,那2026年是“歧视烟人”元年。


人们自发治理二手烟的方式,从线下劝阻上升为道德审查,再逐步进化到“审判吸烟者以及与吸烟者有关的一切人和事”。


“歧视烟人”运动在小红书展开,年轻人对烟人的厌恶上升到剥夺其一切社会权利的程度。


网友们呼吁吸烟入刑法、禁止购买医保、禁止同工同酬、禁止烟人与后代考公。这些提议,大多是对吸烟者的“军费论”的驳斥。


他们的口号是“我不仅歧视烟人,还歧视不歧视烟人的人”“我将歧视烟人以及与其有亲密关系的人”。


在这套逻辑下,吸烟者应当受到整体性惩罚,社会行为管理彻底转向身份歧视,从“限制管理吸烟行为”逐渐滑向“用一切方式惩罚吸烟者本人”。


这些主张背后其实想表达的是另一件事——吸烟不仅影响健康,而且还是不道德的。


一个吸烟者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遵守规则,而是吸烟本身带来的道德瑕疵。




劝阻吸烟是正义的,但正义的事也会逐渐走向另一个极端。


有网友认为吸烟等同于反社会,他们每天坚持向社会泼洒致癌气体,值得入刑。


也有网友认为,吸烟与吸毒同罪。建议国家将香烟改为注射式或者食用型,这样既方便烟人损害身体,又不会污染其他人的空气。


甚至有人诚恳地建议,烟人可以换一种自毁方式,烟瘾犯了不如自残,毕竟给自己身上改花刀对其他人的影响更小。



“歧视烟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中涉及许多法理漏洞。


将吸烟与否纳入招聘标准,本身就违背了劳动法。按照成瘾性和社会危害性,饮酒是否也应该入刑。


论医疗负担,如果“增加医保支出”可以作为剥夺合法权利的理由,那么肥胖、饮酒、熬夜是否应该被纳入考核。


进一步来说,全球是否应该系统性消灭烟草产业,禁止烟草的种植生产销售,承担烟农转产的成本。然而,一旦官方全面封锁烟草烈酒,又会滋养黑市产业。美国执行禁酒令期间,平均每年有1000人死于饮用受污染的烈酒。



吸烟问题,本质上是由烟草资本、化学成瘾性、社会压力以及影视媒体共同塑造的结构性顽疾。


吸烟一开始被塑造为男性阳刚气质的代名词,美军甚至将香烟放入战地口粮急救包中。后来,吸烟又被烟草公司描绘为女性追求自由权利的反叛工具,以至于在巴黎街头走走,会发现抽烟的女性远多于男性。


《纽约时报》在报道“Pop Culture Takes Up Smoking Again”中指出,美国流行文化又一次将吸烟打造为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最酷符号。无论是流行歌曲里的歌词,还是《熊家餐厅》《物质主义者》这类的影视作品,吸烟再次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辅助工具。


去年,反吸烟组织发现,自2002年以来,银幕上对烟草的描绘首次出现增长。202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作品中,有80%都出现了吸烟镜头,包括《阿诺拉》和《某种物质》。


国外媒体的主张是,Z世代年轻人带领了新一轮的香烟复兴。他们其中有许多人使用抽纸烟的方式来戒断电子烟。有人认为电子烟不性感,纸烟才是真正的复古审美。还有人给出的原因,竟然是为了反抗千禧一代崇尚的健康文化。




电影《情感价值》女主角雷娜特·赖因斯夫手捧金棕榈奖,右手点烟留念



其实禁烟最简单的就是划分区域。


吸烟者只在特定吸烟区吸烟,禁止污染公共区域;不抽烟的人也没必要剥夺烟人的一切生存权利,将烟人划分为二等公民。


但落到实际操作中,就是难以推行。



最后,一切都变成了立场和站队问题。


你提出质疑——你为烟人说话——你立场有问题——你与烟人同罪。


人们已经没有耐心再去细究其中的法理和逻辑,只剩下一群人驱逐另一群人,达成消灭异己的畅快。



无论是二手烟还是影院礼仪,都处于监管的缝隙之间。


目前,许多领域采用的都是一种"有限执法 + 社会自治"的治理模式。


政府制定规则,但不会对每一次轻微违规都即时介入,而是允许一定程度的社会自我调节。


好处是行政成本较低,保留一定弹性;而坏处是边界容易模糊,引发个体矛盾。


当正式执法没有及时介入时,普通人往往会开始扮演维护秩序的角色,而不同的人对“应该管到什么程度”的理解又不相同,于是提醒、争执、羞辱甚至肢体冲突就此出现。


被损害的人无处抒发情绪,最后只能动用私刑。


政策并没有赋予普通公民浇灭他人烟头的执法权,当公共治理走向尴尬的局面,人只能另辟蹊径,付诸行动对抗不文明。



这最终仍然回归到一个复杂的公共治理问题。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提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大约概括了“出警者”与“被出警者”的状态。


“战争”指的并不是正在发生的具体战斗,更是一种随时可能发生暴力冲突的状态,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


当社会缺乏一个共同权威来约束所有公民行为,人与人的决战可能就会因为一支烟或一句话爆发,人人都担心被别人侵害权益。


那么理性的人最终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比无限的个体自由更重要。于是大家达成一个“社会契约”放弃部分自然权利,不再自己决定什么是正义,把权力交给利维坦。


如果不存在一个能够让所有人都相信别人会守规则的公共权威,那么理性的个人最终会因为恐惧和自保而陷入普遍敌对状态。



人们支持私刑,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喜欢私刑,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信心。


年轻人之所以将“二手烟”和“影院不文明”作为出警的靶子,是因为这类行为被法学家称为“微观不正义”(Everyday Injustice)。


他们对社会的危害,当然不及杀人放火,但他们的出现频率异常高,几乎每一天你都能遇到。


人类对“违反群体规范的人”产生道德愤怒,是一种比法治理念更古老、更本能、更容易被激活的心理机制。跟原始的群体愤怒比起来,保持理性往往才是更难做到的事。


另一方面,是社会容忍度的极限压缩。


人们再也没心情去分辨对面的人值不值得被谅解,出警也只不过是所有受过的气的累积爆发。


如果你也在影院里遇到打电话的大爷、打情骂俏的情侣、手机亮个不停的人;如果你也在电梯里、高铁站台、地铁站门口、人行横道被行人的游烟扑了一脸。


你或许就懂了年轻人的愤怒和戾气从何而来。


这其中,也包括“前现代生活方式”与“现代原子化生活方式”的激烈对撞。


老一辈人不遵守规则,善于找到规则外的漏洞和暧昧空间。


而年轻人信仰规则,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他们做一个文明公民。


这二者共处一室,构成了复杂中国的层次。


社会现实让年轻人的美好愿望全部破碎,他们用高道德标准严于律己,却没有收到应得的回报,挫败感更让他们产生愤怒。



出警的年轻人,其实也是年轻人失权的具象化。


公共场所二手烟、酒桌文化、随意插队、随地吐痰、无差别露肚子。如果把所有不文明行为列举出来,你会发现这类人身上存在一个共性:对社会文明秩序的高度不屑。


去年轻人的社交平台看看,你会发现他们对“社会秩序”的高度敏感,以及秩序被打破的委屈与愤怒。



也许在一些老登看来,这只是“无病呻吟”。


年轻人的愤怒无从排解,无法解决,又无权改写社会规则,甚至无力维护电影院这一处最后的乌托邦,最后只能诉诸于语言暴力。


社交媒体的扁平化,加速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不满。即便没有人经得起显微镜式的审判,大家也要先把道德大炮架起来,逐个审查,逐个斗争,直到最后一个人倒下为止。


在斗争模式下,人性的灰度与温度,变成了最不值一提的东西。

文章标题:从电影节到二手烟,到处都是出警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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