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TOP创新区研究院 ，作者：城市规划研究组
网上有一张流传很广的城市宣传照。一个年轻姑娘，站在一片水池上面的石板路上，背后是东京港区的高楼大厦。
这照片看着极度舒适。水很浅，石板路铺得整整齐齐，风景显然是被精心设计过的。姑娘在水面上走，显得特别从容，没有一丝都市人常见的局促。
这个地方叫“高轮网关城”（Takanawa Gateway City），是东京最新开发的一个旗舰项目。它的地皮原来是日本铁路公司（JR东日本）的一个旧车辆基地，占地9.5公顷。
开发商请了日本著名的建筑师隈研吾来做设计，里面有高档写字楼、绿化广场，还配备了各种扫地和送货机器人。
这个项目的口号起得非常宏大，
叫“充实未来100年的生活”。
这听着很像房地产商的广告词，但其实背后是一桩新生意，它展示了一种新型的城市管理方式：
“被运营的城市”（The Managed City）。
什么叫“被运营的城市”？
简单来说，就是以前搞城市是“规划——建设——交工”，后面的事就归市政管了，而现在，这家铁路公司把地盖好之后，不仅不走，还要像管理一个软件或者一家高档酒店一样，拿着后台数据，天天在控制面板前微调这个城市。
这听上去很美，
但这个城市到底是在被谁运营？
他们又是为了谁的利益在运营？
日本搞高科技城市
其实是为了防老
现在很多谈论智慧城市的文章，都有一种“增长焦虑”。它们假设城市里的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所以需要用高科技来提高效率。
比如沙特搞的那个“线形城市”，或者韩国的松岛新城，都是这个思路。
The Line
但日本的情况完全相反。
日本面临的问题不是人太多，而是人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老。
日本现在29%的人口超过65岁，日本的城市设计师最头疼的问题不是交通拥堵，而是老年人的“社会性孤立”——老年人天天闷在家里不出来，慢慢跟社会脱节，最后默默死在公寓里。
所以，高轮网关城在设计上，
可以看作是一份“防老防收缩”的方案。
你看它的那些科技设计，如果用增长的眼光看，会觉得华而不实。但如果用“防老”的眼光看，逻辑就全通了：
比如，为什么从火车站到大楼的通道，连一个台阶都没有？
因为推着助行器的老太太，根本走不动台阶。
再比如，为什么街上全是扫地机器人和配送机器人？
因为日本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以后根本雇不起那么多清洁工和快递员。
还有，为什么街区里还要配置大型的健康监测中心？
因为他们想把健康检查直接嵌入到你的日常散步中，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体检，延缓衰老。
日本的设计师说：
我们就是想用极度的便利，把老年人“诱引”到公共空间里来。
这确实是个挺有温情的思路，但这里面也有一个代价：
当一个社区的所有公共活动，都必须依赖企业提供的无微不及的便利才能维持时，这就等于把人当成了被动的受保护者，人反而失去了一些“自主性”。
铁路公司为什么
要去抢市政的饭碗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JR东日本是一家铁路公司，
它怎么跑去抢市政的饭碗，当起城市运营商来了？
答案很简单：
因为坐火车的人越来越少了。
在日本这样一个人口持续减少的社会里，铁路公司的传统买卖已经看到天花板了。既然买火车票的人在变少，那怎么办？
最直接的商业逻辑，就是搞“垂直一体化”
——我要把你一整天的时间和金钱都包下来。
你早上坐JR的火车通勤，来到JR盖的写字楼里上班；
中午在JR运营的餐馆里吃午饭；
下午去JR的商场里买衣服；
晚上甚至住在JR开发的养老公寓里。
你一天里产生的每一笔消费、每一次停留，都在JR的系统闭环里。
这就涉及到一个城市规划里的词汇，叫“私有公共空间”（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简称POPS）。
比如高轮网关城里面的那些大广场、连廊和绿地，看着像市政公园，但它们在法律上的所有权是属于铁路公司的。
在市政广场上，你的身份是“公民”；
而在私有公共空间里，你的身份是“用户”。
公民在广场上，是受宪法保护的。只要你不违法，你在那聊天、唱歌、甚至举牌子抗议，政府都不能随便赶你走。
但在人家的“大堂”里，你得遵守人家的“用户协议”。你不能大声喧哗，不能影响别人消费。如果你表现得不太体面，保安就会过来温和地提醒你。
控制论里有一个著名的铁律：系统会不断优化那些能被量化的指标，而让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自生自灭。
在铁路公司的管理后台上，什么东西是可以量化的？
- 人流量；
- 消费额；
- 停留时间。
所以，这些数据会不断被算法优化。但那些不能量化的东西呢？
- 比如一个在长椅上躺着晒太阳的老人；
- 比如几个无所事事、在这大声说笑的叛逆期少年；
- 比如一个街头卖艺的吉他手。
这些东西在公司的报表上不能产生利润，反而可能让那些高净值的消费者觉得不够安全、不够体面。换句话说，它们是系统里的“噪点”。
于是，系统就会通过精妙的空间设计（比如把长椅中间加上扶手让你没法躺下）、温和的保安劝离，把这些噪点悄悄过滤掉。
最后的结果是，城市变得极度干净、安全、舒服。
但代价是，它也变得极度无趣，没有任何意外和 surprises。
三种文明
和它们各自的机器人
如果我们放眼全球，你会发现“运营城市”这套技术——包括传感器、自动驾驶、扫地机器人——在不同的地缘文明里，被玩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版本。
这是因为，大家对“到底该由谁来管理生活”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一样。
第一种，
是日本的“企业当保姆”模式。
主导者是JR、三井不动产、森大厦这些有上百年历史的传统企业。
日本政府现在财政紧张，没精力也没钱去管那么多老龄化社区。企业于是站出来说：我来管。
他们的逻辑是“企业社会责任”加上“长期生意”。
因为日本企业非常看重信誉，他们是真的打算在这个地盘上运营100年的。
它的好处是，极度的精细和靠谱，对弱者有基本的同理心。
但坏处是，没有硬约束。
企业说到底是对股东和董事会负责的。它说要“为你服务100年”，但这只是一句商业承诺，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能约束它。
第二种，
是美国的“精英退守，
自己建飞地”模式。
美国现在的公共系统面临很大的问题，很多老城治安变差，无家可归者增多。
硅谷的精英和风投大佬们，想的不是去帮政府改造这些旧城市。
他们觉得这太慢、太扯皮了。
他们的思路是“退出”（Exit）——干脆自己在外面买块地，建一个全新的、私有化的城市。
比如谷歌之前想在多伦多搞的“Sidewalk Toronto”项目，或者现在一些硅谷大佬在加州买地搞的“California Forever”新城。甚至还有人在洪都拉斯搞的私有自治城市Próspera。
这本质上是一个“会员制俱乐部”。
你要是交得起昂贵的会费（或者购买了高额的物业服务），你就能享受无人机送货、全天候私有保安和完美的自动驾驶。
至于付不起钱的人，对不起，你留在那些破败、混乱的旧城里就好了。
这就是把城市彻底当成了订阅制软件。
如果你不听话，公司随时可以单方面“封你的号”，把你驱逐出去。
第三种，
是中国的“国家大平台”模式。
中国搞智慧城市，是自上而下的，主导者是政府，像是各地政府跟科技企业合作搞的“城市大脑”，强项在于超强的系统集成能力。
比如建一个巨大的地下综合管廊，或者用算法调度全城的红绿灯、预防公共安全事件。
这种大工程，也只有中国模式能办成。
但这种模式也有自己的挑战。
当一个系统过于追求整体的宏观秩序、效率和绝对安全时，那些不能被标准化的“微观活力”——比如街边的小摊小贩、自发形成的露天集市——系统很容易因为嫌它们“乱”，就用行政力量把它们优化掉。
当然，这个问题需要智慧，我们可以一个街区有一定比例的、可控的“不标准状态”，更重要的是，提升基层官员的职业安全与自主，那么他们自然有智慧去包容那些街头的烟火气。
为什么我们需要
保留一点混乱
著名的城市学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说过一句话，大意是：
城市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它的多样性，
而这种多样性往往是以一种看起来有点“混乱”的方式呈现的。
这里的混乱，不是指抢劫和盗窃，而是指那种不期而遇的、没有被计划过的社会交往。
比如，摇滚乐不可能诞生在每天被扫地机器人清洗三遍的无菌广场上。
颠覆性的商业创意，也从来不是在符合写字楼《用户守则》的工位上憋出来的。
不同阶层的人能够互相理解，是因为大家在同一条街道上擦肩而过，而不是在被算法筛选过的专属会所里碰面。
现在的“运营化城市”，最大的隐忧就在于它太想消除所有的摩擦了。
消除了所有的不确定性，城市也就变成了样板间。一个完全没有摩擦的城市，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的、露天的主题公园。
那我们该怎么办？不搞高科技了？
这显然不现实。
真正的办法，是我们在设计和运营这些城市系统时，
要懂得“故意留白”，要在完美的算法里留一点粗糙的缝隙。
比如：
1. 数据要向下赋能。
社区应该有自己的“开源数据接口”，居民应该能自己投票决定，我们这个街区的扫地机器人应该在几点出来，哪些区域不应该装摄像头。
2. 空间要刻意留白。
规划一个街区时，必须强行留出10%到20%的“非结构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设定任何KPI，允许小摊小贩来摆摊，允许年轻人在这涂鸦、滑板，公司的保全和算法不得随意介入。
3. 法律要给公共性托底。
必须在立法上明确：不管这个广场的所有权是不是属于铁路公司，只要它是对公众开放的，市民在这里就享有和市政公园同等的法定权利。你不能因为人家不消费，就让保安把人撵走。
最好的管理，
往往是懂得在什么时候睁开眼睛，什么时候“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