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大橘财经 ，作者：刘媛媛
2025年底以来，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潮”席卷全球多个国家。澳大利亚率先通过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随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国等相继跟进。近期，英国政府也宣布，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交媒体禁令将于2027年春季正式生效。
然而，这场以“保护未成年人”为旗帜的全球监管浪潮，看似声势浩大，却正在遭遇一个尴尬的现实：禁令执行效果远低于预期。
就在不久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发布《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通过研究1300余篇综述类文献、240篇海外主流媒体报道、4万多条网络评论、1000份民调，以及现有统计数据的综合研判后得出结论：14-15岁群体禁令合规率仅约27%，七成未成年人仍在使用社交媒体，VPN下载量激增近三倍，用户向更隐蔽的灰色空间迁移。
“这不是风险消除，而是风险转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蒋俏蕾在与观察者网对话时如此评价道。她指出，西方国家“封禁式”治理的成效在真实数据面前已然破功，而中国长期坚持的未成年人模式、分级分类治理与多方协同体系，反而显现出了独特的制度韧性。
社交媒体该不该禁？
在讨论“该不该禁”之前，首先需要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来说到底有没有害？毕竟多国禁令的政策逻辑建立在“社交媒体有害”的预设之上，
清华大学《报告》从学理层面给出了回答。研究团队对Web of Science上2003年至2026年5月底间发表的1309篇系统综述类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选择系统综述而非单项研究，是因为这类研究已经基于大量实证研究进行了横向比较，能够规避单一研究的样本偏差和方法局限。
结果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与未成年人负向心理症状之间的相关系数低，且多数研究为横断面设计，结论指向“小且不一致的关联”。
其中，Odgers与Jensen（2020）在分析了系统综述、大规模预注册研究以及密集纵向研究后明确指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被明显夸大，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因果性结论。
“人们看到未成年人有一些使用社交媒体之后的负面表现，便建立因果联系，但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社交媒体往往是复杂问题中的一环或症状表现，而非根源。”蒋俏蕾向观察者网解释，“未成年人在青春期成长发育过程中会遭遇很多问题，包括学业压力、亲子关系紧张、社交困境等，有时候他们是先遇到了别的问题，才转向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调适应对。但从表面简单归因，好像就变成了‘他在家上网、不去上学了’。”
其认为，这种因果倒置的认知偏差，叠加新媒体诞生带来的普遍道德恐慌、学术发表偏倚，共同塑造了公众对社交媒体的过度焦虑。
《报告》同时指出，实际上，社交媒体也具有增加社会互动、提供情感支持、减少孤独感、提升自尊等积极功能。其影响方向取决于使用方式、动机、内容及个体差异，与家庭环境、同伴关系、社会文化语境密切交织。
因此，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认为，过度使用与过低使用社交媒体均与幸福感下降相关，而适度使用反而与更高幸福感相关联，这绝非简单的“有害”或“有益”二元框架所能概括的。
蒋俏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解释了这一逻辑：“就像游泳在必要的时候是一项求生技能，你姑且还可以选择不学游泳，但在数字时代，你不可能不上网。互联网已经成为像水和电一样的基础设施，你不能因为担心触电，就让孩子一辈子不用电，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教会他如何安全地使用。”
当1300余篇高质量文献都无法为“社交媒体有害论”提供充分学理支撑，澳大利亚等国禁令的出台便并非科学驱动的治理选择，更多成为一种情绪化的政治回应。而学理基础的薄弱，也为后续执行困境埋下了伏笔。
禁令只能管住乖孩子
澳大利亚的禁令设计看似严密：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平台须通过年龄验证技术落实限制，违规者面临高额罚款。然而，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在政策落地后迅速显现。
《报告》援引的多项权威调查数据勾勒出了禁令令人尴尬的执行现状：官方机构eSafety的数据显示，禁令实施六周后，未成年人在受限平台拥有账号的比例从49.7%降至31.3%，表面下降18.4个百分点。但同一调研指出，曾在相关平台持有账号的未成年人中，约七成仍保留账号。
芝加哥大学Becker Friedman经济研究所2026年4月的调查更为尖锐：14至15岁受禁令影响群体的合规率仅约27%，远低于预期的阈值，多数人仍在使用受限平台。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今年5月在澳大利亚发放的1000份问卷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71.4%的13-16岁未成年人表示禁令实施后仍在使用社交媒体，其中85.7%使用父母或家人账号，72.1%谎报年龄注册，38.9%转向小众平台，26.3%使用VPN访问海外平台。
“禁令只能管住乖孩子。”蒋俏蕾直言，现在的未成年对网络已经非常熟悉，只要他们想使用社交媒体，就会找到很多方法绕过禁令。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禁令催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政策生效前后，澳大利亚主要VPN应用日下载量从约1万跃升至2.87万，增幅近三倍；替代平台Lemon8、Yope迅速攀升至应用商店榜单前列，后者约一半用户为16岁及以下。
这意味着，未成年人的社交需求并未因禁令消失，只是从可见空间转向了更难监管的灰色空间。
在蒋俏蕾看来，这种风险转移的代价是双重的。一方面，主流平台的合规压力迫使未成年人涌入缺乏内容审核机制的小众应用和加密通讯工具，反而脱离了原有的保护框架；另一方面，禁令制造的虚假安全感让家长误以为问题已解决，降低了日常监护的警觉性。
“禁令没有消除风险，而是把风险从看得见的地方推到了看不见的地方。孩子在主流平台上遇到问题，家长还可能发现、可能干预，转到暗网、小众平台、加密通讯之后，家长连孩子在哪都不知道。”蒋俏蕾指出，社交媒体不仅是娱乐工具，更是信息获取、同伴互动、身份认同的重要场域。一刀切地不让未成年人使用，反而相当于切断了他们与同龄人交往的重要渠道，将其变成社交孤立的个体。
如果把保护异化为隔离，将治理简化为禁止，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之间的背离便成为了必然。澳大利亚的尴尬揭示了一个道理：在数字原住民的时代，试图通过物理隔绝实现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前数字时代的治理幻觉。
跟风真相：产业、治理与政治合流
既然禁令在学理上存在“先天不足”，在实证数据上又呈现出“后天失灵”，那为何还有多国迅速跟进？同样是发达国家，为何美国却鲜有政府层面的禁令，反而多以设计准则和有限规则应对？
《报告》的政策比较研究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维度：禁令的选择并非纯粹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需求，而是深刻嵌入国家互联网产业格局、治理能力水平与政治周期波动的多重博弈之中。
产业逻辑是第一重滤镜。《报告》发现，本土数字产业发展成熟的国家，因具备与平台深度互动、共同制定规则的能力与经验，更倾向于温和监管。而外资平台主导的国家，则倾向于通过强硬禁令彰显数字主权。
比如，美国拥有Meta、谷歌、亚马逊等全球互联网巨头，其监管思路聚焦于产业设计规制与应用商店责任，直接限制用户访问的禁令频频被法院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叫停。韩国有Kakao Talk，日本有独特的匿名论坛文化，两国的监管均聚焦本土平台的特有问题。
反观澳大利亚、印尼、马来西亚，其互联网市场几乎被国际平台垄断，既无本土企业可依托，又缺乏精细化治理的技术储备与产业协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一刀切”禁令便成为最便捷的政策工具。
“这背后有很强的政治经济驱动。”蒋俏蕾向观察者网分析，“这些国家自己没有本土社交媒体平台，也没有AI大模型，民众却有强烈使用需求。它们通过严苛管理彰显数字治理主权，是一种姿态性的表现。”
治理能力构成第二重约束。年龄验证技术是禁令落地的技术前提，但目前没有任何技术能同时满足“完全准确、完全尊重隐私、低成本且无偏见”的要求。
马来西亚要求强制提交身份证件，虽然有效却引发数据安全担忧；澳大利亚采用生物/行为推断，平衡性较好但仍有误差；欧盟、英国允许自我声明，隐私友好却易被规避。治理能力滞后的国家，往往无力承担精细化监管的技术成本与行政负担，只能简单粗暴“一刀切”。
政治周期则是第三重推手。澳大利亚的禁令从2024年9月提议到11月议会通过，法案文本提交到投票不足两周，公众反馈时间仅24小时。这种闪电立法的速度，与理性成熟的政策制定程序形成鲜明对比，背后反映出政党为迎合主流民意、争取家长群体选民的明显倾向。
《报告》指出，马来西亚、印尼及近期英国的禁令动向，均伴随选举周期与舆论压力。蒋俏蕾直言：“很多家长选民会觉得，出台禁令证明政府有在监管未成年人上网这件事，好感度自然上升，在投票时就会有倾向。但其实这是一种懒政做法，不去评估技术的好坏，直接禁止，既回应了选民焦虑，又绕开了精细化治理的复杂责任。"
因此，禁令潮的跟风效应，并非全球共识的形成，而是特定国家结构性条件下的政策趋同。
非禁而治，中国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当多国还在禁令的泥潭中挣扎，中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正给出另一种可能性。《报告》认为，中国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制度基础，包括未成年人模式、防沉迷机制、平台实名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及内容治理体系，治理逻辑与禁令模式存在本质差异。
差异首先体现在理念层面。中国方案的核心并非“禁止使用”，而是“安全使用”，在尊重未成年人数字权益的前提下，通过内容分级、时长管控、功能限制、家长协同等方式，构建全过程、分场景、可验证的综合治理框架。
蒋俏蕾表示：“媒介素养是数字时代的基本生存能力，不是等风险来临才培养，而是提前装备防护铠甲。电很危险，但我们会教孩子安全用电，而非切断电源。”
其次在技术路径上，中国探索的是“分龄分类”而不是“单一年龄门槛”。德国虽尚未出台法定分级，但其专家委员会已建议对13至18岁青少年实施分级保护标准；中国的未成年人模式则已依据不同年龄的认知特点，将内容分为五个年龄段进行差异化推荐。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多为本土企业，政府具备直接引导平台产品设计、算法逻辑与内容生态的能力，这种平台嵌入型治理使规则能够下沉至技术架构层面，而非停留在入口限制的表面。
此外，多方协同机制是中国方案的另一支柱。《报告》倡导的“政府-学校-平台-家庭”多元保护体系，在中国已有实践基础：政府制定规则与标准，平台落实技术措施与内容审核，学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家长承担日常监护责任。
这种分工避免了禁令模式下政府包办、家长躺平、平台卸责的困境。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挺指出，禁令可能让平台产生“既然已被禁止进入，我无需再为未成年人优化内容”的消极心态，反而降低其保护动力。这正是保护前置与保护缺位之间的微妙界限。
不过，我们目前的方案还需不断完善。蒋俏蕾坦言，未成年人模式仍面临“孩子觉得未成年人模式的吸引力不够而绕过”的挑战，优质内容池建设、跨平台数据协同、家长数字素养提升等仍需持续完善提升。
“但方向是对的。”她强调，系统治理一定比“一刀切”复杂，考验政府的治理能力，但它是唯一可持续的路径，本质上是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那些不具备精细化治理能力的国家，才会选择禁令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
而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中国方案的探索具有全球意义。当AI技术加速嵌入社交媒体，禁令思维的局限性将进一步暴露。挪威已提出禁止小学生使用AI，但若延续此逻辑，未来是否需要禁止未成年人接触每一项新技术？
蒋俏蕾指出：“如果简单用禁令思维对待社交媒体和AI，这一代孩子在国际竞争和知识生产上就可能落后。”
结语：与其恐惧，不如驾驭
澳大利亚的禁令实验，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一份真实样本。半年过去，样本显示的结果并不好看：技术管不住，孩子拦不住，风险只是从明处被赶到了暗处。更深层的问题是，这种治理方式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成了一道年龄门槛，把家长、学校、平台本该分担的责任，统统甩给了“国家禁止”。
清华大学的《报告》核心启示在于：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从来不是能不能用的是非题，而是如何用、谁来管、怎样教的系统工程。如今社交媒体已下沉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AI也在重塑人类认知与交往方式，在这个前提下，试图通过物理隔绝来实现保护，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中国的治理探索表明，真正有效的保护，必须建立在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本土化的技术能力、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以及对未成年人主体性的尊重之上。
蒋俏蕾在对话结束时说：“我们反对禁令，不是说放开让未成年人随便用，而是不要用一刀切的方式，应该用合理的、逐渐的、分年龄、分层级的系统方式，让他们慢慢适应并成长。与其恐惧技术，不如驾驭技术。这既是中国的方案，也应成为全球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