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丈量城市 ，作者：华高莱斯
2026年，全国开发区的撤并潮正在加速——辽宁已撤并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省级经开区由92家降至71家），下一步还要再撤28家，接近腰斩。
其实，更多省份早已行动：浙江把全省开发区从1059家压到134家，缩水近九成；河南把全省开发区从288个整合为184个。
再看各地的「十五五」规划，上海推动开发主体向集成运营商转变，四川接续推进整合优化提升，安徽引导开发区与产业载体开展优化整合。
也就是说，开发区撤并已经不是偶发现象，已然成为地方产业空间治理的常态。
但这场洗牌并非中国独有。
那些被视作中国制造业「外流」承接地的国家也在调整——
越南把63个省合并为34个，行政精简带动供应链布局重组；印度368个经济特区里实际运营的只有276个，近年来不得不出台新规允许特区逐步退出；印尼更直接，经济特区招商引资不达标的，取消资格。
表面看，大家都在为过去「铺摊子、同质化」纠偏，从追求「体量」转向「质量」，但这只是结果，不是真正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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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北宁省安丰工业园，
是越南北部规模最大、吸引外资最多的
高科技产业基地之一
什么是核心驱动力？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看清一大趋势：全球这波产业空间的大调整，并不全是严格意义上的「开发区撤并」。它至少包含五种形态——
开发区撤并（如中国撤销降级、整合归并）、行政区划合并（如越南并省，带动工业区重组）、老工业区更新（如韩国蔚山改产业模式）、园区运营主体进化（如新加坡裕廊持续市场化）、特区制度重审（如日本清理堆叠三代的特区）。
这五种形态的政策工具、实施主体都不一样，但被同样的「需求」推动——国家的产业必须升级，而过去的产业空间无法匹配了。
所以，不管是已经被撤并的，还是未被撤并的，只要不能承载新的产业需求，迟早要被淘汰。这就逼着所有产业空间，必须进行一次广义的「更新换代」。
01
全球撤并潮背后的三大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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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撤并潮，跟2003年那次性质完全不同。
那时，中国刚加入WTO，外资快速涌入，各地争相建设开发区，到2003年全国开发区膨胀到6866个，平均一个县就有2.4个；随后国家清理整顿，压减到1568个，那一轮是给无序扩张踩刹车。
而这次，核心问题不在「数量」，也不在「土地财政失效」，关键在于三大底层逻辑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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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科技「战」升维。
新一轮科技竞争的核心要素已经转移，例如被誉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AI，比拼的不只是谁的大模型更强，硬件算力更多，作为「基建」的能源、数据，甚至地理位置也已然成为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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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夺高科技产业，各国下了血本——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拨出520亿美元专项补贴半导体制造，日本为本土2nm项目Rapidus累计注资约2.35万亿日元。
但投钱只是入场券，真正决定先进制造能否落地的，是产业园区能不能提供新的「定制化需求」。
以半导体为例，现代晶圆厂不仅需要大面积土地，还需要超纯水系统、稳定大功率供电、低地震风险、振动控制、危险化学品物流，以及关键供应商的近距离配套等等。
对相关企业来说，新建一个专业园区，往往比改造旧园区更合算。
二是，产业「回流」。
发达国家经历制造业空心化之后，正在拼命把先进制造拉回本土：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的总投资计划已提高到1650亿美元；三星与SK海力士官宣合计约1.3万亿美元的韩国本土投资计划，创下韩国企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产业投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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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则在「中国+N」的产业链重构中，努力做实自身的那个「N」——
越南加速承接电子制造和半导体封测环节，其整体封测产能已占全球约6%—7%，印度2025财年电子产品出口达385.7亿美元、第二季度已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智能手机进口的第一大来源地。
两头挤压之下，产业空间不可能再平均用力，配套资源必须向最核心的制造环节集中。
三是，制造业本身的升级。
如今的制造业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早已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智能化。以「灯塔工厂」*为例，至2024年全球共189家（前三为中、德、美），代表着一个国家最先进的制造业水平。
像合肥联宝工厂（全球每售出8台笔记本电脑就有1台产自这里），1小时能调度2000万件物料，高峰期每天完成20万台生产任务，其中80%是定制订单。
高度集约化、智能化、柔性化的生产方式，让低效、分散、通用型园区空间的过剩更加突出。
*灯塔工厂：在智能制造、数字化等方面，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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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灯塔工厂分布示意
这三股力量叠加，再遇上开发区自身的顽疾——职能超载、主导产业模糊、土地财政和债务压力难以为继，就逼出了这场全球性的「撤并潮」。
02
撤完之后：
各国分别怎么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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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并只是开始，撤完之后怎么干、如何再次崛起，才是重点。
国际上三种思路，正好对应产业空间进化的三种形态——越南是「行政区划合并带动工业区重组」，日本是「清理制度工具聚焦核心产业」，新加坡是「运营主体持续进化」。
越南的思路是「合并做大」，把零散的小产能捏成一个超级集群。
2025年，越南将省级行政单位由63个调整为34个，同步撤销县级行政层级，转向「省—乡」两级体制。原北宁、北江两省合并为北宁省。
这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开发区撤并」，但直接影响工业区、供应链和招商格局：县级中间层撤掉、省级统筹增强，土地、基础设施和招商资源更容易在更大范围重新配置。
北宁和北江本是越南北部电子制造重镇，合并后，三星、富士康、立讯、歌尔等企业所在的产业空间被放进同一个更大的发展框架内。
2025年，北宁省进出口总额预计约1820亿美元，接近越南全年货物贸易总额的两成；三星越南供应商约70%位于北宁，围绕手机、显示面板、电子元件、集成电路板等环节，这一带已形成越南最密集的电子制造供应链之一。
日本的思路，是「清旧聚新」，砍掉失效的，把资源砸向最核心的环节。
失去三十年的日本，积累了一堆不同年代形成的特区制度：
2002年前后的结构改革特区（地方自下而上的去规制试点）、2011年前后的综合特区（政策资源集中到先导区域）、2013年创设、2014年后加快落地的国家战略特区（中央主导提升国际竞争力）。
这些制度在不同阶段都有作用，但时间一长就出现目标重叠、工具叠加、对接复杂的问题。日本近年来开始推动特区制度「再启动」，把三类特区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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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战略特区的东京都市圈，
产业迁移与扩散的整体趋势示意
原因很简单，日本已经没有资源可以平均用力了。半导体最典型——1988年前后日本企业一度占据全球半导体市场过半份额，如今只剩一成左右。
想要完全恢复主导地位，非常不现实，只能把资源聚焦到还能重塑产业地位的关键环节：
一边把台积电引到熊本（两座工厂政府补贴约1.2万亿日元，在九州重新聚拢半导体供应链），一边扶持本土Rapidus冲击2nm先进制程（政府累计支持约2.35万亿日元）。
新加坡的思路，是「边换内核，边发展」，靠运营机构持续进化，托起一轮轮产业升级。
裕廊管理局（JTC）的前身裕廊镇公司成立于1968年。
重工业化时代，它填海建设裕廊岛，把七个小岛整合成约3000公顷的能源与化工平台，炼油、石化、特种化学品上下游在岛内闭环——能源与化工至今是新加坡制造业重要支柱，2024年约占制造业产出四分之一；
创新经济时代，它规划开发纬壹科技城，承载生物医药、信息通信、媒体等产业，新加坡生物医药制造产出过去二十多年翻倍，2023年超180亿新元，全球前十大生物制药企业已有8家在新加坡设厂；
之后又通过与淡马锡合作，整合旗下Ascendas、Singbridge等平台，形成覆盖园区开发、城市解决方案的综合平台。助推新加坡，实现占全球约十分之一芯片产出，五分之一半导体设备产出的战绩。
这样说还是有些颗粒度太粗了，下面来看两个具体例子。
03
韩国蔚山：
老工业区不撤牌子，怎么换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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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蔚山，可以说是裕廊的复刻版，不同的是，其老工业区更新的属性更浓。
蔚山位于韩国东南部，是韩国重化工、汽车、造船和能源重镇，现代汽车全球最大汽车工厂、SK能源重要炼化基地都在这里。
但重化工高度集聚，也让蔚山一度成为韩国污染问题的代名词，同时，企业很多，协同却不足。简单关停会动摇经济根基，继续按老模式走又顶不住环境压力。
蔚山开始了适合自身的升级之路——
第一步：先打通「共生网络」。
2005年，韩国启动国家生态工业园区计划，蔚山美浦、温山等工业区成为示范。蔚山策略，是让企业之间建立副产品、废热、废水、能源的交换网络——一个企业的废热变成另一个的能源，副产品变成另一个的原料。
其中难点在于，企业之间天然有信息壁垒和信任壁垒：你不知道我有什么副产品，我担心你的供给不稳定，你怕责任说不清，我怕投入收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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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蔚山「中介机制」为突破点——韩国产业园区公社（KICOX）通过区域生态工业园中心扮演「撮合方」，摸清废弃物和需求清单，做可行性评估，撮合企业配对。
世界银行案例显示，蔚山相关企业在能源效率、工业共生、废弃物管理等方面，产生约5.54亿美元节约收益。也就是说，绿色化不再是单纯增加成本，只要网络搭起来，废弃物和能源也能变成收益。
第二步：向智能绿色园区升级。
蔚山最为关键的，是把老工业基础导入新产业：韩国放宽园区入驻业种限制，让半导体、电池、数字产业、未来交通更容易进入既有工业空间；蔚山推进园区改造，把智能制造、绿色低碳、氢能嵌入传统制造业。
现代汽车在蔚山建设氢燃料电池生产设施，就建在原内燃机变速器工厂用地上，未来生产燃料电池和电解槽，相当于是把传统汽车制造空间升级为新兴产业空间。
两步连起来是一条操作链：专业机构撮合建网络→企业算账实现商业化→园区改革导入新产业，效果上等同于一种「软性撤并」。
04
酒泉样本：
被撤之后，如何「满血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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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移回国内，开发区撤并已出现几种路径：
重庆系统压缩，园区从106家整合为50家，管理机构从108个精简至48个，两年压减运营公司近500家；西安曲江更直接，管委会撤销、整体转型为市级文旅集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社会事务移交行政区。
但不论走哪条路，没有获得新的造血能力，还会面临再次「撤并」。
酒泉，走出了不同的路。
2013年酒泉经开区升格国家级，但产业长期做得太散——什么都想抓，什么都不强；营商环境、服务效率、产业组织能力也没跟上。
结果在商务部考核中连续两年位列倒数，2020年被退出国家级序列，成为35年来国家级经开区首次「红牌罚下」的案例。
酒泉被摘牌后，没有躺平，开始逐步「拿回牌子」。
首先，认准方向，引链主。
酒泉最大的优势，是河西走廊的风光资源。被摘牌后，它把方向收拢到风电、光伏、光热、储能的装备制造。当然，风电装备不能只靠单个项目做来料加工，需要用龙头，带动全产业链的本地化。
酒泉围绕风电装备补链强链，金风科技等整机企业带动，叶片、塔筒、电机、铸件逐步补齐，从「本地组装」走向「整体本地化配套」。
目前，酒泉风电装备年产能达2000万千瓦，是全国风电装备制造品类最全、规模最大的陆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新能源装备制造业产值从2021年的78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00亿元。
其次，是补齐服务短板。
被摘牌暴露的不只是产业问题，也是服务问题。企业落地后，用地、用能、审批、融资、人才、物流、配套、政策兑现，任何一个环节慢下来都会影响扩产和链条集聚。
酒泉把这些短板一项项补上：推行「极简审批」改革，办理周期压缩81.9%，工业用地实现「拿地即开工」，创下8个月建成投产的速度；
政府为引进高端人才提供专项津贴，推动本地职业院校增设储能对口专业填补技术用工缺口；建立市县两级包抓机制与「企业家日」活动，近三年新增经营主体6.96万户。
服务跟上了，链条自然聚拢——
2022年11月被认定为省级高新区，2025年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经开区汇聚74家规上企业、29家「三个500强」及上市企业，建成全国品类最全、规模最大的陆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
这意味着它没有停在「摘牌」阴影里，而是围绕新能源装备产业链，重新建设创新平台、产业平台和企业服务体系。更重要的，是酒泉这一次对齐了国家「双碳」目标下的产业新需求。
总结一下，开发区不管牌子还在不在，都必须跟随国家产业需求升级而升级。能对齐新需求，就还有机会重生；对不齐，哪怕牌子还在，也迟早会被边缘化，甚至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