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芥末堆 ，作者：左希，责编：Rachel
石义刚给两个儿子取名“百泉”和“春农”。两个名字放在今天，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像是上一辈人才会起的名字。石义刚却喜欢。他希望孩子身上始终留有一点来自土地的东西：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向下扎根的能力，以及不容易被风吹走的内心。
可这些年，他越来越觉得，孩子们离土地越来越远。他见过太多孩子，每天穿梭于学校和培训班之间，时间被切割得满满当当，生活单调统一。离土地最远的，偏偏是那些被教育系统照顾得最周全、被寄予最多期待的孩子。这样的困惑，跟了他将近十年。
从大连到佛山，再到新西兰，他一次次迁移，一次次寻找，又一次次推翻答案。直到最后，他尝试着做一件和“择校”毫不相关的事情，把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家长组织起来，让他们成为彼此孩子成长中的同行者。
他要寻找的，也许从来不是一所更好的学校，而是学校之外，那些无法被替代的成长。
一个程序员开始怀疑教育
石义刚不是一开始就想做教育的人。
1982年出生的他，高中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大学里着了迷一样学习各种计算机语言。毕业后进入诺基亚中国，后来辗转腾讯和一家大型外资企业，写代码、带项目、解决问题，几乎构成了他前半段人生。
2018年，大儿子上小学。孩子精力旺盛，对什么都好奇，却很难长时间沉浸在一件事情里。周末，石义刚陪儿子玩电脑、学编程。他从没想过培养一个程序员，只觉得代码是一种特别的语言。画画、写作是表达，编程也是表达。孩子脑子里天马行空的想法，也许能够变成一段程序、一只会动的小猫，或者一款可以运行的小游戏。
这件事越做越认真。他索性拉上几个同样做技术的朋友，在大连开办了一间编程工作室。团队里有名企软件工程师，有清华、哈工大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学生规模控制在100人。
创业前三年，石义刚觉得，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在教孩子，而是孩子在教育自己。成年人习惯沿着已验证的路径思考，一个问题会自然联想到“正确答案”；孩子却完全不同，他们会冒出一个任谁都没想到的解法，或者把两个毫不相关的东西关联在一起。他把那几年称作：“被孩子改造的，成人宝贵的童年期。”在他看来，编程训练的不是写代码，而是一种面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像围棋、桥牌，或者写作，人不断学习如何拆解问题，再一点点把它们重新组织。
2021年之后，这件事开始变味。家长们开始奔着“信奥特长生”、白名单赛事和可量化的学习成果而来。课程和教研围绕赛事重组，收费一路上涨，自由表达让位于教学交付。做过教培的人对这个过程不陌生。需求快速集中，机构被裹挟着向“赛道”靠拢，往往身不由己。石义刚的编程学校也没能例外。
让他彻底坐不住的是另一件事。在编程教室待了几年，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四年级现象”：四年级前，大多数孩子充满好奇，总喜欢追着问“为什么”；四年级后，好奇一点一点减少；到了初二，不少孩子身上会有一种提前到来的疲惫；进入高中，有些孩子会让他想到“衰老的年轻人”。
石义刚的妻子是中学数学老师，见过的案例比他更多，只是见得多了，也难免钝化。同样一件事，在系统外是信号，在系统内久了，容易变成背景噪音。
石义刚当时的判断是：换个环境或许会不同。2022年，他带着家人迁往广东佛山，把孩子送进一所理念相对国际化的私立学校。但他很快发现，问题不在于南北，也不在于哪所学校。孩子们进了一所很多人眼里更好的学校，但让石义刚不安的东西，依然在。他开始隐约意识到，学校能给孩子的东西，本来就有它的边界。但边界之外，究竟该由谁来负责？
一位父亲的三次出走
从大连到佛山，在很多人看来，是一次典型的教育迁移。
刚开始，一切似乎都符合预期。小儿子进入一年级，校园漂亮，教学设施完善，老师认真负责；大儿子进入初一普通班，学校有着不错的口碑，强调国际化培养。
安顿下来以后，一些以前没太留意的细节冒了出来。
小儿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花两三个小时完成作业。晚饭几乎成了一天里唯一能够说上话的时刻。饭碗刚放下，书包打开，一家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回到学校设定好的轨道。
另一边，大儿子开始拼命追成绩。除了吃饭、睡觉，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刷题上。每天晚上埋头做到十一点，终于在初二上学期进入前20%。成绩提高了，可儿子的话越来越少，很少再讲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也不像小时候那样，突然跑过来分享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进入初二后，他开始频繁揉眼睛。班上一半同学，已经戴上厚薄不同的眼镜。
有一次，他像往常一样把儿子送到教学楼。快到门口时，儿子忽然回过头，小声说了一句：“你注意点形象。”石义刚愣了一下。从那以后，每次去学校，他都会下意识把背挺直一点。多年以后，他依然记得那个动作。
2024年5月，一次家长会。天气闷热，礼堂里坐满了家长。讲台上的老师拿着有些嘶哑的桌面麦克风，一遍又一遍强调：“家长一定要配合学校。”“现在习惯不养好，以后后悔都来不及。”石义刚下意识把腰背调成笔直。
回家的路上，他拿出一张纸，写下几句话：“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学校的核心目标是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不是考试成绩；有一天学校能够明确，校外的时间属于孩子和家庭；有一天学校和家庭能拥有各自清晰的边界，而不是不断用‘配合’去覆盖彼此的责任。”
写完以后，他笑了笑，把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他突然发现，并不知道该把这些话说给谁听。
那段时间，他脑子里常冒出一个有些荒唐的念头：要不要鼓励儿子逃一次课？他说，当然不是希望孩子违反纪律，只是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时候，逃课并不意味着反叛，而是一小段完全独属的时间。“你独自走在山路上，听鸟叫，看野果，闻树叶和泥土的味道。”
很多年以后，每当遇到人生的低谷，他都会想起那些日子。支撑他的，恰恰是那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童年记忆。可他不知道，该怎么向今天的孩子解释，为什么人生需要一些“没有用”的时间。
2024年春节，一家人到新西兰度假。朋友帮大儿子联系了一所当地学校，插班两周。第一天送孩子去学校，石义刚下意识往教室里扫了一眼。没有一个孩子戴眼镜，老师没有催着赶进度，下课铃一响，孩子们就跑到草地上踢球、聊天。那天回到家，大儿子一边学着毛利战歌的动作，一边眯着眼睛笑。
旅行结束，一家人决定留下。很多朋友不理解，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太佛系了，孩子学不到东西。”石义刚一点也不反驳，他想弄清楚的，已经不是哪里的学校更好，而是一个孩子的成长，究竟还有哪些部分，并不发生在学校里。
没写进课程表的成长
石义刚后来发现，塑造自己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写进课程表。
他总会想起湖北黄石的冬天。水稻收割以后，大人们会往田里撒下紫云英的种子。冬天种下，春天犁翻，紫云英成了田里最好的肥料。翻田之前，紫云英肆意生长，能长到十多厘米，厚厚地铺满田野。放学路上，一群孩子跑进去打滚，绿色的汁液沾上衣衫，空气里弥散着青草的味道。男孩们躺在紫云英里，拈一朵花叼在嘴里，看云像小羊一样，懒散散地在蓝天里走。
还有过年。村里每家杀猪，总会提前请来杀猪师傅，再把左邻右舍叫来帮忙。抓猪、生火、烧水、切肉，每个人都忙自己的活。孩子们什么也不用做，只在旁边看着，偶尔搭把手。等肉下锅后，母亲站在灶台前，用柴火煨一锅红烧肉。
很多年过去，那股热腾腾的香味，他一直没忘。回想起来，那些看似与学习无关的场景，一直在塑造一个人。在那里，孩子学会与人合作，学会行动，也学会等待，学会怎样成为一个共同体中的成员。
高三那年，石义刚把金庸小说读了个遍。他最喜欢的人物是风清扬。多年后，他读到蒋勋的一句话："人生总有一段脱离预定轨迹的经历，青少年时期经历过了，成年之后反而可以走更远。"他觉得，这说的是自己。
那些看起来偏离正轨的经历，并没有妨碍他后来进入诺基亚，成为软件工程师。相反，它们让他面对陌生环境时，多了一分好奇，面对变化时，多了一点从容，也多了些重新开始的勇气。
孩子们依然会成长，只是成长越来越集中在学校、课业和考试里。原本散落在自然、村庄、邻里和日常生活里的经验，鲜少进入他们的童年。
到了新西兰，这种感受变得更加清晰。小儿子进入Year5后，很快喜欢上了学校。回到家，他会兴奋地讲今天认识了哪些鸟，老师带他们观察了哪些植物，户外活动又去了哪里。一年多以后，他已能用英文写日记、写作文，阅读很多英文读物。石义刚和妻子几乎没做额外辅导，很多能力在学校和日常生活里长出来。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寻找的那些没有写进课程表的成长，并没有消失。它们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着。
把村庄重新搭起来
新西兰是一个农业国家。牛羊肉、乳制品、水果和旅游，构成它最重要的产业。石义刚说，也许正因为如此，那种席卷中国科技圈的AI焦虑，在这里几乎感受不到。学校里怎么用AI、要不要让孩子接触AI，仍然是一个被谨慎对待的问题，没有人催着你表态。
到了新西兰以后，石义刚没着急重办一所编程学校。尽管那是他最熟悉的事情，也是最容易复制的一条路。在他看来，值得复制的从来不是课程，而是课程赖以生长的土壤。在这里，学校当然重要，但它只是孩子成长中的一个节点。
他开始认真考察新西兰的学校和社区，想弄清楚这里的教育生态怎样运转。他发现，新西兰的教育里有一件事和国内非常不同：推动教育的主体，不是政府，不是机构，而是社区。公益组织、教会、家长团体，这些在国内几乎没有话语权的力量，在新西兰的教育生态里占据着真实的位置。小型文化论坛、主题分享、家长发起的线下课程，都能被周围的家庭信任，也能吸引真实的参与。
这些社区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有人是退役运动员，有人是艺术家，有人是工程师，有人经营公司。每个人都有一段真实的人生，也有一套在生活里反复验证过的经验。这些经验，很少出现在教材里，却比教材更能影响一个人。
来自西安的退役女篮运动员，会带着一群孩子在草地上练球。她教的不只是投篮，还有怎样观察队友、怎样面对失败、怎样重新站起来；一位奥克兰的地毯艺术家，会带孩子们认识一门需要耐心完成的传统工艺。孩子们第一次知道，一块地毯需要几个月才能织完，也第一次发现，原来有些事情不追求速度；一名科技公司的创业者，会坐在草坪上，讲他首次创业失败的经历。孩子们问他为什么创业，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失败了还愿意继续，他则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
石义刚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这样的下午。站在他们面前的，不再是“老师”，而是一个经历过生活的人。他尝试把这些人连接起来，越来越多家庭加入进来，有人提议交换居住，让孩子体验另一种家庭生活；有人组织短期游学；有人开放工作场所，让孩子看到医生、设计师或店家一天究竟怎样工作。
教育不一定非得是机构对个体的单向传递，它可以是一个社区内部的流动和共享。一个家庭发起，然后不断有人加入。在石义刚眼中，Community共享的从来不是课程，而是每个家庭背后的生活经验，每一种职业所代表的世界，也是一个孩子原本应该遇见的丰富人生。
教育学者佐藤学提出的"学习共同体"，也在强调同样的事，学校不是孤立的知识工厂，它需要和家庭、社区形成真实的连接，才能让孩子的学习变得完整。石义刚虽没读过这些理论，他依然在新西兰的社区文化里，闻到了那股紫云英的草香。
采访结束后，我一直在想，石义刚这几年究竟改变了什么。表面上看，他从一位编程教育创业者，变成了一位社区教育的实践者。但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会发现他放弃的，并不是一所编程学校，而是一种思考教育的方式。
过去很多年，中国教育行业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运转：学校。无论是教培机构、教育科技企业，还是今天蓬勃发展的AI教育，大多数创新都发生在学校体系及其延伸出来的教育服务体系中。课程越来越丰富，工具越来越智能，学习越来越精准，人们讨论的是如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优化效果。
石义刚的经历，让我注意到另一种变化。他没有追问怎样设计一门更好的课程，而是追问那些课程无法承载、学校也无法独自完成的成长，又该由谁来补上？这是一个比课程设计更难回答的问题。
教育行业过去习惯把家长理解为教育的支持者、消费者或协作者，很少把他们视作教育资源本身。石义刚调动起来的，恰恰是孩子身边那些真实的人，他们各自的人生经验、职业能力，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社会连接。
这或许是今天教育行业正在面对的一次变化。当知识获取门槛不断降低，标准化学习可以借助技术完成，教育稀缺的资源正在发生转移：它不再只是内容，而是真实的人。一个孩子能够遇见多少样的人，能够进入多少种不同的生活，能够从多少真实的职业、关系和经历中理解世界，这些能力很难被算法生成。
石义刚当然没有给出一个可以复制的答案。新西兰的社区文化、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存在简单移植的可能。但一个具体的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整个行业思考的问题：如果未来学校越来越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那么学校之外，谁还愿意成为教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