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书评 ，作者：彭祎，头图来自：AI生成
社会主义时期的匈牙利，安装电话是一种资格。科尔奈搬入新居以后，研究所负责人帮他打听安装电话的事，得到的答复颇有分寸：以他当时的身份，还轮不到他优先安装，最好等到他当选科学院院士。后来他果然当选，研究所再去联系，技术人员几天内便出现在门口。
这件小事在《思想的力量》中并不显眼，却很适合用来理解科尔奈。电话作为当时的稀缺品，从来不只是物资匮乏的问题，围绕它，会生长出一套关于资格、身份和关系的秩序。科尔奈的思想价值，正在于他把这种生活经验转化为制度分析，但读科尔奈不能止于科尔奈。
一个社会商品短缺，人的生活便依附于分配者；一个社会商品丰裕，人的生活则可能依附于购买力和资本。前者使科尔奈重新审视计划经济，后者则属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国改革面对的，正是这两种困境：如何摆脱短缺，又如何避免丰裕被资本支配？
一、科尔奈看见了什么？
科尔奈相信共产主义，源于战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不平等留给他的创伤。1944年，他的父亲被送往奥斯威辛，再也没有回来。16岁的科尔奈也被强征劳动，衣服上佩戴着黄色星形标志，在死亡的威胁下被迫逃亡。
对经历过种族迫害的欧洲青年而言，共产主义意味着一种希望：建立一个不再由种族、财富和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新社会。这段经历决定了科尔奈的思想起点。他后来批判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站在外部的敌意中，相反，正因为他曾经认真相信过那个理想，对现实运转中的偏差才格外敏感。
进入《自由人民报》工作以后，科尔奈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运行。按照理论，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就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盲目竞争，按照社会需要安排生产。然而，进入工厂以后，他看见的情形要复杂得多。企业在上报生产能力时往往倾向于谨慎，任务定得低一些，完成计划就更有把握；而在申请原材料和投资时，则会把需求报得更高，因为多一点资源意味着更高的生产安全。
上级机关重视产量，企业便先保证数量；产品质量、成本和消费者满意度，往往退居后位。于是，计划表面上看起来越来越完整，可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偏离现实。
如果把这些现象归结为管理者缺少觉悟，显然不够全面。只要资源由上级分配，企业评价又取决于计划完成情况，那么争取更低的任务和更多的资源，就是一种自然选择。即使更换管理者，只要规则不变，类似行为还是会反复出现。
科尔奈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便来自这些企业调查。彼时的他仍是一名改革者，认为问题主要出在管理过度集中，以为只要减少行政命令、扩大企业自主权、改进激励方式，经济就能够恢复活力。直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次事件让科尔奈逐渐意识到，经济机制并不只是技术问题，它和权力结构紧紧缠在一起。企业依赖上级，因为上级掌握着投资、原料、干部任免和企业存续。信息层层失真，既因为事实难以准确反映，也因为下级在报告时，会自觉适应权力中心的期待。
于是，短缺经济在这里制造了依附，它变成了一种关系结构。企业有获取资源的需求，就必须不断向上协调和争取，久而久之，企业最重要的能力变成了如何与主管部门打交道，而非实际的经营能力。
这种依附还会削弱责任。科尔奈提出“软预算约束”的概念，来形容这种状态。企业经营失败，本应面对破产或被淘汰，可现实中的国有企业常常承担着就业、产量和地区稳定等任务，主管部门不愿轻易让它倒下。当补贴、贷款、追加投资一次次出现，救助就从临时手段变成了稳定的预期。企业知道自己经营不好也未必会倒闭，自然更愿意争取资源，而不是首先改善自身的产品和提高效率。
短缺经济的影响，还会深入人的性格。企业依附主管部门，消费者依附卖方，个人依附于单位和身份。一个人要分到住房、装上电话，往往不是靠正常程序和实际需要，还要看他处在什么位置上。于是，人们开始慢慢相信，分配权比创造能力更加重要。
科尔奈留给社会主义的重要警示是：公共目标不会自动生成公共结果。所有制回答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但在此之后，崇高目的和有效的制度之间，究竟该如何平衡？
二、马克思看见了什么？
如果文章在这里停下，结论就会过于轻快。仿佛只要市场出现，货架就会被摆满，人的自由便随之到来。科尔奈后来确实越来越接近这种判断。经历过东欧短缺的人，很容易把市场看作解放力量。价格能传递需求，竞争会迫使企业改进，预算约束则防止经营失败被无限转嫁。这并非毫无道理。对长期生活在匮乏中的社会而言，市场首先意味着商品种类的选择变多了，企业必须面对消费者，个人生活不再处处等待审批。
但马克思面对的是另一个历史现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世界空前繁荣，交换关系深入生活每个角落，劳动者却仍然会陷入贫困、失业和受支配的境地。
市场上的形式平等，为什么不能自动通向现实生活中的平等？因为市场回应的只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一个没有稳定收入的人，站在琳琅满目的橱窗面前，并不会因此拥有更多选择。需求如果不能转化为购买力，就会在市场中沉默下去。
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悖论，正是体现在这里。资本主义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又把获得这种丰裕的钥匙交给了购买力。商品越多，不平等有时越刺眼。劳动也是如此：劳动者在法律上是自由人，没有人可以把他固定在土地上，但在经济上，他没有不工作的自由，没有拒绝低价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也很难决定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归属。由此说明，资本主义的自由，常常带着一种隐蔽的强制。
马克思所谈论的异化，也要放在这个结构里理解。劳动，本来是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不属于自己：资本组织劳动过程，将劳动成果转化为自身积累，这些积累反过来又支配着劳动者。人创造出的力量，变成了压迫人的力量。商品世界越是喧嚣，人的主体性反而越显得微弱。
科尔奈批判软预算约束，指出企业若总能被救助，经营责任就会被削弱。这一分析置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有效。大型金融机构和垄断企业在繁荣时期享受收益，危机时期却把损失推向社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国家动用公共资源救助金融体系，已经说明软预算约束并不是传统计划经济才有的现象，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
由此看来，科尔奈和马克思并不构成简单对立。科尔奈解释了商品短缺的社会如何使人依附于分配者，马克思则解释了商品丰裕的社会如何使人依附于资本。一个人站在空货架前无能为力，和一个人站在满橱窗前无力购买，当然不是同一种处境，但二者都说明，人的需要始终没有成为经济制度的最终尺度。
三、中国如何回答？
把计划和市场当成两种对立的制度阵营，是二十世纪留下的粗糙分类。中国改革的经验，恰恰突破了这种二元想象。它没有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寻找一个静态比例，而是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中，动态应对处理两种危险情境：资源过度行政化，会重新制造短缺和依附；资本无序扩张，则意味着让人的生活听命于购买力。
中国改革首先回应的是科尔奈式的困境。高度集中的行政配置，曾帮助一个贫弱国家集中有限资源、建立工业基础，但它无法适应复杂的日常经济运行。中国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采取休克疗法，而是将市场机制嵌入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农业生产，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扩大了供给，价格和流通体制的变化让需求更快传导到生产端，对外开放又把中国接入全球产业分工。市场在这里承担的是反短缺功能。它让企业面对需求，让资源流动起来，也让普通人从匮乏、排队和审批中走出来。
不过，中国走出短缺经济，靠的不单是放开市场。更深的动力来自地方增长机制。地方政府被纳入发展竞争，土地被用作融资和建设的基础，城市扩张、产业承接和基础设施投资相互推动，共同构成了中国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它极大地提升了供给能力，改变了城乡面貌。
但科尔奈说的软预算约束，并没有随着传统计划体制的退场完全消散。它从微观企业向上级求援的逻辑，转移到地方财政、土地金融和房地产信用之中。过去的问题表现为工厂等待上级兜底，后来的问题则表现为一整套增长机制对持续融资和资产价格上涨的依赖。中国道路并没有解决科尔奈的问题，而是在新的规模上继续处理它：怎样保持发展动力，又不使债务和土地财政沦为新的依附结构。
当短缺不再是主要矛盾，马克思所揭示的问题便重新浮出水面。市场可以填满货架，却不会自动保证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走向橱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向社会再生产的每一个角落蔓延。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维系生存底线的基础性领域，极易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从而挤压普通人的生存空间，加剧阶层固化。
资本主义固然有政府调控和福利政策，但资本增殖依然从根本上塑造社会运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承认市场的效率，也承认资本在组织生产、推动创新中的作用，同时，要求资本停留在工具位置。财富可以由市场创造，但是，财富的分配及其社会后果，却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自行处理。
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从来不是市场和计划应占多少比例，而是如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审慎处理不同的代价。
近年来，对房地产、平台经济等领域的治理，可以放在这个框架里理解。这类治理更像是重新划定社会基础设施的边界。平台不能把劳动者简化为算法中的计量单位，房地产不能长期充当家庭财富和地方信用的唯一锚点。国家介入这些领域，所要守护的，是人的基本生活条件，是社会再生产不被资本过度侵蚀的底线。
国有经济的位置，也要放到这个宏观周期中看。它不该退回到科尔奈批判过的软预算部门，也不只是“关系国计民生”这几个字可以概括的。当房地产等旧蓄水池退潮，当民间资本在硬科技、重型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领域趋于谨慎，国有资本便承担起一种更长期的功能：在短期利润率不足以支撑的地方，维持国家的投资能力和产业耐心。
这并不意味着国企天然正确。恰恰因为它承担着公共功能，它的责任边界更需要划定清楚。一家企业如果同时被要求盈利、保供给、稳就业、做长期投资和完成政策任务，却仍被放在一张模糊的账本里，问题迟早会出现。公共责任可能被拿来当作争取信贷和财政支持的由头，低效率也可能被包装成战略必需。
所以，国企改革的真正方向，不是简单地“救”或者“不救”，而是建立分类治理。能在市场中竞争的部分，须经受效率检验；承担战略任务的部分，则须将公共投入、绩效目标与政策成本交代明白；已经失去意义的落后产能，不能无限占用资源。
国有经济要证明的，不是自己可以免于竞争，而是公有制能够同现代治理、预算纪律和长期投资结合起来。
共同富裕要回答的，是马克思留下的分配问题：市场扩大财富生产能力之后，劳动者怎样分享增长？如果一次分配中劳动者长期处于弱势，资本收益和资产收益持续扩大，再分配就只能变成一种事后修补。共同富裕如果要真正区别于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方案，就不能只在结果端做补偿，还要在生产和分配的前端改变劳动的位置。
这会落到许多具体问题上。劳动收入能否跟上生产率提升，平台劳动和灵活就业能否获得稳定保障，住房、教育和医疗会不会把家庭拖入长期高负担，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能否缩小。共同富裕的现实程度，取决于这些机制的推进深度。
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对科尔奈和马克思的回答，不是一份已经完成的制度说明书，而是一场仍在进行的制度实验。市场帮助中国摆脱了短缺和行政依附，也把资本扩张、劳动弱势和购买力筛选推到了前沿；国家能力、公有制、宏观调控和共同富裕方向，被运用于限制资本的异化，但又必须警惕行政权力重新制造软预算、寻租和责任模糊。
这条道路的困难之处在于，每一次纠偏都会把另一种风险带回来。市场多一点，活力增强，资本就可能越界；国家介入深一点，公共目标得到保障，行政依附也可能复活；国有经济承担长期任务，能对冲市场短视，也容易滋生低效率；民营经济释放活力，能够增加就业和推动创新，也可能造成财富集中和劳动弱势。这只能在一次次具体碰撞中建立起更可信的约束机制。
至今，中国改革的成就足以令人尊敬。它在几十年间让数亿人摆脱贫困，建立起世界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产业扩张、金融整顿和平台治理中维持了社会稳定。这在同等体量的国家中没有先例。它值得继续期待的地方，并不在于解决所有矛盾，而在于能否把谁受益、谁承担风险，谁扩张、谁接受规制，谁为效率付出代价、谁负责兜底，这些问题逐一纳入制度化的轨道。
科尔奈那部迟迟未能安装的电话，提醒我们警惕空货架背后的资格和依附；马克思让我们看到，另一道门槛同样可能横在满橱窗前。中国的道路，就在这两道门槛之间继续推进：既让货架充实起来，也让橱窗不只属于少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