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老孙荐读 ，作者：立平坐看云起，原文标题：《孙立平｜世界秩序崩塌？》
达利欧的这个大周期理论，提出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没有仔细阅读和消化。趁着最近的空闲，把其脉络和逻辑整理一下，供对此感兴趣但时间和精力又有限的朋友参考。
事先说明几点：
第一，我并不认同美国在不久的将来会走向崩溃的结论，因为在我看来，历史过程并不存在宿命式的最终结果。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互动的结果。
第二，不认同最终的结论，并等于否认其分析的那些问题与挑战的存在，对于这些问题与挑战的分析可能比最终的结论更有价值。
第三，达利欧提出的国际秩序会比国内秩序更容易崩塌的观点，最令人感兴趣。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的互动，是我们观察一些事情的有益角度。
2026年2月14日，慕尼黑安全会议落幕。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在当天发布万字长文，开篇即是一句不加任何修饰的判断：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已经正式崩塌。实际上，这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存在的共识。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总理默茨直言“持续数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欧洲旧有的安全架构已经失效，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则明确表示世界已进入“全新的地缘政治时代”。当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在同一个讲台上集体宣告旧秩序的死亡，达利欧判断这并不是某个人的危言耸听，而是全球精英层已经确认的事实。
这一判断的背后，是达利欧打磨了数十年的“500年大国兴衰大周期”模型。通过对过去五百年历史的研究，达利欧发现，所有帝国、货币和政治体系都会经历一个相似的兴衰循环。其间，会经历六个周期，每个周期大约持续七十五到一百年：
阶段一：新秩序开始。其核心特征是，战争或革命结束，新的赢家（国家或政权）主导世界，建立新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以巩固权力。这是旧秩序崩塌后的重建。
阶段二：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在这个阶段上，新政权建立起有效的官僚体系，完善财富与权力的分配机制。在稳定的政治框架下，国家开始将权力转化为治理能力，使社会运行步入正轨。
阶段三：和平与繁荣的出现。其核心特征是，社会迎来长期的和平与繁荣，经济高速发展，形成全球的“黄金增长期”。原因是，良好的治理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和财富的创造，国家综合国力达到顶峰。
阶段四：过度扩张、泡沫、贫富差距扩大。繁荣滋生了过度自信。国家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度，催生泡沫，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日益扩大。这是周期由盛转衰的关键点。繁荣的果实并未被公平分配，同时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为内部冲突埋下隐患。
阶段五：财务困境、内部冲突、政治撕裂。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债务危机爆发，内部冲突激烈，社会陷入严重的政治撕裂与民粹主义浪潮。当蛋糕不再变大（阶段四），争夺存量蛋糕的斗争（阶段五）就不可避免。国家陷入“内战前夜”，现有秩序在内部压力下岌岌可危。
阶段六：规则崩塌、强权即公理、内战或革命。在这个阶段上，旧规则彻底失效。在国内，可能爆发内战或革命；在国际上，大国激烈冲突，“强权即公理”。当内部冲突无法调和，或外部压力突破临界点，旧的秩序（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便会通过暴力或战争的方式被摧毁，为下一轮“阶段一”的重建铺平道路。
达利欧认为，我们目前正身处这个周期从第五阶段滑向第六阶段的关键转折点，这也是他反复警告世界正进入“实力定义规则”时代的根本原因。当前，世界正处于这一轮长周期的末期——他定义的“第六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特征是什么？达利欧的回答是：没有规则，强权即公理，大国激烈冲突。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不再是硬约束，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法治”退回“丛林法则”。
达利欧提出的一个令人深思的判断是：国际秩序会比国内秩序更容易崩塌。对此，达利欧给出了一个简洁而有力的解释：
国内秩序有立法机构制定规则、执法机构执行规则、司法机构裁决争议，拥有强制执行能力。而国际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真正高于主权国家的超国家执法者。尽管人类曾试图通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让外部秩序更遵守规则，但这些组织最终都失败了——因为它们没有比最强大的国家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当单个国家比国家集体拥有更大力量时，更强大的国家就会力图实现自己的统治。此时，联合国无法约束最强国，国际法在大国利益面前形同虚设。达利欧用一句话概括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实力总是会战胜协议、规则和法律”。
达利欧将旧秩序的崩塌拆解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第一，全球货币与经济秩序正在崩溃。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世界进入纯信用货币时代，长期超发货币使债务规模达到历史极限。各国央行正在系统性减持美元、增持黄金，法币信用被不断削弱，全球货币体系进入重构期。
第二，国内政治秩序正在崩溃。贫富差距、教育差距、价值观差距达到历史极值，社会严重极化，立场压倒事实。在美国，内部分歧已接近内战式对立，传统民主制度难以形成共识，决策效率大幅下降。
第三，国际地缘政治秩序正在崩溃。联合国、WTO等国际组织已经基本失效，美国单极时代正式结束，多强并起，全球进入势力范围争夺。
这三大秩序的同时崩溃，构成了一幅系统性、不可逆的全球变局图景。
达利欧指出，在这一阶段，国家间的冲突将以五种形式全面展开。贸易与经济战——关税壁垒、进出口限制、经济制裁；技术战——技术封锁、出口管制、创新武器化；地缘政治战——领土争夺、联盟博弈；资本战——资产冻结、切断资本市场准入、货币武器化；以及最终的军事战争。
达利欧特别指出，前四种战争在热战爆发前就会长期存在并不断升级。当前全球已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对立双方都无法确信对方不会发动攻击，从而陷入针锋相对的升级循环。一旦竞争升级为军事战争，所有维度的冲突都将被极大化。
为了增强说服力，达利欧将当前局势与二战前的1930年代进行了详细类比。
达利欧指出，两者在巨大债务、货币超发、内部政治撕裂、大国崛起与冲突、国际规则失效等方面高度相似。他特别提到，在热战爆发前的十年里，经济战和资本战就已打响，美国在1930年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挑起贸易战，随后在二战前夕对日本实施了毁灭性的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这种经济上的“绞杀”迫使日本在妥协与开战之间做出了选择。
达利欧以此警示：当前的各种“战”可能也是更大冲突的前奏。
达利欧认为，旧秩序的崩塌并非由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多重深层力量同步作用的结果。其内在的逻辑是，债务压力使主要经济体财政失衡，力量对比重构使新兴大国快速逼近，资源焦虑使内部竞争加剧。他特别强调，外部冲突常常源于内部失衡——内部的软弱让对手看到机会，外部的挑战又反过来加剧内部的防御焦虑。
历史表明，当两个对立的大国在军事力量上势均力敌且存在不可调和的生存分歧时，战争风险最高。
不过，达利欧也指出，这一框架并非必然导向战争。大国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双赢，前提是领导人能清醒评估相对实力和长期趋势。他也警告，最危险的不是冲突本身，而是误判，历史上大多数战争都不是计划好的，而是误判、升级、失控导致的。今天的风险在于各方都很强硬，沟通渠道在减少，国内政治压力迫使领导人对外更强硬。
达利欧的结论是冷静而沉重的：旧规则已死，新规则未立。历史的巨轮正将人类推向一个极其不稳定的动荡时期，直到新的全球秩序在冲突中重新确立。这不是一个可以回避的时代转折，而是一个必须直面的事实。
最后简单说说我的看法：
第一，我不太同意美国崩溃或最后爆发大战这样的说法，理由是，现在人们管控危机或冲突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历史不会简单重复。
第二，技术的进步有可能打乱历史的进程。比如，按原来的推理，在原有世界秩序解体之后，强国对弱国的支配可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最近几年发生的俄乌战争和美以伊战争表明，无人机正在改变力量的对比，缩小强弱之间的差距。
第三，混乱与重构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有可能会见到超出历史范例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