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一席 ，作者：一席YiXi，原文标题：《人可以拥有更大的世界，我们不能后退了，要往前走｜7月18日 一席杭州》
台风过境，日日有雨。希望大家平安，也期待本周六能等来一个久违的晴天，与大家在杭州会面。
以下是关键信息：
演讲顺序和结束时间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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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讲者
01.
马玉江
艺术家
当下的感觉有时候不够完美，反而更打动人。
如果总将艺术拘束在殿堂之上，成为生产知识和制造权力的工具，艺术可能就失效了。在马玉江看来，艺术应该从真实的生命中生长出来。
马玉江3岁时，母亲去世，只留下唯一一张合影。于是从21岁开始，他每年画一张自己与母亲的合影。画面中他一年年长大、老去，母亲却永远定格在27岁。这似乎成为一种对命运的抗争：上天不让我有妈妈，我偏要有。
失落与不安曾长久地缠绕在他生活里，而生活成为了创作的第一现场。2014年，马玉江因妻子移居香港，在没有身份、没有工作的日子里，他走上陌生的街头，把写给妻子的信件中的文字一个个找到并且拓印下来；此后又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假扮麦当劳的清洁工，收集“麦难民”用5元钱换来的短小收据；到了2023年，他又开始寻找超市里当天过期的商品，以此来定格35岁的365天。
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这些日积月累的“自找麻烦”没有让他适应香港的生活，却让生活本身成为了艺术的材料。那些“非如此不可”的冲动，也最终成为了他践行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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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宋鑫淼
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
教育不需要发给每个孩子一张标准统一的地图，而是应该帮助他们找到那件能让他们眼睛彻底亮起来的事情。
对很多人来说，社会规则推着我们走在同一条通往山顶的路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很少会停下来关注半山腰上的另一条岔路，这条路实际却容纳着3400多万职校生。
主流叙事总给职校年轻人贴上“混日子”的标签，第一次进入职校时，宋鑫淼也曾觉得这里空洞、松散。但经过七八年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她逐渐看到一个被层层结构性困境裹挟的更真实的世界：很多学生从小缺乏家庭支持，孤立无援；职校的专业教学追赶不上市场更迭，学校四处寻求出路却难以得到企业支持；甚至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今天，职校原本引以为傲的技能门槛也在面临严峻考验。
而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在这个文凭遭遇“通货膨胀”的时代，原本以“工作”为终点的职业教育，也不得不转而求取“文凭”作为救命稻草。
职业教育究竟在培养一个人的能力，还是仅仅在购买一张进场的门票？当职校在社会语境中逐渐丧失存在的意义，我们又该如何思考职校在教育体系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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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李文丽
做家政，也做创作
我宁愿苦，也不想麻木。
2017年，47岁的李文丽第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那之前，她大半辈子都生活在甘肃平凉的黄土高坡上，像村里大多数女性一样，围着家庭和土地打转，没有名字，只是谁的媳妇和谁的妈。
日子一眼望不到头。在经历丈夫车祸截肢和亲人相继去世后，李文丽感受到活着的无奈和悲哀。她一遍遍地问自己，人的一生就是这么一直经历苦难，再突然消失吗？
直到家政培训的机会出现，娜拉有了出走的可能。在北京做家政的七年，李文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名字。繁重的家务劳动之外，她加入了皮村文学小组，在雇主家的阳台、杂物间或地下铺位上，用一部旧手机敲下了十几万字的记录。她写诗、画画，画家政女工的困境，画自己穿着裙子旋转时的自由，画那些经历过的身体疼痛与暴力，画梦境，也画在苦难缝隙里偶然窥见的美好。
在文字和色彩里，曾经那个胆小、自卑，连走路都要佝偻着的女孩，终于可以把背挺起来了。如今李文丽仍要面对现实的重压与残破的身体，但她说，人可以拥有更大的世界，我不能往后退了，我要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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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黎健波
绍兴访古爱好者
我很多时候觉得，鲁迅笔下的绍兴是依然顽固地存在的，那个水乡世界从未消逝。
2016年，面对枯燥重复的设计院工作，黎健波毅然离开上海回到家乡绍兴，同时开启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故乡访古之旅。他在豆瓣上持续分享自己的日常发现，也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心匠老师。
不同于专注重点文物的访古爱好者，心匠的访古对象集中在绍兴，且都是那些不起眼的古桥、村落与山川——它们都曾被地方铭记，不止书写在方志与碑刻中，也流淌在当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对他来说，访古是一种自我铭刻：被记录下的不仅是古迹，也是那个时刻的自我。
从寺庙到乌篷船，从古桥到水上庙会，心匠仔细发现，支撑绍兴“水乡”标签的，实际上是宏大的古代水利工程与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
在对水上庙会的记录中，他不仅看到了寺庙作为传统公共空间在现代社会的顽强生命力，还发现了庙会背后更广阔的世界：戏班、锡箔店、龙舟队、造船工匠，以及数量庞大的念佛老太太。这些人群与事件，构成了比建筑更珍贵的水乡遗产。
“鲁迅故乡”是绍兴另一个著名标签，不妨将鲁迅的文字作为一个进入绍兴的入口，社戏、乌篷船、茴香豆，甚至绍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祝福”，依然在这片土地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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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李虹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
每一个孩子都只长大一次，而每一个孩子都独一无二。
我们每天都在阅读，读一本书，读地铁里的站名，读手机上的通知……阅读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很少意识到，它其实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语音早已存在数百万年，而文字不过出现几千年；每一个孩子都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听和说，却没有一个孩子会自然而然地学会阅读和书写。
李虹长期研究儿童阅读发展，也是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的学术顾问。工作多年，她看见许多孩子明明在小时候表现得聪明、好奇、理解力出色，但在进入学校后，却因为记不住汉字，读不懂句子，逐渐自卑，开始逃避家庭和学校。
从听说到读写究竟需要跨越什么障碍？在看见并理解一个字词的时候，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才能被叫做阅读障碍？
李虹发现，中国的阅读障碍儿童不仅仅对文字音、形、意的相互连接有困难，他们还要面对汉字本身的信息量太大、结构复杂、且不直接传达发音的多重考验。这要求诊断和干预都必须因地制宜，而这些恰恰是国内研究最缺失的部分。但她相信，让这些孩子被看见，就已经是社会干预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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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刘晓飞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如果单纯依赖统计性证据，最终每个人都会在他人那里被标签化，成为一个统计数字。
当我们听到“歧视”这个词，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激烈的对抗与显而易见的恶意。但在刘晓飞的眼中，歧视常常伪装成我们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基于统计性证据的“以偏概全”。
归纳与统计是人类大脑为了追求认知效率的生物本能。如果你在某个小吃摊吃了几次烧烤都发生了腹泻，你理所当然会得出结论：这家小吃摊的烧烤不卫生。这种“以偏概全”没有问题，因为你面对的是无生命的客体。
但是，当我们将这种对待客观世界的“客体化”思维应用在人类身上时，就产生了道德风险。
哲学上之所以认为歧视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不仅在于它损害了平等的道德价值，更在于它彻底忽略了对“个体性”的尊重。当人们用一个群体的统计学特征直接框定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时，实际上已经否认了他作为独立个体的能动性，将他降格为了“某种需要提防、管理或操纵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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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任竹晞
一出学社创始人
放下对“标准答案”的期待，保持思辨，在复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线索。
在大人的眼中，这一代的青少年身上似乎贴满了令人头疼的标签：厌学、心理脆弱、被互联网诱惑、躺平摆烂。但任竹晞认为，他们只是在当下的学习方式中找不到意义感。为此，她在北京创办了“一出学社”，一个专门支持不想上学、不能上学青少年的灵活社区。
在优绩主义盛行的今天，孩子们被教导用分数衡量一切，把同龄人当成竞争对手，最终陷入了无意义的“空心病”。“我爸妈虽然学历很高，但仍然生活很焦虑。如果只能像他们一样生活，那我宁愿不学了。”面对孩子们的质问，教育的解药到底是什么？
在一出学社，任竹晞做了一个尝试：不再由老师单方面填满课程表，而是邀请学生共同创造。结果，学生们交上来的学习主题五花八门：为什么我是恋爱脑？怎么保护手机不被父母偷看？如果不上学，我还有价值吗？
在大人们眼里，这些都是好好学习的“干扰项”、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任竹晞把这些问题放到了学习的中心。神奇的是，当教育开始配合学生，那些沉迷游戏的“网瘾少年”、陷入内耗和无助的孩子，竟从这些鸡毛蒜皮里重新找回了学习的意义。
任竹晞相信在面对挑战时，构建一个“自主学习——互相支持——认识复杂”的小系统，或许就是方法。技能可能会落伍，行业可能会消失，但一个拥有自驱力、愿意重新学习的年轻人，在哪里都能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