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音乐先声 ，作者：范志辉
谁能想到，有朝一日，竟然能看到格莱美为亚洲市场递出橄榄枝。
近期，美国录音学院宣布2027年第69届格莱美奖将新增五个奖项，其中包括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最佳拉丁歌曲等五个新设奖项，这也将使格莱美奖项总数达到100个。
这意味着，亚洲流行音乐第一次以独立类别进入这一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奖项体系。
按理说，这本应是亚洲音乐发展的里程碑。但消息公布后，引发最大争议和不满的，却恰恰是长期希望获得格莱美认可的K-Pop群体。韩国唯一英语国际广播电视台《arirang news》还对此开设专题讨论，庆一大学教授David Kim就提出，“格莱美试图把K-Pop框定在单一类别中，在特定的术语中建造了‘玻璃天花板’”。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亚洲音乐虽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奖项，却未必真正进入了主流评价体系。
那么，到底格莱美这项新设奖项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是格莱美对亚洲音乐迟来的认可，还是全球音乐分类体系的一次重新划界？
为何专为亚洲设立？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格莱美对于欧美以外音乐的分类都较为粗放。
从早年的“World Music（世界音乐）”，到后来更名为“Global Music（全球音乐）”，亚洲、非洲、中东等不同地区的音乐长期被放置在同一评价框架下。对于已经形成成熟工业体系的亚洲流行音乐来说，这种分类方式显然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
而“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这项新奖项的设立，本质上是格莱美奖项体系的一次细分，也是全球音乐产业格局变化后的制度回应。对于被西方主流忽视的亚洲音乐人而言，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
根据格莱美发布的规则公告，该奖项旨在表彰“亚洲流行音乐表演的艺术卓越性”，符合入围资格的音乐作品必须源自亚洲市场或在亚洲市场广为人知，涵盖但不限于K-Pop、J-pop、T-pop和C-pop，且需有意义地运用一种或多种亚洲语言。
这也意味着，完全用英语演唱的歌曲不符合该奖项的参选资格，但可角逐其他奖项。在欧美媒体看来，该奖项目前最有望入围获奖的艺人基本集中在K-Pop，其中BTS被看作是该奖项的强有力竞争者。
值得注意的是，评选标准强调的是音乐类型和市场属性，而非艺人的国籍或族裔。换句话说，它试图定义的是“亚洲流行音乐”，而不是“亚洲艺人”。
这一变化背后，更大的推动力来自亚洲音乐市场过去十年的快速崛起。
根据《2025年IFIP全球音乐产业报告》显示，去年亚洲市场收入同比增长10.9%，是全球实体音乐收入最高的地区，占比高达45.1%。其中，稳居全球第二大音乐市场的日本增长8.9%；中国首次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音乐市场，收入同比增长20.1%，位居全球前20大市场增速榜首；韩国则凭借K-Pop建立起成熟的全球输出体系，深刻改变了流行音乐的传播方式。
根据韩国海关数据，自2025年第三季度以来，K-Pop专辑季度出口额持续增长，在2026年第一季度更是突破了1.2亿美元，几乎达到2025年全年出口额的一半。其中，美国跃居为K-Pop专辑主要出口市场前三，占出口总额的28%，而北美地区的销售额更是增长了449.2%；同时，对欧盟的出口也实现了显著增长，增幅达397.7%，占出口总额的16.5%。
但高速增长的背面，是以K-Pop艺人为代表的亚洲艺人在格莱美通类奖项屡遭“冷遇”。
比如，BTS曾在2019年提名第61届格莱美“最佳专辑包装”奖、2021年与2022年两度提名格莱美“最佳演唱组合”奖等，迄今已获得过五项格莱美通类提名；而在今年，美韩合作女团KATEYE、BLACKPINK成员ROSE同样提名格莱美通类未中。
不仅是K-Pop系艺人，包括日本、越南、泰国等地艺人在近几十年来均不乏屡创巡演佳绩、频频登上公告牌排行榜等，却始终被排除在欧美最高主流格奖之外。
正因如此，亚洲音乐在格莱美中的“缺位”，这些年一直伴随着争议。比如2021年BTS在格莱美折戟，全球粉丝就在社交媒体刷爆了碾压格莱美相关话题的“scammys”负面词条。
正如格莱美奖的首席执行官哈维·梅森所说，增加奖项类别能让该奖项更具包容性，同时也能让这些奖项“更好地代表更多的音乐创作者、艺术家、词曲作者和制作人”。去年，美国唱片学院在评选委员会中增加了多名韩国和拉丁裔艺术家。这一举措也被广泛视为该奖项走向更广泛包容性的前提。
事实上，格莱美也在一直在顺应时代浪潮进行奖项调整。像2023年便为非洲音乐人设置了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奖，而今年，Netflix动画电影《K-POP猎魔女团》的OST《Golden》也获得了第68届格莱美最佳视觉媒体歌曲，拉美艺人Bad Bunny更是一举拿下年度最佳专辑。
亚洲音乐奖项的专设，某种意义上也是亚洲音乐人真正获得了在全球第一大音乐市场被看见的机会。
当然，从格莱美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调整同样有着现实的商业考量。
近年来，传统电视直播影响力下降，短视频平台和流媒体不断分流观众，迫使这个拥有六十多年历史的音乐奖项寻找新的增长点。而亚洲音乐，恰恰拥有全球最活跃、最年轻，也最具消费能力的粉丝群体。
换句话说，不是格莱美选择了亚洲，而是亚洲音乐已经发展到无法再被忽视。
为何惹怒了K-Pop?
那么，为何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变，纵观海内外全舆论，不买账者之声仍不绝于耳？
表象之下，其隐忧在于，这更像是一套熟悉的“排外”模式的翻新。
细究格莱美对“亚洲流行音乐”的定义，能够看到具有一些非常明显的K-Pop特征，比如要求“融合统一的音乐创作、舞台演绎与视觉呈现体系”、“适配音频播放与舞台表演双重呈现需求”等。
但众所周知的是，亚洲各国流行乐并非都是具有所谓的概念化制作，甚至不乏缺少视觉MV、专辑设计等。韩国文化评论家郑敏宰在接受采访时指出，“K-Pop以及其他亚洲音乐在北美的影响力不断增长，而试图将J-pop、C-pop等亚洲各国音乐风格迥异、缺乏共同之处的音乐混为一谈，难免会招致批评。”
更重要的是，许多人担心，这个奖项会不会成为亚洲音乐进入通类大奖的一道新门槛。
长期以来，格莱美最具影响力的仍然是年度专辑、年度制作、年度歌曲和最佳新人四项通类大奖。相比之下，各类细分奖项虽然代表专业认可，却始终存在传播力和行业影响力上的差距。
因此，在不少K-Pop乐迷看来，新增亚洲奖项看似扩大了包容性，实际上却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分层——亚洲音乐有了自己的奖，却离真正的主流奖项更远了。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此前，都市音乐、拉丁音乐同样被圈定在细分曲风奖项中，与通类大奖默认无缘。
2020年，知名说唱歌手Tyler,The Creator就曾在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公开炮轰：“‘都市音乐’这个词，就是用一种政治正确的方式、种族歧视的字眼，把黑人音乐人隔离在主流流行乐类别之外。”。甚至强如Beyonce，其现象级专辑《Lemonade》和《Renaissance》也被严格限制在细分类别。
虽然今年Bad Bunny凭《DebíTirar Más Fotos》成为首个获得格莱美年度专辑的西语专辑，创造历史拿下了通类大奖，但如今所设立的“最佳拉丁音乐奖”，也被美媒猜测或也成为格莱美对热度势不可挡的拉丁音乐的限制。
也正因如此，当格莱美宣布设立亚洲流行音乐奖时，不少业内人士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机会，而是历史是否正在重演。
相比黑人音乐、拉丁音乐，另一个更直接的参照对象，其实是非洲音乐。
2023年，格莱美宣布新增“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奖项时，同样被认为是非洲音乐迎来历史性突破。然而短短几年，这一奖项便陷入持续争议。
根据格莱美官方手册，该奖项参评风格涵盖Afrobeats、Amapiano等十几种非洲本土流派，但提名却集中在更加西方化、流行化的作品。比如南非艺人Tyla在2024年凭借《Water》、2026年凭借《RUN 2 START》两度获奖，便陷入了“太西化”、“不像非洲的音乐”等争议。
在非洲媒体《OkayAfrica》看来，格莱美这种做法不仅是在分类，更在定义什么是合格的非洲音乐，而这种所谓的“非洲性”的限定，是在无视非洲的历史。“非洲音乐的定义并非取决于其听起来是否具有古老的韵味，而是取决于它的创作者、它的起源地，以及它如何反映非洲的现实——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是一种存在殖民逻辑的象征性包容，即格莱美虽然要求所谓的地域性，但却从根本上忽视了非洲各地区音乐体裁所具备的传统性、风格化，以及扎根本土生成的现代、融合音乐风格，反而像在筛选符合西方审美的本土文化作品。
而Tyla的两度获奖，也进一步引发了非洲音乐界对本土音乐人创作风向的担忧，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精确的格莱美要求而创作，为了获奖而复刻成功模式，客观上也在剥夺音乐创作的自由。
如今，这套工业流水线的枷锁，又严丝合缝地套在了亚洲音乐的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