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看理想 ，作者：看理想节目
01.
世界杯赛场上，人们放声歌唱
近几十年来，每届世界杯都会有一首官方主题曲，它变成整个夏天的背景音。很多人就算平时根本不看球，也会不知不觉跟着哼上几句。
而相比之下，其他同级别的体育赛事却很少有这样的惯例。
其实从很久以前开始，足球和音乐之间就有一些特殊的缘分。与从王室兴起的网球、从贵族学校里诞生的橄榄球不同，真正把足球踢成“人民运动”的是英国工人。
大名鼎鼎的曼彻斯特联足球俱乐部（曼联）的前身就是一家铁路公司的工人俱乐部，阿森纳俱乐部也是一家兵工厂的工人办起来的。19世纪末，足球刚刚流行起来，英国工厂也正好开始在周六下午放半天假。工人们有了一段固定的空闲时间，足球就成了他们主要的消遣。
踢球的工人还很喜欢一大群人聚在一起唱歌，从小酒馆到社交俱乐部，他们也把这种传统带到了足球场上。
最早的足球歌曲，球迷们都是直接“借”来现成的旋律，把民间流行的小调、教堂里的赞美诗、军队的进行曲拿过来，换上和自己球队、自己球员有关的新歌词，在看台上共同歌唱。这种从工人社区里带来的传统，让足球的观赛文化也和其他运动有所不同。
一位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认为，对球迷来说，一场比赛更像是部落和部落之间的较量。
“我们”对“他们”这种强烈的情绪，催生出了有组织的助威、队歌和大横幅。大家一起呐喊、一起唱歌，和队员们的比拼发挥一样重要。
每家足球俱乐部都有专属队歌大合唱，这已成为现代足球比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2.
“大力神杯”之前：
“雷米特杯”的坎坷往事
大力神杯是世界杯的二代奖杯，第一代奖杯最初叫“胜利杯”，后来又改称“雷米特杯”，以纪念国际足联主席雷米特。这座奖杯身世坎坷，它的退役与大力神杯的登场，体现着世界杯从动荡走向成熟的一段历程。
1930年6月，雷米特乘坐“孔特维尔德号”赴乌拉圭参加首届世界杯，他随身携带着委托法国雕塑家打造的胜利女神像奖杯。
按当时的规则，奖杯将颁给冠军球队，一个国家只要三次夺冠则可永久保留。但当时的奖杯却毫无存在感：在总决赛上，世界杯决赛时，东道主乌拉圭战胜阿根廷。赛后，乌拉圭人绕场庆祝，手里挥舞着他们自己准备的奖杯。雷米特捧着胜利杯，站在拥挤的球迷中间不知所措，最终只好默默地把奖杯交给了身边的乌拉圭足协主席。
4年之后，第二届世界杯如期举行，但胜利杯仍然没有受到关注。东道主意大利制作了一座巨大的青铜冠军奖杯，它比雷米特杯要大上好几倍。幸好意大利最终夺冠，将青铜杯留在了本国，否则其他国家要运走它会非常困难。按照规则，雷米特杯也留在了意大利。
二战爆发后，1942年的世界杯被取消，雷米特杯被锁进罗马一家银行。
当时的纳粹四处搜刮艺术品，意大利足协官员巴拉西担心奖杯会被德国没收，于是冒险取走奖杯，塞进鞋盒藏于自家床底。奖杯就这样在床下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直到1946年才重见天日。同年，国际足联将其更名为“雷米特杯”，以纪念时任主席雷米特。
1958年，雷米特杯终于迎来高光时刻。那一年巴西队夺冠，队长高高举起奖杯的画面传遍世界，从此“高举奖杯”成为世界杯经典仪式。也正是在这届赛事，17岁的贝利被全世界公认为首位球王。
随着电视转播普及，世界杯影响力激增，奖杯也成了窃贼的目标。
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东道主提前四个月将雷米特杯放在教堂展出，第二天便不翼而飞。当所有警察都束手无策之时，一周后一只名叫Pickles的宠物狗在草丛中发现了失踪的奖杯。就此，Pickles一夜成名，还曾被邀请去拍摄电影。
同年英格兰本土夺冠，多亏这只小狗，他们才能在决赛后高高举起雷米特杯。这座饱经风霜的奖杯，最终在1970年由第三次夺冠的巴西永久保留。
03.
美加墨世界杯有一支难民球队
在世界杯中，有一支球队不会参加任何比赛，但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开赛前三周，还专门为这支不参赛的球队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推广、公布了球队阵容。
这支球队承担着特殊的使命，他们有自己专门的名字——Game Changing Team，中文翻译为改写命运之队。11名队员全部由难民组成，他们每个人都曾经因为战争冲突流离失所，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
Game Changing Team的队长叫阿方索·戴维斯，本届世界杯里他也是加拿大国家队队长。2000年，戴维斯出生在布都布兰难民营，戴维斯一家并不是加纳人，他们来自利比里亚，他的父母因为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被迫逃离了祖国。
为了活下去，他们匆匆离开自己的国家，逃往远在1000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地方——加纳南部的布都布兰难民营。
在布都布兰，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安全，但那里偶尔才能用上电，吃饭靠救济，没有自来水和有效的垃圾处理系统。疟疾和腹泻是长期存在的健康问题。
难民营中的大多数人都在等待着有一天战争结束能够回到故乡，可是戴维斯的父母不想这样盲目地等下去。为了拥有未来，他们再次决定离开，于是向国际难民署提交了重新安置申请，希望能够被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开启长期稳定的生活。
2005年，戴维斯四五岁时，他们全家搬到了加拿大。加拿大给了他们两份特别重要的礼物：第一份是教育，戴维斯和兄弟姐妹们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免费上学。第二份是医疗，家人生病时不用担心付不起医疗费。正因为最基本的生活稳定了下来，戴维斯才有机会把精力放在足球上。
15岁时，他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年轻的职业签约球员。17岁获得加拿大国籍后，他立刻成为国家队成员。18岁，他签约世界最著名的俱乐部之一拜仁慕尼黑。如今26岁的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左后卫之一。
人们很容易把戴维斯的故事简化为从难民营到足球明星的传奇。但事实上，最珍贵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可能是在他人生的每一步，那些像接力赛一样一棒又一棒的托举。
Game Changing Team的每一名球员都有着与戴维斯一样艰难的成长经历。
11个人，便意味着11段颠沛流离的故事，代表着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但却鲜为世人所知的种种无端苦难。
他们效力于不同国家，从来没有在一起训练配合。但是和比赛相比，这支难民球队更重要的使命是：在这最受世界瞩目的40天里，为全球那些无声的、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们发出声音。
他们让人们看见，被迫离开家园的人也可以重新抵达世界。
04.
世界杯赛场上的足球，
只会被使用一个夏天
今年世界杯的官方用球名为“Trion Duck三重浪。和我们印象中的黑白足球不一样，在白色之外，它还采用了绿、红、蓝三个颜色，分别代表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球体则在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了4片球皮拼接而成，球皮接缝处的线条纹理看起来像是海浪。
这颗球光是研发就花了整整三年半的时间，设计团队在研发测试过程中甚至还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然而这样一颗足球，却只会被使用一个夏天。
从1970年开始，阿迪达斯就成为了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供应商。每届比赛他们都会重新设计一款全新的足球，而不是沿用以前的。按照科学家戈夫的说法，虽然在普通人看来，每届世界杯的足球都是圆的，只是外观在变化，但从物理学等专业角度出发，每一个新足球都是在迭代。科学家们试图找到一个完美的球体。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足球“阿兹特克”曾被很多媒体报道，它是第一款告别真皮，全面使用合成材料的世界杯足球。足球作为一项纯户外运动，比赛几乎风雨无阻。而以前的球都是真皮制作的，一到雨天，球很容易就会吸满水，影响球员的发挥。
1974年，化工技术的进步让世界杯的足球首次用上了防水涂层。8年后，用上了橡胶材质的密封接缝。再到1986年，合成材料不仅大大提升了防水性，也变得更结实耐用。
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那颗“贾布拉尼”曾让许多球员叫苦不迭，这颗球广遭批评的主要原因是它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这个球只用了8片皮革裁片，片数越少，拼接皮革的缝线就越短。
除此之外，缝线的深度和宽度也比以往更浅、更窄。这一切都会让球面变得非常光滑，光滑到在足球飞向球门的最后阶段，它的速度刚好会达到某个临界值。这时足球表面很容易出现不对称气流，让足球产生意想不到的偏移。
研究人员持续改进之后的两届世界杯甚至把材料片数减到了6片，他们还刻意加深加宽了缝线，以降低球面的光滑度。今年激进到只用了4片材料的“三重浪”也是类似的思路。
从2018年开始，世界杯足球更是加入了高科技，今年的足球里就嵌入了一颗只有14克重的传感器芯片，堪称世界杯史上的“最强大脑”。它会和球场上的高速摄像机合作，以每秒500次的频率把球的状态实时传输给一个特定系统，帮助裁判判断球员是否犯规。
回顾世界杯足球的进化史，每颗球都独一无二。它们是绿茵场上的焦点，是一门同款复制品会被卖到全世界的生意，也是研究人员试图找到完美球体的探索实录，和每个时代对技术与创新的理解和缩影。
05.
黑马的诞生：
佛得角的组队之法
佛得角位于非洲大陆西边，赤道以北的大西洋上，是由十几个火山岛组成的一个群岛，每个岛其实都是海底巨大的活火山山脉冒出海面的一座山峰。所有岛屿加起来的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北京密云区。
佛得角人踢球热情很高，但平时的比赛都在岛内，岛屿之间交通不便，人口少，对抗又少，所以佛得角国内的足球水平很难提高。针对这样的困境，佛得角想到的解决办法是依靠血统组队。
今年这支队伍里，一半以上都是祖籍佛得角的海外侨民。他们分别出生在荷兰、葡萄牙、法国、爱尔兰和美国，是在这些国家的足球体系里成长起来的。
但由于自身实力限制，他们无法进入这些国家的国家队。加入佛得角国家队，对这些在普通俱乐部上班的普通球员来说，很可能是唯一可以走上世界舞台，和顶尖球员同场竞技的机会。
佛得角人口只有50多万，海外侨民却有150万。独立之前，佛得角常常因为干旱而闹饥荒。1947年到1970年的200多年里，总共出现了12次干旱，造成25万多人死亡。每次饥荒都会有大批居民背井离乡，前往美国、欧洲谋生。他们寄回家里的钱，一度是佛得角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后来佛得角反抗葡萄牙殖民者实现独立，更是离不开侨民出钱出力。而佛得角也从来没有把侨民当做外人。不论侨民到了第几代，都允许他们保留佛得角国籍，甚至连议会里都设了专门的席位留给侨民。
在佛得角的国徽上有两片棕榈叶，一片象征独立斗争的胜利，另一片代表的是干旱期间人民抗旱的信念。连接这两片棕榈叶的是一个金色链环，象征侨民们的友情和相互支持。所以，侨民不是因为足球而突然出现的，他们一直都在佛得角的经济和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佛得角第一次参加非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是2002年日韩世界杯，只踢了一轮就被淘汰了。从那以后，他们就开始在海外俱乐部寻找侨民。2013年，用血统组队的策略初见成效，他们第一次打进非洲国家杯的八强。但直到最近一次非洲国家杯，他们的最好成绩仍然停留在八强。
本次世界杯的扩军，让足球得以容纳更大的世界：非洲可以直接晋级的名额从5个增加到了9个，佛得角牢牢抓住了这次机会，24年间，佛得角人对足球的热情没有变过，用血统组队的决心也没有变过。