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作者：水姐
秦老师发我《菜根谭》的一句话：“疾风怒雨，禽鸟戚戚；霁月光风，草木欣欣。可见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他说，写一下“喜神”吧。
这不就是我日常人物研究最重要的主线任务啊，马上能一气呵成写完它。我今年的签名就是：寒山笑呵呵，Be hilarious，be lucky！
洪应明写下“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这句话，是在万历年间。那不是一个明媚的时代。朝政昏聩，党争已起，辽东的风声一年紧过一年，民间的日子肉眼可见地紧了下来。可他偏偏在这样的年月里，谈草木，谈光风，谈喜神。
他把“喜神”和“和气”对举：天地失了和气，万物不生；人心失了喜神，百事不举。和气是天地的体温，而喜神是人心的体温。
体温这东西，景气的时候不觉得，年景一坏，人就僵了。
他没有说喜悦，没有说快乐，他说的是喜神。而神，是要迎的。
喜神在中国民俗里，是一位真实的神。
翻开老黄历，每一天都标着喜神的方位。甲己日在艮，乙庚日在乾，一天一个方向，从不久留。
正月初一，北方乡间有迎喜神的旧俗：天不亮，全家出门，牵着牛马，朝着当日喜神所在的方向走一段路，叫作“出行”，也叫“迎喜”。
新娘子上轿，轿口要对准喜神方，才肯起轿。
有意思的是，喜神几乎没有庙。
财神有庙，关帝有庙，连瘟神都有庙。喜神没有。他不受香火，不住殿宇，不接受长跪。
他只住在方向里。你要见他，就得动身，朝他走过去。
这是中国人对快乐最深的一个理解：喜，不是一个可以供奉起来、一劳永逸的对象。他每天换地方。你昨天迎到了，今天还得重新迎。
所以，快乐不是资产，是功课。
牛市的年代，人容易忘掉这一层。行情好的时候，人人以为喜神定居了——定居在房价上、期权上、年年上涨的薪水上。
而经济下行会把这个幻觉打破。喜神从来没有定居过，只是涨潮的时候，你以为脚下的沙洲是大陆。
如果把镜头拉远，看人类在集体层面如何度过坏年景，会发现一个反直觉的规律：萧条年代，恰恰是笑的黄金年代。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此后十年，失业率最高时四个人里有一个没有工作。可正是这十年，好莱坞的疯癫喜剧登峰造极；米老鼠在崩盘前夜出生，整个三十年代美国靠这只老鼠发笑。
而那十年里最大的明星，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秀兰·邓波儿的踢踏舞和酒窝，让排队领救济粮的人们花上一毛五分钱，在黑暗的影院里坐九十分钟，忘掉外面的世界。
罗斯福说过一句近乎“国情咨文”的话：只要我们的国家还有秀兰·邓波儿，我们就没事。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长出来的是治愈系，是深夜食堂，是“小确幸”——这个词恰恰诞生在泡沫破裂之后的九十年代。经济学家还观察到所谓口红效应：经济越差，口红卖得越好。大宗的幸福买不起了，人们就去买一支便宜而明亮的小东西，涂在唇上，像在脸的方位上迎一次喜神。
这些现象背后是同一件事：喜不是繁荣的产物，喜是萧条的对冲品。人类在集体层面一直懂得迎喜神，只是没有用这个名字。
经济学里其实也有一位喜神，只是他叫另一个名字。
凯恩斯在《通论》里说，支撑人们做出投资决策的，从来不是对未来收益的精确计算——未来根本无法精确计算——而是一种他称为animal spirits的东西：动物精神，即一种自发的行动冲动，一种宁可动不肯静的血气。
这种血气一旦冷却，再低的利率也唤不醒投资，再多的货币也只是趴在账上。
用这个眼光看，萧条的本质就清楚了：萧条不是钱消失了，是集体的喜神退位了。钱都在，只是谁都不敢动。所有人都在等别人先动，于是所有人都不动。
所以现代经济体天天在做一件古老的事而不自知：统计局发布消费者信心指数，那是今日的黄历，标注着喜神的方位；全球央行行长们措辞谨慎的讲话，财政部门的减税与补贴，本质上都是官家出面，率领万民迎喜神。
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市场不可一日无信心——洪应明一句话，也把宏观经济学的底牌先说完了。
但集体的喜神，终究要落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心上才能显灵。而人心如何在坏年景里安放自己，东西方各有一条走了两千年的路。
儒家把这门功课，叫作“寻乐处”。
程颢十五六岁时，与弟弟程颐去见周敦颐。周敦颐不教他们章句，只让他们做一件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孔子乐什么？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颜回乐什么？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曾点乐什么？暮春三月，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三种乐，没有一种依赖境遇。孔子在忘，颜回在不改，曾点在当下。
周敦颐让两个少年去寻的，不是答案，是方位——乐处，处是一个地点。他等于在说：喜神有方位，去迎。
后来邵雍把这个方位落成了实地。他在洛阳买了几间破屋，题名“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写诗曰：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微醉与半开，都不是巅峰状态，都带着三分的不满足。
这位先生用一生示范了一条定律：喜的成本，从来不与年景挂钩。低欲望不等于低喜，萧条限制得了消费，限制不了安乐窝。
而把这门功课做到极处的，是苏东坡在黄州。
那是他个人的“大萧条”。乌台诗案之后被贬，官俸断绝，相当于中年失业，还带着一大家子人。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诗意，是记账：痛自节俭，把每月的钱分成三十份，穿在钱串上挂到房梁，每天清晨用画叉挑下一份，当日就用这一份；有结余，存进一个大竹筒，专门用来招待客人。这是萧条年代的现金流管理。精确、克制，却给“待客”留了预算——喜神的方位，他一天也没有让它空着。
然后他去城东开垦那块营防废地，躬耕其中，自号东坡居士。俸禄的方向断了，他就朝荒地的方向去迎。而正是在这段个人萧条里，他写出了《赤壁赋》，写出了《定风波》。是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天台山国清寺，还有一个更极端的版本。闾丘胤的序里写寒山子：或长廊徐行，叫唤快活，独言独笑。一个衣衫褴褛、一无所有的人，在长廊里慢慢走，一边走一边喊：快活，快活。僧人们以为他疯了。他大约觉得，不喊快活的人才可惜——喜神天天在换方位，你们竟然一次都不去迎。
王阳明把这条线收了口。《传习录》里，他说：乐是心之本体。
乐不是心的装饰，不是心的好天气，乐就是心本来的样子。忧愁烦恼是后来蒙上去的尘。
所以迎喜神，迎到最后，不是向外走，是向内拭——把尘擦掉，喜神原来一直坐在堂上。
写到这里我才意识到，我热爱写作的那些人物精神，他们都在各自的大萧条阶段迎喜神，而我自己，也是在车祸意外之后，反而感觉到无边无际的快乐，大概就是我的心在四面八方迎喜神，我的作品越来越丰厚。
把目光转向西方，会发现另一条几乎平行的路。
古希腊有两位著名的哲学家，一位爱哭，一位爱笑。赫拉克利特见什么哭什么；德谟克利特见什么笑什么，人称“笑的哲学家”。
阿布德拉的市民一度以为德谟克利特疯了，请名医希波克拉底来诊治。希波克拉底与他长谈之后，回复市民：他不是疯了，他是你们中间最清醒的人。
亚里士多德把这种笑，正式立为一种“德性”，叫eutrapelia，通常译作“机智”或“善谑”。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它是一个中道：一头是什么都拿来打诨的小丑，另一头是一个玩笑也开不起的木头人，中间那个善于转动的、明亮的人，才是有德之人。
后来的阿奎那接过这个词，甚至说：一个从不游戏、从不欢笑的人，是有过失的。在中世纪最严肃的神学体系里，不会笑，是一种罪。
而把这条线推到顶点的，是斯宾诺莎。
他在《伦理学》里区分了两种快乐。一种叫titillatio，是局部的快感，某一处被搔到了，酒、赌、赞美，都属此类，它可以过度，过度即成病。
另一种叫hilaritas，是全身心的、均匀的欢快，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被同等地触动。然后他写下了那个著名的命题：
Hilaritas excessum habere nequit——欢快，永远不会过度。
天下万事皆有度，唯独这一件没有。一个人不可能太hilaris。这是西方哲学史上对喜神最高的礼遇。
顺着这个词往下走，还有更多的风景。罗马历法里，春分之后有一个节日就叫Hilaria：此前数日全城为神哀哭，到这一天，悲转为喜，举城欢庆——先哭后笑，写进了历法，像是萧条与复苏的仪式化预演。
《圣经·箴言》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哥林多后书》里那句“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希腊原文用的正是hilaros——直译过来，神所爱的，是一个hilarious的给予者。
英文的hilarious，就是从这里来的。它今天的意思是“令人捧腹”，但它的词根hilaris，本义只是：明亮的，欢快的。
这条西方的线，最深的一处不在书斋里，在奥斯维辛。
维克多·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和身边的难友立过一个约定：两人每天必须编出至少一个笑话，而且笑话的内容，必须是关于获释以后的生活。
在人间最深的萧条里——财产、姓名、头发、亲人都被拿走之后——两个人每天坚持生产一则幽默，而且把幽默的方位，固定朝向未来。
后来他在《活出生命的意义》里解释：幽默是灵魂保存自我的武器。人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一样不能——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
一个在天台山的长廊里喊快活，一个在奥斯维辛的铁丝网里编笑话。隔着一千二百年和整个欧亚大陆，寒山和弗兰克尔做的是同一件事：向最坏的境遇宣布，喜的主权不在你手里，在我这里。
笑，在这里不是轻浮，是一个人最后的、也是最不可让渡的领土。
所以，当我最近开始用两句英文过日子，Be hilarious,be lucky，那是鸣姐少女时代失恋她的外企德国上司劝她善待人生的话。我因为研究寒山，她也把这两句话送给我。我渐渐发现，这不是两句轻飘飘的口号，而是一套完整的功法，是为人生任何的不确定性和不测风云预备的方案。
Be hilarious，不是要搞笑给人看。它是把自己调回hilaris的原义：调亮。斯宾诺莎说这种状态不会过度，王阳明说这种状态是心之本体。两个人隔着欧亚大陆说的是同一件事：欢快不是心的例外状态，是心的默认状态。你不需要制造它，你只需要不遮蔽它。
Be lucky，则更微妙。运气怎么能“be”呢？
心理学家怀斯曼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招募自认幸运和自认倒霉的两组人，发给每人同一份报纸，让他们数里面有多少张照片。倒霉的人埋头数，平均花两分钟。幸运的人几秒钟就完成了——因为报纸第二页印着半版大字：别数了，这份报纸共有四十三张照片。倒霉的人也翻过那一页，但他们没看见。他们的注意力攥得太紧，只装得下任务，装不下机会。
怀斯曼的结论是：幸运不是概率，是一种注意力的形状。幸运的人注意力是松的、亮的、四面敞开的；倒霉的人注意力是紧的、暗的、只朝一处。
据说拿破仑考察将领，常问一句：他打仗运气好吗？这话听着迷信，其实是识人——一个“运气好”的将军，是在混乱战场上仍然看得见缝隙的人。
而萧条年代的一个秘密是：缝隙反而更多。惠普诞生于一九三九年的车库，大萧条的尾声；微软创立于石油危机之后的萧瑟年份；爱彼迎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出生，因为付不起房租的人们忽然愿意出租自己的客厅。潮水退去，沙滩上到处是别人来不及捡的东西——前提是，你的眼睛还亮着。
这也就划清了一条容易混淆的界线：迎喜神，不是躺平。
躺平和迎喜神，表面都“不卷”，内里正好相反。躺平是注意力的关闭：既然追不上，索性不看了。迎喜神是注意力的敞开但不执著：不死盯着某一个方向，却四面留心。
一个是把窗帘拉上，一个是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黄历上那位天天换方位的喜神，深意正在此处——他为什么不肯定居？因为他要训练你的注意力。他今天在东北，明天在西北，你要迎他，就得天天张望。
迎喜神迎久了的人，注意力自然是敞开的，而敞开的注意力，正是运气的入口。
Be hilarious与Be lucky，原来是一件事的两面。心调亮了，眼睛才看得见；看得见了，喜神走到哪里，你都迎得上。
回到洪应明。
他说天地不可一日无和气，人心不可一日无喜神。“一日”两个字，下得极重。不是一生，不是一年，是一日。喜神无庙，方位日日更换，所以迎喜神不是一次性的觉悟，是每天清晨重新做一遍的事。
疾风怒雨的日子总是有的。禽鸟戚戚，由不得我们；但草木欣欣，是可以自己长出来的。东坡在房梁上挂好三十串钱，照样给客人留出竹筒；弗兰克尔在铁丝网里，照样把今天的笑话编完。
和气不必等天地给，信心不必等指数回暖，喜神不必等黄历告诉方位——
心之本体即是乐，则此心所向，即是喜神方。
天天迎，日日新。Be hilarious,be luc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